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尽管每年仍有数千名女性丧生，但印度的“嫁妆死亡”事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激起公众的愤怒。

伦敦国王学院国王印度研究所的社会人类学家克里蒂·卡皮拉在研究中指出，尽管印度自1961年起就已禁止嫁妆，但新郎家庭索要嫁妆的行为依然存在且十分普遍，未能提供嫁妆的女性可能面临虐待、骚扰，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谋杀。研究称，旨在废除种姓等级制度的法律改革改变了嫁妆的运作方式，但未能消除支撑其存在的社会结构。

印度部分地区已采取措施。印度媒体8日报道称，喀拉拉邦内政部发布命令，成立一个由助理警察总监领导的特别工作组，以确保与嫁妆骚扰和家庭暴力相关的投诉得到及时调查。该工作组由多个机构的代表组成，包括地区妇女保护委员会、地区妇女小组、法律服务管理局、妇女与儿童发展部门地区官员以及女性代表。

印度嫁妆文化盛行的背后

印度新人结婚时，女方通常需给予男方嫁妆。在历史上，这一现象通常被解释为女性被剥夺直接继承权的制度下，女方家庭为其提供的一种经济保障。

女方父母通常被灌输嫁妆是对女儿未来进行“投资”这一观念，而嫁妆与其说是新郎新娘家庭之间的“馈赠”，不如说更像一种经济交易。如果男方家庭认为嫁妆“不够值钱”，女方可能会遭到虐待、凌辱甚至杀害。

社会科学家安比卡·乔普拉告诉新德里电视台（NDTV），女性仍然被视为需要“照顾”的对象，因此新娘的家人需要付钱给新郎，让他替新娘的家人承担这份责任。“如今在公开场合，我们已经很难在中上阶层之中看到嫁妆了，（尽管）社交平台Instagram还有很多展示嫁妆的视频，但其实他们（中上阶层）只是想要炫耀这些‘礼物’。”

社会学家兼活动家兰贾娜·库马里认为，尽管社会不断变化，但农村地区的嫁妆习俗仍然根深蒂固。“因为男人说了算，女人被认为‘需要男人’。在男性掌握着权力的情况下，他可以索要嫁妆或‘礼物’，举办一场奢华的婚礼。”库马里说。

印度自1961年起就已明令禁止嫁妆，但很多女性在结婚时仍需向新郎家赠送现金、衣物和珠宝。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印度90%的婚姻都存在嫁妆问题，1950年至1999年间，嫁妆总额高达2500亿美元。

1983年，德里及印度其他地区发生多起因嫁妆引发的死亡事件，每天都有新娘被丈夫或婆家活活烧死的报道，而这些谋杀案往往被掩盖为“厨房里发生的意外”。这些案件的发生促使印度政府出台了严格的反嫁妆法，即《印度刑法典》第498A条。

律师苏克里蒂·乔汉表示，这项法律是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斗争才得以颁布的，“允许妇女在婚姻家庭中遭受虐待时寻求正义”。

“嫁妆骚扰”事件和法律保护引发对立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2017年至2022年间，印度共有35493名新娘因嫁妆问题被杀害，平均每天20名女性遇害，有时甚至在婚后数年才发生此类事件。仅2022年一年，就有超过6450名新娘因嫁妆问题被谋杀，平均每天18名女性遇害。

《德干先驱报》（Deccan Herald）评论称，尽管多年来开启多个宣传活动，并出台了更严格的法律，但印度许多地区仍普遍存在男方家庭因嫁妆问题骚扰女方的现象。报道指出，从乡村小镇到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都未能幸免”，再次凸显了嫁妆骚扰并非局限于某个阶层或地区。

最近一起疑似因嫁妆导致女方死亡的事件发生在今年7月4日。印度媒体报道称，私营公司销售主管阿克里蒂在当天晚间9点被发现坠亡。据悉，阿克里蒂和丈夫阿克里阿拉斯图在交往8年后于4月24日结婚，而丈夫目前失业。

阿克里蒂的弟弟阿迈·苏塔尔声称，姐姐非常坚强，绝不会自杀。女方的家人还指控称，阿克里蒂的丈夫及其亲属曾向她索要约200万卢比（折合人民币约14.2万元）嫁妆，并且自结婚以来就对阿克里蒂进行反复骚扰和威胁。

与此同时，关于“滥用婚姻法”的讨论也日益受到印度网友关注。据印度新闻信息局消息，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此前向议会提交的数据显示，2013年根据《印度刑法典》第498A条登记的约10864起案件，经警方调查后被认定为“虚假”或“事实或法律错误”。

2024年，一名面临谋杀和嫁妆骚扰等九项指控的北方邦男子苏巴什自杀身亡。苏巴什在生前录制的视频指控称，他的妻子提起了“虚假诉讼”，包括指控他残忍、索取嫁妆以及其他各种不当行为。苏巴什指责妻子一家索要30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13万元）以撤销案件，索要300万卢比作为探视儿子的权利，要求将男方提供的每月抚养费从4万卢比提高到20万卢比。

这起自杀事件的消息在印度多个城市引发抗议，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为苏巴什伸张正义。有男性维权人士称，个别女性滥用《印度刑法典》第498A条骚扰丈夫和亲属。

总部位于孟买的男性权益组织“瓦斯塔夫基金会”的创始人阿米特·德什潘德表示，该法律“主要被用来敲诈男性”，并且“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苏巴什一样遭受苦难”。他强调，该组织的求助热线每年接到约8.6万个电话，其中大多数案件都与婚姻纠纷有关，包括虚假嫁妆案件和敲诈勒索未遂。

“围绕这条法律的诉讼已形成了产业。每起案件中，都有18到20人被列为被告，他们都必须聘请律师，出庭申请保释。甚至有案例显示，两个月大的婴儿或患病的九旬老人也被卷入嫁妆骚扰的指控中。”德什潘德表示，虽然他所列举的都是极端例子，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现象，警察、司法部门和政客们对他们的担忧视而不见。

研究认为嫁妆谋杀案淡出公众视野

伦敦国王学院国王印度研究所的社会人类学家克里蒂·卡皮拉在新的研究中指出，尽管“嫁妆死亡”案件有所增加，但因嫁妆纠纷而导致妇女被杀或被迫自杀的事件已逐渐淡出政治辩论。

卡皮拉在研究中指出，嫁妆在印度历史上是一种仪式性的“献礼”，在被法律禁止后演变成了一种“掠夺性索取”，新郎可以根据种姓、阶级、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要价”。她表示，嫁妆变成了“男性的溢价”，与他的收入潜力挂钩。当新娘家庭无法满足不断上涨的要求时，新郎家庭就会通过对新娘施加身体和心理暴力来进行报复。

这项研究的灵感来自谢巴·查奇的摄影展，这名女摄影师记录了印度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妇女运动。卡皮拉注意到，与之前相比，如今印度女性权益相关的抗议活动似乎有所减少，这一趋势让她感到震惊。

“嫁妆仍在流行，并且对许多女性而言仍然是致命的。奇怪的是，嫁妆死亡案件已不再能激发任何政治讨论或动员。”卡皮拉在研究中指出，更紧迫的问题不是反嫁妆法为何未能奏效，而是为什么这类杀戮已不再产生那种曾让数千名女性走上街头的集体悲愤。“这种消失并非偶然，而是有结构性的原因。”卡皮拉认为，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拥有较为强势的政权。

该研究还指出，选择性堕胎正成为避免潜在债务的一种普遍方式。卡皮拉在研究中援引印度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指出该国儿童性别比失衡，全国平均每1000名男孩对应927名女孩。在旁遮普邦的某个地区，这一比例甚至下降到每1000名男孩对应754名女孩。

“根据我所听闻的轶事，不同阶层和种姓的人不后悔堕掉女胎。不过，这种影响反映在人口结构上，女性更少，导致家庭中的姐妹也更少。”卡皮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