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明远,今年四十二。

清河监狱的典狱长。

外面的人叫我“周扒皮”,说我贪,说我色,说我手黑心更黑。

我不在乎。

这世道,谁不是踩着别人的脊梁骨往上爬?

今天中午食堂吃红烧肉,我多要了两勺油汤,浇在白米饭上,香得流油。

刚扒了两口,管教老孙就敲门进来了。

“周狱长,新来那批女犯里头,有个叫苏晚的,您要不要见见?”

老孙笑得贼眉鼠眼,手里捏着一张档案表,油印的墨迹还没干透。

我拿过来扫了一眼。

苏晚,二十四岁,诈骗罪,判了八年。

照片上的女人素着脸,眼睛却亮得扎人。

那种亮,不是求饶的亮,不是害怕的亮,是骨头里透出来的硬。

我见过太多女犯

刚进来的时候,有的哭,有的闹,有的吓得尿裤子,有的跪下来抱着我的腿喊“青天大老爷”。

看多了,腻。

但这个苏晚,有点意思。

“带过来吧。”我把饭盒推到一边,擦了擦嘴。

老孙应了一声,转身出去。

我等了大概十分钟。

门开了。

苏晚穿着灰扑扑的囚服,手铐还没摘,站在门口。

她比照片上瘦,颧骨微微凸出来,下巴尖得像刀削的。

但那双眼睛,还是亮。

“周狱长。”

她叫了一声,声音不高不低,不卑不亢。

我靠在椅背上,上下打量她。

“诈骗罪?骗了多少?”

“三百万。”

“钱呢?”

“花了。”

“花哪儿了?”

“捐了。”

我愣了一下。

“捐了?”

“捐给山区小学了,六所。”

她说话的时候,嘴角微微翘着,像是觉得这事儿挺好笑。

我盯着她看了半天。

这女人要么是真傻,要么是真有种。

但不管哪种,都让我来了兴致。

“你知道在这儿,我说了算吧?”

“知道。”

“知道就好。”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伸手捏住她的下巴。

她的皮肤很凉,但没躲。

“跟我走。”

我松开手,往外走。

苏晚跟在我身后,手铐叮叮当当响。

走廊很长,灯光昏黄,两边的监舍里传来女犯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有人从铁门上的小窗往外看,看见我领着苏晚,眼神里全是幸灾乐祸。

“又有人要遭殃喽。”

不知谁嘀咕了一句,声音压得很低,但走廊里太安静,听得清清楚楚。

我没理会。

走到走廊尽头,拐进一条窄巷子,推开一扇铁门。

这是审讯室。

但审讯室隔壁,有个小房间,是我专门收拾的。

有床,有沙发,有热水,还有一面大镜子。

苏晚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进来。”

我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根烟。

她走进来,站在屋子中间。

手铐还在手腕上,勒出一道红印。

“摘了吧。”我扔过去一把钥匙。

她弯腰捡起来,自己开了手铐,揉了揉手腕。

“坐。”

她在我对面坐下。

烟抽了半根,屋子里烟雾缭绕。

她没咳嗽,没皱眉,就那么坐着,像块石头。

“怕不怕?”

“怕什么?”

“怕我。”

她笑了。

不是冷笑,是真笑。

嘴角弯起来,眼睛眯了一下,像听了个笑话。

“周狱长,您觉得我该怕您?”

这话说得轻飘飘的,但听着扎耳朵。

我摁灭烟头,站起来,走到她面前。

“你知道上一个跟我这么说话的女犯,现在在哪儿吗?”

“在哪儿?”

“禁闭室,关了十五天,出来的时候疯了。”

苏晚抬头看我。

那双眼睛还是亮,亮得让人不舒服。

“您不会关我的。”

“为什么?”

“因为您对我有兴趣。”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这女人,真他妈有意思。

“行,你说对了,我对你有兴趣。”

我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两个杯子,放在茶几上。

“陪我喝一杯。”

苏晚看了看酒,又看了看我。

“我不喝酒。”

“在这儿,我说了算。”

“我说了,我不喝酒。”

她的声音还是不高不低,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地上。

我盯着她。

她盯着我。

屋子里安静了大概有十秒钟。

然后我笑了。

“行,不喝就不喝。”

我把酒瓶收起来,坐回沙发上。

“跟我说说,三百万怎么骗的?”

苏晚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在膝盖上。

“没骗。”

“没骗?”

“那些人主动给我的。”

“谁主动给你三百万?”

“三个老板,一个官员,还有两个放高利贷的。”

“他们为什么给你钱?”

“因为我告诉他们,我能帮他们洗钱,能帮他们避税,能帮他们摆平麻烦。”

“你能吗?”

“不能。”

“那他们为什么信你?”

苏晚歪了歪头,看着我。

“因为他们贪。”

“贪?”

“贪钱,贪权,贪平安。人只要贪,就容易信。”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东西。

不是得意,不是嘲讽。

是透彻。

像看透了什么东西,又懒得说破。

“那你拿了钱,为什么捐了?”

“因为那些钱脏。”

“脏?”

“脏。”

“那你还拿?”

苏晚笑了一下。

“我不拿,别人也会拿。别人拿了,就真花了。我拿了,至少还能做点好事。”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

这女人说的话,不知道几分真几分假。

但听着,挺新鲜。

“你知道你这话要是传出去,别人会怎么说吗?”

“怎么说?”

“说你傻逼。”

“我知道。”

“那你还在法庭上说?”

“说了。”

“法官信了吗?”

“没信。”

“那你说它干嘛?”

苏晚看着我,眼睛里亮了一下。

“因为是真的。”

我愣住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跟刚才一模一样。

平静,不卑不亢,像在说一加一等于二。

我见过太多人撒谎。

撒谎的人,眼睛会飘,声音会变,手指会动。

但她没有。

要么她说的全是真的,要么她是天底下最会撒谎的人。

不管是哪种,都让我更想看看,这女人到底是什么做的。

“行。”我站起来,“今天就到这儿。”

“我可以回去了?”

“可以。”

苏晚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手铐,自己戴上了。

动作熟练,像是做过很多次。

我看着她。

“你不问我为什么放你走?”

“您会告诉我的。”

“什么时候?”

“您想告诉我的时候。”

她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周狱长。”

“嗯?”

“您这屋子里的镜子,是单向的吧?”

我愣住了。

那面大镜子,确实是单向的。

隔壁审讯室的人能看见这边,这边看不见那边。

这事儿,除了我和几个亲信,没人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苏晚回头看了我一眼。

“猜的。”

然后她推开门,走了出去。

手铐叮叮当当响,声音渐渐远了。

我站在屋子里,看着那面镜子。

镜子里只有我自己。

头发有点乱,肚子有点凸,脸色发黄。

我盯着镜子看了很久。

然后笑了。

这女人,真他妈有意思。

有意思到让我觉得,这破监狱里,终于来了个活人。

我拿起桌上的档案表,又看了一遍。

苏晚,二十四岁,诈骗罪,判了八年。

照片上那双眼睛,亮得扎人。

我把档案表折好,放进抽屉里。

抽屉里还有一堆档案表,都是女犯的。

有的已经出狱了,有的还在监舍里,有的死了,有的疯了。

我把苏晚的那张放在最上面。

关上抽屉。

锁好。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监狱里的灯亮起来,昏黄的光从窗户透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

我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的探照灯扫过来扫过去。

光柱划过夜空,像一把刀。

远处传来熄灯号的声音。

呜呜的,像哭。

我点了一根烟,慢慢抽。

烟雾升起来,模糊了窗户上的倒影。

我想起苏晚说的话。

“我不拿,别人也会拿。别人拿了,就真花了。我拿了,至少还能做点好事。”

这话听着傻。

但仔细想想,又好像不傻。

这世道,谁不是踩着别人的脊梁骨往上爬?

我爬了这么多年,爬到这个位置。

手里有权,兜里有钱,想睡哪个女犯就睡哪个。

但我从来没想过,那些钱脏不脏。

脏不脏有什么关系?

能用就行。

可苏晚说,脏。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得扎人。

那种亮,不是求饶的亮,不是害怕的亮。

是骨头里透出来的硬。

我抽完一根烟,又点了一根。

窗外的探照灯还在扫。

熄灯号已经停了。

监狱里安静下来,静得像座坟。

我站在那儿,抽了半包烟。

然后做了一个决定。

明天,再找苏晚聊聊。

不是想睡她。

就是想聊聊。

这感觉很奇怪。

我活了四十二年,从来没想跟谁聊聊。

但今天晚上,我想跟苏晚聊聊。

聊聊那三百万。

聊聊那些脏钱。

聊聊她那双亮得扎人的眼睛。

我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

转身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空荡荡的,我的脚步声回荡着,一下一下,像心跳。

走到女监区门口,值班的管教看见我,愣了一下。

“周狱长,这么晚了……”

“开门。”

“是。”

铁门哗啦一声拉开。

我走进去。

女监区里很安静,偶尔传来几声咳嗽和梦话。

我走到苏晚的监舍门口。

铁门上有个小窗,我往里看。

屋子里黑漆漆的,隐约能看见几张床,几个人影。

苏晚睡在最里面的那张床上。

她侧着身子,蜷缩着,像只猫。

囚服太大了,袖口挽了好几圈,露出手腕。

手腕上那道红印还在。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没敲门。

没进去。

就站在那儿,看着。

然后转身走了。

走廊里还是空荡荡的。

我的脚步声还是回荡着。

但不知道为什么,脚步轻了很多。

像怕吵醒谁。

走出女监区,铁门在身后哗啦一声关上。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

天上没有星星。

只有探照灯的光柱,扫过来,扫过去。

像一把刀。

我站了很久。

然后回了办公室。

躺在沙发上,盖上大衣。

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那双亮得扎人的眼睛。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我就醒了。

沙发睡得腰疼,我站起来活动了几下,骨头咔咔响。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探照灯已经关了,院子里开始有人走动。

犯人们出操,喊口号,声音整齐得像机器。

“一二一,一二一,认真改造,重新做人。”

我听着这声音,听了十几年。

以前听着,觉得挺顺耳。

今天听着,觉得有点刺耳。

认真改造,重新做人。

这话从他们嘴里喊出来,有几个人真信?

我倒了杯热水,坐在办公桌前,翻开苏晚的档案。

档案很薄,几页纸。

姓名,年龄,籍贯,罪名,刑期。

还有一张入监登记表,上面有她的签名。

字写得挺好看,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我盯着那个签名看了很久。

苏晚。

晚。

晚上的晚。

我正看着,老孙又敲门进来了。

“周狱长,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怎么了?”

“听说您去了女监区?”

老孙问得小心翼翼,眼睛滴溜溜转。

“去了,怎么了?”

“没、没什么,就是问问。”

“问什么?”

“问问您是不是……是不是找那个苏晚?”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老孙。

“老孙,你跟我多少年了?”

“八年了,周狱长。”

“八年,你应该知道我的规矩。”

“知道,知道。”

“我的规矩是什么?”

“不该问的别问。”

“那你刚才问的是什么?”

老孙脸色变了,额头上冒出汗来。

“周狱长,我错了,我多嘴。”

“出去。”

“是,是。”

老孙转身往外走,脚步慌乱。

走到门口,我又叫住他。

“老孙。”

“在。”

“把苏晚调到单人监舍。”

老孙愣了一下。

“单人监舍?周狱长,单人监舍的条件……”

“我知道。”

“那……”

“调。”

“是。”

老孙出去了。

我继续看档案。

单人监舍,是监狱里条件最好的监舍。

有独立的床铺,有书桌,有台灯,甚至有暖水瓶。

一般是给表现好的犯人或特殊犯人住的。

苏晚刚来两天,按规矩,没资格住单人监舍。

但在这儿,我就是规矩。

我说了算。

上午十点,我去单人监舍区转了一圈。

走廊很窄,两边是铁门,每扇门上都有编号。

苏晚被调到了九号监舍。

我走到九号门口,从小窗往里看。

屋子不大,但干净。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暖水瓶。

苏晚坐在桌前,低着头,在写什么东西。

台灯的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白得有点透明。

我没敲门,直接拿钥匙开了锁。

铁门吱呀一声推开。

苏晚抬起头,看见是我,没什么表情。

“周狱长。”

“在写什么?”

“日记。”

“日记?”

“嗯。”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低头看。

桌上摊着一个本子,纸是监狱发的,粗糙发黄。

她的字还是那么好看,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我扫了一眼内容。

“入监第三天。单人监舍。台灯很亮。窗外的天是灰色的。今天早上吃馒头和稀粥。馒头有点硬,稀粥有点稀。但比大监舍的伙食好。不知道为什么会调到这里。可能是周狱长想跟我聊聊。”

看到最后一句,我笑了。

“你怎么知道我想跟你聊聊?”

“猜的。”

“你什么都能猜到?”

“不一定。”

“那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苏晚放下笔,转过身,看着我。

她的眼睛还是亮,亮得让人不舒服。

“您在想,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路。”

我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行,你又猜对了。”

我在床边坐下,床板硬邦邦的。

“跟我说说你的事。”

“档案上都有。”

“档案上只有几行字,我想听你说。”

苏晚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在膝盖上。

这个姿势我见过,上次在审讯室隔壁,她就是这么坐的。

“从哪儿开始说?”

“从头。”

“头很长。”

“我有时间。”

苏晚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开始说。

“我生在南方,一个小县城。我爸是小学老师,我妈在菜市场卖菜。家里穷,但能吃饱。我从小读书好,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费靠贷款,生活费靠打工。大二那年,我爸病了,肝癌。家里没钱治,我妈把菜摊卖了,又借了十几万。钱花光了,人没救回来。”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声音还是不高不低,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爸死后,我妈精神垮了。整天坐在家里发呆,有时候哭,有时候笑。大三那年寒假,我回家,发现我妈不见了。邻居说她跟一个男人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找了半年,没找到。”

“然后呢?”

“然后我退学了。”

“为什么退学?”

“没钱。贷款还不上了,学费也交不起。我就退学了,去了省城打工。”

“打什么工?”

“什么都干。餐厅服务员,超市收银员,工厂流水线。一个月两千块,租房子花八百,吃饭花五百,剩下的寄回去还债。”

“后来怎么开始骗人的?”

苏晚看着我,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不是骗人,是骗那些有钱人。”

“有什么区别?”

“骗穷人,那是真骗。骗有钱人,那是替天行道。”

我笑了。

“替天行道?你把自己当梁山好汉了?”

“差不多。”

“接着说。”

苏晚换了个姿势,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天花板。

“打工打了两年,债还没还完。有一天,我在餐厅当服务员,来了一个客人。穿西装,戴金表,开奔驰。他点了一桌子菜,吃了几口就扔了。结账的时候,从钱包里抽出一沓钞票,数都没数,扔在桌上就走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他那一顿饭的钱,够我还三个月的债。他扔在桌上的小费,够我吃一个月的饭。凭什么?”

“凭什么?”

“是啊,凭什么。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世道,规矩是他们定的,钱是他们赚的,我们这些底层的人,只能捡他们掉在地上的渣。我不甘心。”

“所以你就开始骗他们?”

“对。”

“第一个骗的是谁?”

“一个放高利贷的。”

“怎么骗的?”

“我假装自己是某个领导的亲戚,找到他,说有个项目需要资金周转,利息比市面高两倍。他信了,给了我五十万。”

“然后呢?”

“然后我拿着钱跑了。”

“他没找你?”

“找了,没找到。我换了城市,换了名字,换了身份。”

“那五十万呢?”

“捐了二十万给一所小学,剩下的还了家里的债。”

我盯着苏晚。

她说这些事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

不骄傲,不愧疚,不害怕。

就像在说今天早上吃了什么。

“后来呢?”

“后来就这样,一个一个骗。老板,官员,放高利贷的。谁有钱骗谁,谁贪骗谁。骗来的钱,一部分捐了,一部分留着做下次骗局的本钱。”

“一共骗了多少?”

“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千多万吧。”

“判刑的罪名上写的是三百万。”

“那是最后一次骗的三百万,被抓了。之前的,他们没查到。”

“一千多万,捐了多少?”

“大概七百万。”

“捐了多少所学校?”

“十三所。”

“都在哪儿?”

“贵州,云南,四川,山里的小学。”

我沉默了。

苏晚也沉默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台灯发出的轻微的嗡嗡声。

过了很久,我开口。

“你说的这些,我能查。”

“查吧。”

“如果是假的呢?”

“如果是假的,您怎么处置我都行。”

“如果是真的呢?”

苏晚看着我,眼睛亮了一下。

“如果是真的,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忙?”

“帮我查查我妈在哪儿。”

我愣住了。

“你妈?”

“嗯。我找了她六年,没找到。监狱里消息更少,我更找不到。”

“你觉得我能找到?”

“您是典狱长,您有您的关系网。”

我看着苏晚。

她坐在那儿,囚服太大,袖口挽了好几圈。

手腕上的红印还没消。

眼睛亮得扎人。

但这一刻,那双眼睛里,除了硬,还有别的东西。

是软。

是疼。

是想念。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天还是灰的,院子里有犯人在扫地,扫帚划过水泥地,发出沙沙的声音。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因为您对我有兴趣。”

“有兴趣不代表会帮你。”

“您会的。”

“为什么?”

苏晚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说了一句话。

“因为您不是坏人。”

我转过身,看着她。

“你说什么?”

“我说,您不是坏人。”

我笑了。

笑出声来。

“我不是坏人?你知道外面的人叫我什么吗?周扒皮。说我贪,说我色,说我手黑心更黑。你说我不是坏人?”

苏晚看着我,表情很平静。

“您贪吗?贪。您色吗?色。您手黑吗?黑。”

“那你还说我不是坏人?”

“因为您没害过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害你?”

“您把我调到单人监舍了。”

“那又怎样?”

“单人监舍条件好,您是想让我舒服点。”

“也许我是想让你舒服点,然后更容易下手呢?”

苏晚摇了摇头。

“不会。”

“为什么?”

“您要是想下手,昨天在审讯室隔壁就下手了。您没有。您放我走了。您晚上来监舍门口看我,也没进来。您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走了。”

我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去你监舍门口了?”

“我没睡着。”

“你看见我了?”

“没看见。但我听见了。”

“听见什么?”

“听见您的脚步声。在门口停了大概三分钟。然后走了。脚步很轻。”

我盯着苏晚。

这女人,太聪明了。

聪明得让人害怕。

但更让人害怕的是,她说对了。

我昨晚站在她监舍门口,看了很久。

没敲门。

没进去。

就走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但她知道。

“行。”我坐回床边,“我帮你查你妈。”

苏晚的眼睛亮了一下。

不是那种扎人的亮。

是那种温暖的亮。

“谢谢您。”

“别谢太早。能不能查到,不一定。”

“您愿意查就行。”

我站起来,往外走。

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苏晚。”

“嗯?”

“你说我不是坏人。”

“嗯。”

“也许你说错了。”

“也许。”

“但也许你说对了。”

我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

我的脚步声回荡着,一下一下。

但这次,脚步不轻。

是正常的脚步。

跟平时一样。

走出单人监舍区,老孙迎上来。

“周狱长,都安排好了。”

“嗯。”

“那个苏晚……”

“别动她。”

“是。”

“还有。”

“您说。”

“帮我查一个人。”

“谁?”

“苏晚的母亲。叫陈秀兰。六年前失踪,从南方一个小县城。”

老孙愣了一下。

“周狱长,这……这跟咱们监狱没什么关系吧?”

“我让你查你就查。”

“是,是。”

老孙转身要走。

我又叫住他。

“老孙。”

“在。”

“查仔细点。”

“明白。”

老孙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

天还是灰的。

但好像没那么灰了。

远处传来犯人们干活的声音。

锤子敲石头,叮叮当当。

我听着这声音,听了十几年。

今天听着,觉得有点不一样。

具体哪里不一样,说不上来。

就是不一样。

我回了办公室,坐在桌前。

打开抽屉,拿出苏晚的档案。

照片上那双眼睛,亮得扎人。

但今天看着,觉得那双眼睛里,除了硬,还有别的东西。

是暖。

是光。

是活着。

我把档案放回去,关上抽屉。

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老张,是我,周明远。”

“周狱长?稀客啊,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帮我查个人。”

“什么人?”

“一个叫陈秀兰的女人。五十多岁,南方人。六年前失踪。”

“失踪人口?这事儿归公安管,不归我管啊。”

“你路子广,帮我问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周狱长,这女人跟你什么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你查她干嘛?”

“受人之托。”

“受谁之托?”

“一个犯人。”

老张笑了。

“周狱长,你什么时候开始帮犯人办事了?”

“少废话,查不查?”

“查,查。你周狱长开口了,我能不查吗?”

“谢了。”

“别谢,回头请我喝酒。”

“行。”

我挂了电话。

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又浮现出苏晚的脸。

她坐在桌前,低着头写日记。

台灯的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白得有点透明。

她说,您不是坏人。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我不是坏人?

我贪,我色,我手黑。

但我没害过她。

所以在她眼里,我不是坏人。

这逻辑对吗?

好像对。

又好像不对。

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片云。

我盯着那片云看了很久。

然后笑了。

管他对不对。

反正答应她了。

查她妈。

查到查不到,再说。

下午,我去监舍区巡视。

走到单人监舍区,在九号门口停了一下。

从小窗往里看。

苏晚还在写东西。

台灯亮着,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瘦瘦的,小小的。

我没进去。

继续往前走。

巡视了一圈,回到办公室。

老孙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周狱长,查到一点消息。”

“这么快?”

“托了几个朋友问的。”

“说。”

老孙掏出一张纸条,念起来。

“陈秀兰,女,五十六岁,原籍湖南某县。六年前从老家失踪。有人曾在广东东莞见过她,跟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一起。后来线索断了。三年前,有人在贵州毕节见过一个跟她很像的女人,在路边摆摊卖菜。但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

“贵州毕节?”

“对。”

“具体地址有吗?”

“没有,只是有人说见过。”

“继续查。”

“是。”

老孙出去了。

我坐在桌前,点了一根烟。

贵州毕节。

那地方我知道,山区,穷得很。

苏晚捐的十三所小学,有几所就在贵州。

她妈可能在贵州。

这是巧合吗?

还是冥冥中有什么安排?

我抽完一根烟,又点了一根。

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

探照灯又亮了,光柱扫过来扫过去。

我盯着那光柱看了很久。

然后做了一个决定。

去贵州。

亲自去。

这个决定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周明远,清河监狱的典狱长。

为了一个女犯人的妈,要跑到贵州山区去。

这要是传出去,别人会怎么说?

说周扒皮疯了。

说周扒皮被一个女犯迷住了。

说周扒皮脑子进水了。

但我不管。

我想去。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去。

也许是想看看苏晚说的是不是真的。

也许是想看看那些小学到底存不存在。

也许是想看看,那双亮得扎人的眼睛,到底是真的亮,还是假的亮。

我拿起电话,拨了办公室的号码。

“喂,老孙。”

“周狱长。”

“帮我订一张去贵州的机票。”

“贵州?周狱长,您去贵州干嘛?”

“私事。”

“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这么快?”

“对。”

“那监狱的事……”

“你盯着。”

“是。”

我挂了电话。

站起来,走到窗前。

探照灯的光柱还在扫。

像一把刀。

但今天看着,觉得那把刀,好像没那么锋利了。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贵州的飞机。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全是苏晚的脸。

她说,您不是坏人。

她说,帮我查查我妈在哪儿。

她说,那些钱脏。

她说,我不拿,别人也会拿。别人拿了,就真花了。我拿了,至少还能做点好事。

这些话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像一首歌,循环播放。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

贵州的天比北方蓝,山比北方多。

我租了一辆车,往毕节开。

路不好走,弯弯绕绕,颠颠簸簸。

开了四个小时,到毕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在县城找了个旅馆住下。

房间很小,床很硬,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砖。

我躺在船上,听着外面的狗叫。

一声一声,像哭。

第二天一早,我开着车,开始在毕节周边的山区转。

苏晚说她捐了十三所小学。

我手上有她档案里提到的那六所小学的地址。

六所都在贵州。

其中两所在毕节。

我决定先找这两所。

第一所小学在一个叫石门坎的村子。

导航上没有这个地方。

我一边开一边问路,问了很多人才找到。

到的时候是上午十点。

太阳很大,晒得头皮发烫。

石门坎小学在半山腰上。

三间平房,一个操场。

操场是泥巴地,坑坑洼洼。

旗杆是一根竹竿,上面挂着一面褪色的国旗。

我站在操场边上,看着那面国旗。

风吹过来,国旗飘了几下,又垂下去。

一个老师模样的男人走出来,四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你找谁?”

“我是……我是来考察的。”

“考察?”

“对,听说有人捐了钱建这所学校,我来看看。”

男人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是说苏晚?”

我愣了一下。

“你认识苏晚?”

“认识,当然认识。这所学校就是她捐钱建的。”

“她来过吗?”

“来过。三年前来过一次。待了三天,给孩子们上课,发书包,发文具。”

“她跟你说了什么?”

男人想了想。

“她说,这些钱是她骗来的。”

我愣住了。

“她跟你说了这个?”

“说了。她说得很坦白。她说她骗了有钱人的钱,捐给了我们。她说这些钱脏,但用在孩子身上,就干净了。”

“你不觉得这钱脏?”

男人笑了。

“脏?什么是脏?那些有钱人的钱,哪个是干净的?他们赚的钱,哪个不是从穷人身上刮下来的?苏晚把钱从他们手里拿过来,给我们,这叫脏?这叫干净!”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火。

我沉默了。

站在操场上,看着那三间平房。

墙是砖砌的,窗户是木头的,屋顶是瓦片的。

简陋得很。

但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声音清脆,像泉水。

我站在那儿听了很久。

然后转身走了。

男人在后面喊。

“你要是见到苏晚,告诉她,石门坎的孩子们想她!”

我没回头。

上了车,发动引擎,往山下开。

后视镜里,那面褪色的国旗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第二所小学在另一个村子,叫龙场。

比石门坎还远,路还难走。

我到的时候已经下午了。

龙场小学比石门坎小学还简陋。

两间平房,一个操场。

操场是石头铺的,高低不平。

但教室门口,种着一排花。

红的,黄的,紫的。

在太阳底下开得正艳。

一个女老师走出来,三十多岁,皮肤黑黑的,笑容很暖。

“你找谁?”

“我找校长。”

“我就是。”

“你是校长?”

“对。也是老师,也是后勤,也是门卫。”

她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这学校就你一个人?”

“还有一个老师,今天请假了。”

“学生呢?”

“三十七个。”

“三十七个,两个老师?”

“够了。”

她说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很正常的事。

我看着她,又看着那两间平房,那排花,那高低不平的操场。

“苏晚来过吗?”

女校长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认识苏晚?”

“认识。”

“她来过。两年前来的。待了五天。给我们修了屋顶,换了窗户,还给孩子们买了棉袄。”

“她跟你说了什么?”

女校长想了想。

“她说,她可能以后来不了了。”

“为什么?”

“她说她做的事,早晚会被抓到。她说她不怕被抓,就怕被抓以后,没人再给我们捐钱了。”

“她还说了什么?”

“她还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她,让我告诉那个人,她不后悔。”

“她不后悔?”

“对。不后悔。”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排花。

红的,黄的,紫的。

在太阳底下开得正艳。

风吹过来,花瓣摇摇晃晃。

像在跳舞。

“这花是谁种的?”

“苏晚。”

“她种的?”

“对。她说,花开了,孩子们看着心情好。”

我蹲下来,摸了摸花瓣。

很软。

很嫩。

很香。

我蹲在那儿,摸了很久。

然后站起来,转身走了。

女校长在后面喊。

“你要是见到苏晚,告诉她,龙场小学的屋顶不漏雨了!”

我没回头。

上了车,发动引擎。

后视镜里,那排花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我开着车,在山路上转。

天已经快黑了。

夕阳在山后面,把天边染成红色。

我把车停在路边,点了一根烟。

手有点抖。

不是害怕。

是别的什么。

是感动?

是震撼?

是惭愧?

说不上来。

我抽完一根烟,又点了一根。

脑子里全是那两所小学。

石门坎的三间平房,那面褪色的国旗,孩子们的读书声。

龙场的两间平房,那排花,女校长的笑容。

还有苏晚说的话。

“这些钱脏,但用在孩子身上,就干净了。”

“她不后悔。”

我抽完第二根烟,发动引擎,继续往前开。

天完全黑了。

山路没有灯,只有车灯照出一小片光亮。

我慢慢地开,小心地开。

脑子里一直在想。

苏晚骗了一千多万,捐了七百万,建了十三所小学。

她骗的是有钱人,是贪官,是放高利贷的。

她把钱给了山里的孩子。

她说钱脏,但用在孩子身上就干净了。

她说她不后悔。

我,周明远,清河监狱的典狱长。

我贪,我色,我手黑。

我拿了多少不该拿的钱?

我害了多少不该害的人?

我没捐过一分钱。

我没建过一所小学。

我没种过一朵花。

我坐在车里,在黑漆漆的山路上开着。

突然觉得自己很脏。

不是手脏。

是心脏。

从里到外,都脏。

车灯照出一小片光亮。

我盯着那片光亮,盯着盯着,眼睛就湿了。

我抬手擦了擦。

继续开。

第三天,我回到毕节县城。

没急着回去。

在县城里转,打听陈秀兰的消息。

问了很多地方。

菜市场,车站,派出所。

没人知道。

我在派出所留了电话,说如果有人提供线索,请联系我。

然后我坐飞机回去了。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晚上。

监狱的探照灯亮着,光柱扫过来扫过去。

老孙在门口等我。

“周狱长,您回来了。”

“嗯。”

“查到什么了吗?”

“查到了一些。”

“苏晚的母亲……”

“还没找到。”

“那……”

“继续查。”

“是。”

我走进办公室,坐在桌前。

打开抽屉,拿出苏晚的档案。

照片上那双眼睛,亮得扎人。

我盯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

然后拿起电话,拨了老张的号码。

“喂,老张。”

“周狱长,又怎么了?”

“再帮我查个人。”

“还是那个陈秀兰?”

“对。”

“周狱长,你到底为什么这么上心?”

我沉默了几秒钟。

“因为欠她的。”

“欠谁的?”

“欠她女儿的。”

老张愣了一下。

“你欠一个犯人什么?”

“欠一个道理。”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很久,老张开口。

“行,我继续查。”

“谢了。”

我挂了电话。

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又浮现出龙场小学的那排花。

红的,黄的,紫的。

在太阳底下开得正艳。

苏晚种的。

她说,花开了,孩子们看着心情好。

我睁开眼睛。

看着天花板上的那块水渍。

形状像一片云。

我盯着那片云看了很久。

然后笑了。

苏晚说我不是坏人。

也许她说错了。

也许她说对了。

但不管对错,我想做一件事。

我想做一件,不脏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去单人监舍区找苏晚。

走到九号门口,从小窗往里看。

她还在写东西。

台灯亮着,她的影子投在墙上。

我敲了敲门。

“进来。”

我推开门。

苏晚看见是我,放下笔。

“周狱长。”

“我去了贵州。”

她愣住了。

眼睛亮了一下。

不是那种扎人的亮。

是那种温暖的亮。

“您……您去了贵州?”

“对。去了毕节。去了石门坎,去了龙场。”

“您……您看见了?”

“看见了。看见了你捐的小学。看见了那面国旗。看见了那排花。看见了孩子们的读书声。”

苏晚沉默了。

过了很久,她开口。

“谢谢您。”

“谢我什么?”

“谢您去看。”

“我只是去看看。”

“看看就够了。”

我坐在床边,床板还是硬邦邦的。

“你妈的事,还在查。有人说在毕节见过她,但不确定。”

“毕节?”

“对。你在毕节捐过小学吗?”

“捐过。三所。”

“那就对了。也许你妈知道你捐了小学,特意去了那儿。”

苏晚的眼睛更亮了。

“您觉得她还活着?”

“不知道。但有线索,就有希望。”

苏晚低下头。

过了很久,我看见她的肩膀在抖。

她在哭。

没出声。

但眼泪一滴一滴掉在桌上,洇湿了日记本。

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哭。

没说话。

没动。

就坐在那儿。

过了大概五分钟,她抬起头,擦了擦眼泪。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不该哭。”

“为什么不该哭?”

“因为哭没用。”

“谁说的?”

“我说的。”

“你说错了。”

苏晚看着我。

“哭有用。”

“有什么用?”

“哭能让人知道,你还是个人。”

苏晚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笑中带泪。

“周狱长,您变了。”

“变什么了?”

“变好了。”

“也许。”

“也许什么?”

“也许我只是想做个不脏的人。”

苏晚看着我。

那双眼睛亮得扎人。

但今天看着,觉得那双眼睛里,除了硬,除了暖,还有别的东西。

是信任。

是感激。

是希望。

我站起来,往外走。

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苏晚。”

“嗯?”

“你种的月季,开得很好。”

“月季?”

“龙场小学门口那排花,是月季吧?”

“是。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

“开得很好。”

我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

我的脚步声回荡着。

但这次,脚步很轻。

像怕吵醒什么。

又像怕踩碎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我变了。

监狱里的人都能感觉到。

我不再随便打骂犯人。

我不再克扣伙食。

我不再半夜把女犯叫到审讯室隔壁。

老孙问我,周狱长,您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

他说,您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他不说话了。

但我知道,他心里在嘀咕。

周扒皮怎么变成周菩萨了?

我不是菩萨。

我只是想做点不脏的事。

苏晚说的对,那些钱脏。

我以前拿的钱,也脏。

但脏了的钱,花掉了,还不回来了。

脏了的事,做过了,抹不掉了。

但以后的事,可以不脏。

我托人给石门坎小学寄了一批书。

给龙场小学寄了一批棉袄。

给苏晚档案上提到的另外四所小学,也寄了东西。

文具,书包,体育用品。

不值多少钱。

但心里舒坦。

苏晚还在单人监舍里,每天写日记。

我偶尔去看她。

有时候聊几句,有时候就坐一会儿。

她不问我为什么变了。

我也不说。

但我们都知道。

有些东西,变了就是变了。

一个月后,老张打来电话。

“周狱长,查到了。”

“查到了?”

“陈秀兰,在毕节。”

“确定?”

“确定。有人看见她在毕节市郊的一个村子里,跟一个老头住在一起。地址我发给你。”

“谢了,老张。”

“别谢。周狱长,我好奇一句,你找这个女人到底为什么?”

“为了让一个人安心。”

“谁?”

“一个犯人。”

老张沉默了几秒钟。

“周狱长,你真的变了。”

“也许。”

我挂了电话。

拿着地址,去了单人监舍区。

推开九号的门。

苏晚在写日记。

台灯亮着,她的影子投在墙上。

“苏晚。”

她抬起头。

“你妈找到了。”

她愣住了。

笔从手里掉下来,滚到地上。

“找……找到了?”

“找到了。在毕节。跟一个老头住在一起。”

“她……她还活着?”

“活着。”

苏晚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她的眼泪流下来。

不是一滴一滴。

是哗哗地流。

她没擦。

就让眼泪流。

流过脸颊,流进嘴角,流到脖子上。

“谢谢您。”

“别谢。”

“谢谢您。”

她一直说这三个字。

说了很多遍。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哭。

没说话。

没动。

但心里有一种东西。

很暖。

很软。

很干净。

第二天,我安排苏晚跟她母亲通了电话。

监狱里有规定,犯人打电话要申请,要审批,要监听。

我走了后门。

让她直接打。

电话接通的时候,苏晚的手在抖。

“妈。”

她叫了一声。

然后就不说话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哭着喊她的名字。

“小晚,小晚,你在哪儿?”

“妈,我在监狱。”

“我知道,我知道。妈对不起你,妈当年不该走。”

“妈,别说了。”

“小晚,你恨妈吗?”

“不恨。”

“真的?”

“真的。”

苏晚的声音很平静。

但眼泪一直在流。

我站在门外,听着。

没进去。

让她一个人说完。

电话打了半个小时。

挂断的时候,苏晚趴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推门进去。

她抬起头,眼睛红肿。

“周狱长,我妈说她要来看我。”

“什么时候?”

“她说攒够了路费就来。”

“我给她寄。”

苏晚看着我。

“您……”

“我给她寄路费。”

“为什么?”

“因为我想做点不脏的事。”

苏晚笑了。

笑中带泪。

“周狱长,您知道吗?”

“知道什么?”

“您已经不是周扒皮了。”

“那我是什么?”

“您是周明远。”

我愣了一下。

周明远。

这是我的名字。

但很久没人叫过了。

大家都叫我周狱长,周扒皮。

没人叫我周明远。

连我自己都快忘了,我叫周明远。

“周明远。”

我念了一遍自己的名字。

觉得有点陌生。

又觉得有点亲切。

“行,那我就做周明远。”

我转身走了。

走廊里很安静。

我的脚步声回荡着。

但这次,脚步很稳。

一步一步。

像踩在实地上。

三天后,我给苏晚的母亲寄了路费。

不多,两千块。

够她坐火车来,再坐火车回去。

一周后,陈秀兰来了。

我去车站接她。

她比我想象中老。

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

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手里拎着一个布包。

看见我,她愣了一下。

“您是……”

“我是周明远。”

“周狱长?”

“叫我周明远就行。”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东西。

是感激。

是愧疚。

是说不清的复杂。

“谢谢您。”

“别谢。走吧,苏晚在等你。”

我开车带她去监狱。

到了会见室,苏晚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隔着玻璃,母女俩见面了。

苏晚拿起电话。

陈秀兰拿起电话。

两个人看着对方。

都没说话。

眼泪先流下来了。

我在门外站着。

看着她们哭。

看着她们笑。

看着她们说话。

说了很久。

会见时间到了,管教要带苏晚回去。

苏晚站起来,隔着玻璃,把手贴在玻璃上。

陈秀兰也把手贴在玻璃上。

两只手,隔着玻璃,贴在一起。

苏晚说了一句话。

我听不见。

但看口型,是三个字。

“妈,等我。”

陈秀兰点了点头。

眼泪又流下来了。

我送陈秀兰回车站。

路上,她一直沉默。

快到车站的时候,她突然开口。

“周狱长。”

“叫我周明远。”

“周……周先生。小晚她,在里面好吗?”

“好。”

“她瘦了。”

“监狱里的伙食不好。”

“她以前很胖的。”

“等她出来,会胖回来的。”

陈秀兰看着我。

“周先生,您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我想了想。

“因为苏晚说,我不是坏人。”

“她说您不是坏人?”

“对。”

“那您是吗?”

我沉默了几秒钟。

“以前不是。以后想是。”

陈秀兰笑了。

笑中带泪。

“周先生,您是好人。”

“也许。”

“不是也许。您是。”

她说完这句话,拎着布包,走进了车站。

背影佝偻,脚步蹒跚。

但走得很有力。

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推着她。

我站在车站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海里。

然后转身走了。

回到监狱,天已经黑了。

探照灯亮着,光柱扫过来扫过去。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

天上有一颗星星。

只有一颗。

很亮。

亮得扎人。

像苏晚的眼睛。

我盯着那颗星星看了很久。

然后笑了。

苏晚说我不是坏人。

陈秀兰说我是好人。

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好人。

但我可以试着做。

试着做点不脏的事。

试着做一个叫周明远的人。

而不是周扒皮。

我走进办公室,坐在桌前。

打开抽屉,拿出苏晚的档案。

照片上那双眼睛,亮得扎人。

我盯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

然后把档案放回去。

关上抽屉。

锁好。

走到窗前。

探照灯的光柱还在扫。

但今天看着,觉得那把刀,好像钝了。

好像不是刀了。

好像只是一束光。

一束照亮黑暗的光。

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然后关了灯。

躺在沙发上。

闭上眼睛。

脑子里浮现出很多东西。

石门坎小学的那面国旗。

龙场小学的那排花。

苏晚的眼泪。

陈秀兰的背影。

还有那颗星星。

那颗很亮很亮的星星。

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睡得很沉。

没有梦。

第二天早上,我被电话铃声吵醒。

是老张。

“周狱长,有个消息。”

“什么消息?”

“苏晚的案子,可能有转机。”

“什么转机?”

“她骗的那三百万,其中一个受害人撤诉了。”

“为什么?”

“不知道。听说那个受害人是个官员,最近被调查了,可能怕事情闹大,主动撤了。”

“那其他受害人呢?”

“还在联系。但有一个撤了,其他的可能会松动。如果能达成和解,刑期可能会减。”

“减多少?”

“最少减三年。”

我坐起来。

三年。

八年减三年,就是五年。

苏晚已经待了快一年。

再待四年,就能出来。

“老张,帮我盯着这事。”

“放心。周狱长,你对这个犯人真上心。”

“她不是犯人。”

“那她是什么?”

“她是苏晚。”

我挂了电话。

穿上衣服,去了单人监舍区。

推开九号的门。

苏晚在写日记。

台灯亮着,她的影子投在墙上。

“苏晚。”

她抬起头。

“你的案子可能有转机。”

“什么转机?”

“一个受害人撤诉了。如果能达成和解,刑期可能减到五年。”

苏晚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不是大笑。

是微笑。

嘴角弯起来,眼睛眯了一下。

“五年。”

“对,五年。”

“那我再待四年就能出去了。”

“对。”

“四年。”

她念着这两个字。

像念着什么珍贵的东西。

“出去以后,你想干什么?”

苏晚想了想。

“去看我妈。”

“还有呢?”

“去看那些小学。”

“还有呢?”

“去种花。”

“种花?”

“对。种月季。红的,黄的,紫的。种在很多地方。让孩子们看着心情好。”

我看着她。

那双眼睛亮得扎人。

但今天看着,觉得那双眼睛里,全是光。

全是暖。

全是希望。

“行,等你出去,我跟你一起种。”

苏晚愣住了。

“您……”

“我说,等你出去,我跟你一起种花。”

“您是典狱长。”

“我是周明远。”

苏晚看着我。

看了很久。

然后笑了。

笑得很灿烂。

像那排月季。

红的,黄的,紫的。

在太阳底下开得正艳。

我转身走了。

走廊里很安静。

我的脚步声回荡着。

但这次,脚步很轻快。

像踩在春天的泥土上。

软软的。

暖暖的。

三个月后,苏晚的案子达成和解。

刑期从八年减为五年。

判决书下来那天,我去单人监舍告诉她。

她正在写日记。

听到消息,放下笔。

“四年。”

“对,从现在算起,还有四年。”

“四年后,我去种花。”

“我跟你一起。”

苏晚看着我。

“周狱长。”

“叫我周明远。”

“周明远。”

“嗯?”

“谢谢您。”

“别谢。”

“不,要谢。”

她站起来,朝我鞠了一躬。

九十度。

很深。

很郑重。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弯下去的脊背。

囚服太大了,袖口挽了好几圈。

手腕上的红印早就消了。

但那双眼睛,还是亮。

亮得扎人。

亮得像天上的星星。

我伸手扶起她。

“别鞠了。”

“要鞠。”

“为什么?”

“因为您让我相信,这世上还有好人。”

我愣住了。

这世上还有好人。

这话从一个犯人嘴里说出来。

从一个被我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嘴里说出来。

我看着她。

她的眼睛里有泪光。

但嘴角在笑。

“苏晚。”

“嗯?”

“你也让我相信了一件事。”

“什么事?”

“脏钱可以变干净。”

苏晚笑了。

“对,可以变干净。”

“怎么变?”

“用在干净的地方,就变干净了。”

“那脏人呢?”

“脏人也可以变干净。”

“怎么变?”

“做干净的事,就变干净了。”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两个人对视了很久。

然后都笑了。

窗外的天很蓝。

有一朵云飘过来。

形状像一片羽毛。

我走出单人监舍区。

院子里,犯人们在干活。

锤子敲石头,叮叮当当。

我听着这声音,听了十几年。

今天听着,觉得像音乐。

叮叮当当。

像心跳。

像活着。

我走进办公室,坐在桌前。

打开抽屉,拿出苏晚的档案。

照片上那双眼睛,亮得扎人。

我盯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

然后在档案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苏晚,女,二十四岁,诈骗罪。但她是好人。”

写完,我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把档案放回去。

关上抽屉。

锁好。

走到窗前。

探照灯没亮。

因为是白天。

院子里阳光很好。

犯人们在干活。

锤子敲石头,叮叮当当。

我看着这一切。

觉得这破监狱,好像没那么破了。

这灰蒙蒙的天,好像没那么灰了。

这脏兮兮的世界,好像没那么脏了。

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老张。”

“周狱长,又怎么了?”

“帮我个忙。”

“什么忙?”

“帮我查查,哪里可以种月季。”

“种月季?”

“对。红的,黄的,紫的。”

“你种月季干嘛?”

“让人看着心情好。”

老张沉默了几秒钟。

“周狱长,你真的变了。”

“我知道。”

“变成好人了?”

“不是好人。”

“那是什么?”

“是想做好事的人。”

我挂了电话。

靠在椅背上。

闭上眼睛。

脑子里浮现出一片花海。

红的,黄的,紫的。

在太阳底下开得正艳。

苏晚站在花海里。

穿着囚服。

袖口挽了好几圈。

眼睛亮得扎人。

她在笑。

我也在笑。

四年后。

监狱门口。

我站在那儿,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

不再是典狱长。

我辞职了。

三个月前辞的。

说不干就不干了。

老孙问我,周狱长,您去哪儿?

我说,去种花。

他愣住了。

种花?

对,种花。

苏晚今天出狱。

铁门哗啦一声拉开。

她走出来。

穿着我寄给她的衣服。

一件白衬衫,一条蓝裤子。

头发剪短了,但眼睛还是亮。

亮得扎人。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

“周……周明远?”

“是我。”

“您怎么在这儿?”

“等你。”

“等我干嘛?”

“种花。”

苏晚笑了。

笑得很灿烂。

像那排月季。

红的,黄的,紫的。

“走吧。”

“去哪儿?”

“先去看你妈。”

“然后呢?”

“然后去石门坎。”

“然后呢?”

“然后去龙场。”

“然后呢?”

“然后去所有需要花的地方。”

苏晚看着我。

那双眼睛亮得扎人。

但今天,那双眼睛里,全是光。

全是暖。

全是未来。

“走。”

她说。

我们并肩走出监狱大门。

阳光很好。

天很蓝。

有一朵云飘过来。

形状像一朵花。

我们上了车。

发动引擎。

后视镜里,监狱越来越小。

探照灯没亮。

因为是白天。

我看着后视镜,看了很久。

然后笑了。

苏晚问,笑什么?

我说,笑自己。

笑自己什么?

笑自己活了四十二年,才知道什么叫干净。

苏晚也笑了。

“现在知道也不晚。”

“对,不晚。”

我踩下油门。

车子往前开。

路很长。

但不怕。

因为前面有花。

红的,黄的,紫的。

在太阳底下等着我们。

我握着方向盘。

苏晚坐在副驾驶。

风吹进来。

吹乱了她的头发。

她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

手腕上,没有红印。

只有阳光。

我开着车。

她哼着歌。

是一首很老的歌。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我跟着哼。

哼得不好听。

但很开心。

路很长。

但不怕。

因为我们要去种花。

种很多很多花。

红的,黄的,紫的。

种在所有需要光的地方。

种在所有需要暖的地方。

种在所有需要希望的地方。

我开着车。

她哼着歌。

天很蓝。

阳光很好。

路很长。

但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