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安格斯·约翰斯顿即将卸任，在《悉尼先驱晨报》的专访中表示：中国海军力量增强后，频繁出海巡航，背后藏着“未知意图”，很危险。同时，又坦然承认，澳大利亚国防军也常年远赴南海、东海，执行巡航、军演和抵近侦察。
显然，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安格斯·约翰斯顿有2个不同的标准，同一片海洋，同一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到了约翰斯顿嘴里，却能同时容纳两套截然相反的评价标准。澳军在东亚近海是合理存在，中国军舰在澳洲周边就是潜在威胁。同时，约翰斯顿在采访中抱怨，澳军航行时经常遭遇中国海军“不专业”的抵近驱离。
翻看近年来中澳海空相遇的公开记录，绝大多数事件的共性特征极为清晰。
澳方舰机主动靠近中国海岸线或专属经济区边缘，在中国家门口执行侦察、巡逻或演习任务。随后中方舰艇按照国际海上避碰规则，通过无线电喊话、伴航、航线管制等标准流程，对澳方实施驱离。整个处置过程，中方舰艇保持安全距离，操作克制，所有动作都有国际规则作为依据。
但澳方部分机组人员和舰长的现场行为，往往并非如此审慎。有的突然改变航向挤压中方航线，有的在近距离进行变速机动。这些操作本身就是海上相遇中最容易引发误判的高风险动作。而当中国海军做出相应反制时，澳方却将其包装成“中方不专业”的证据。
约翰斯顿那番自相矛盾的言论，如果只停留在个人层面，倒也不值得大做文章。问题在于，他不是一个人在说话，他代表了一套根深蒂固的认知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靠着坚船利炮打开全球航道，把远洋航行从一种技术能力，变成了一种身份特权。当时亚非拉国家普遍缺乏现代海军力量，根本不存在与西方争夺公海航行权的现实可能。
几百年下来，这种实力落差沉淀为一种心理定势：西方海军在全球任何海域活动，都被默认是正常的、合法的、符合国际秩序的；而发展中国家一旦建设起远洋海军，哪怕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国际公海水域，也会被贴上“扩张”、“威胁”、“破坏稳定”的标签。
约翰斯顿的采访就是这种心理定势的例子，他判别一件事是否正当，不是看它的法理依据，而是看谁在做。
中国海军出现在任何一片公海，都具备完整的法理依据。公海自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对所有国家一律平等。所谓“航行自由”，从来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的专属权利。
中国海军近年来确实走出了过去以近海防御为主的传统活动范围。亚丁湾护航、印度洋常态化巡航、南太平洋训练、环澳大利亚海域的远洋机动，这些行动对应的是一支现代化海军应有的正常活动频次和覆盖半径。
这和“扩张”没有关系。如果穿越别国领海、闯入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抵近侦察、在敏感水域搞针对性的联合演习才算挑衅，那么这些动作的绝大部分，恰好是澳军自己在西太平洋干的。
澳大利亚的P-8A反潜巡逻机频繁出现在南海，澳海军护卫舰随美国航母编队穿越台湾海峡，这些行动早已超出“海上生命线”的防御范畴，直接作用于中国的战略前沿。而中国海军在澳洲附近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公海，没有一次进入澳大利亚领海，没有一次对澳本土构成直接军事压迫。
约翰斯顿选择在离职前夕集中释放对华强硬言论，除了个人理念之外，还有一层不可忽略的国内政治动机。
强硬的对华表态，在澳大利亚本土保守派和部分中间选民中，仍然有市场。他站出来说“中国很危险，澳军很正确”，既能巩固他个人在澳国内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也能为军方争取更多预算和政策支持。
我的三个看法
第一，这不是简单的“舆论战”，而是海洋秩序话语权的争夺。
过去几十年，西方精英习惯用“航行自由”为自己的全球军事存在背书，却拒绝用同一标准衡量其他国家的合法活动。这种话语垄断正在被打破。中国需要的不是和澳方争辩某次对峙的细节，而是要从根本上参与重塑公海活动规则的叙事框架。谁掌握了“什么是正常”的定义权，谁就掌握了未来海空交锋中的道义高地。
第二，澳大利亚的安全焦虑，根源不在中国，而在其自身身份的错位。
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无法真正“脱欧入亚”，但其经济命脉又深度嵌入亚洲。这让澳大利亚陷入矛盾状态：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倚重中国、心理上又无法接受自身地缘角色的重新定位。
第三，“卸任红利”式的对华强硬，正在损耗中澳关系的长期信任基础。
约翰斯顿不是第一个在离职前对华放硬话的西方将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这类行为的累积效应不容忽视。对澳大利亚而言，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中国海军的航迹，而是本国决策层是否具备足够的战略定力，不被短期政治收益绑架，不被盟友的议程推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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