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立足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追溯二里冈文化不同文化特征的来源，提出将二里冈文化特征分为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方面，其中知识体系主要包括城邑及宫殿建筑的修建、手工业技术和交通工具等；价值体系包括都邑选址、都邑整体布局、宫廷祭祀理念、宫殿区格局、非中轴对称布局、城邑及宫殿建筑方位、随葬品组合、占卜、日用陶器组合等方面。通过与相关考古学文化比较得出如下认识：二里冈文化的知识体系全面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先进因素；而价值体系则是保持其自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选择性接受了商人原有文化传统中所缺乏的因素。
关键词： 二里冈文化；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知识体系；价值体系
夏文化探索肇始于 1959 年徐旭生先生在豫西进行的“夏墟”调查 [1] ，他将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两地区作为探索“夏墟”的重点区域，并定义夏文化为夏代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自此，夏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虽未达成共识 [2] ，但大多数学者均认为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基本相符，是最有可能的夏文化。《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可见，在春秋晚期孔子的思想观念里，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一脉相承，因时而损益的。
张光直先生指出商文明中礼仪性遗存（统治阶级）与日用陶器（被统治阶级）的差异，并认为来自东方的礼仪性遗存更能代表商文明和商族，日用陶器来自漳河流域 [3] 。方辉 [4] 、栾丰实 [5] 等先生认为岳石文化是先商文化，从南关外期的陶器群向上追溯，将其中的岳石文化因素视为主流，自然便将南关外期遗存的来源视为鲁西、豫东一带的岳石文化。郑光先生持夏商文化一元论，将二里头文化看作先商文化 [6] 。更多的学者认为下七垣文化应是商人灭夏前所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不过，王立新先生曾指出，早商文化陶器群的谱系渊源虽为下七垣文化，但宫殿宗庙为中心的都邑、铜礼器等都不见于目前的下七垣文化中，需辨明夏文化在先商至早商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何种作用 [7] 。
孙庆伟先生说： “由先商到早商，究竟是应该注意陶器等物质遗存的继承，还是要更多关注祭祀等宗教活动的传承，这无疑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考古学理论问题。” [8] 陶器等日用遗存与礼仪性遗存何者才能代表商文明和商族？还要辨明所谓陶器等日用遗存与礼仪性遗存的来源是否真的不同？如若不同，其原因是什么？是否真的对商文化渊源的探索有无法解决的影响？
南关外期等遗存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尚未形成稳定的考古学文化，也不是二里冈文化陶器群的直接源头。所以，要讨论上述问题，不应立足于南关外期等遗存，须以二里冈文化为基点。下文以二里冈文化都邑遗址 ——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为主体试做分析。
一、二里冈文化特征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比较
考古实践证明，考古学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考古学文化中包含诸多文化因素，总能在其前、其后或同时的考古学文化中找到部分相似的文化因素。考古学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因素的复合体 [9] 。文化因素分析法即是对考古学文化诸构成因素的分析，包括文化内部不同文化因素的定性定量、不同阶段文化因素的消长、源流的考证、与周围同时期文化的互动关系等 [10] 。
当前，二里冈文化获得了包括城址、墓葬、建筑基址、祭祀遗存及手工业作坊等在内的丰富物质遗存，这里对其主要文化特征进行归纳，比较对象主要是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
1. 都邑选址
夏商都邑大多位于郑洛地区，正所谓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王立新先生认为这种都邑选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自夏以来的王朝体制和王朝正统观念的不断强化 [11] 。也就是说，商人在灭夏之后继承了夏人的王朝体制和正统观念。
2. 都邑整体布局
二里头遗址 [12] 整体布局严整，具有很强的规划意识（图一）。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两条南北向、两条东西向道路构成“井”字形道路系统，道路内侧开始兴建大型宫殿建筑，宫殿区开始形成，宫城位于遗址中部偏东南。近年来在宫西路以西新发现与之平行的南北向道路，在宫城以西、以南道路两侧发现有墙垣 [13] ，表明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多个网格的布局。祭祀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道路网的南北中轴线，以宫城为中心，祭祀区在北，手工业作坊区在南，贵族墓葬区等重要遗存都围绕宫殿区分布。手工业作坊区有围垣与外界相隔，已发现的围垣遗迹有作坊区北部的 Q3 、 Q5 以及作坊区西部的 Q7 [14] 。二里头遗址池苑遗迹位于宫殿区 3 号基址北院内。
偃师商城 [15] 在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一期时建成了小城城墙，并在城内中部偏南建成并使用宫城城墙和部分宫殿。以往认为小城城墙在大城建成后即告废弃 [16] ，即小城、大城不同时。近年的发掘则表明，小城城墙直至第六段才随偃师商城遗址的废弃而废弃 [17] 。那么，在第三段建成大城后，便形成多重城垣结构。偃师商城在整体规划上与二里头遗址布局理念相似，各功能区同样布局严整（图二）。尤其是近年来小城内揭露出纵横交错的路网，将小城划为网格状的不同空间单元，这种空间规划理念应承继自二里头遗址的网格状布局 [18] 。宫城内部由南向北分为宫庙区、祭祀区和池苑区三部分 [19] 。宫城周围环绕众多夯土建筑，发掘者认为可能是贵族聚居区和中央官署。偃师商城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遗存相对集中于大城东北部，未见围垣设施，小城和宫城内也发现铸铜相关遗存。另外在小城西南角、东墙外侧及西北角均发现有仓储类设施，前二者应属府库设施 [20] ，而后者很可能是储存粮食的囷仓遗存 [21] 。
郑州商城 [22] 为内城、郭城双重城垣结构，内城东北部一带发现众多大规模夯土建筑基址，以往认为此处很可能就是“宫城”或“宫殿区”之所在，地势较高且平坦，在龙山时代晚期到洛达庙期一直是聚落所在地，在“宫殿区”东北，发现有池苑遗迹，东北城墙内侧存在一处祭祀场地，或许与宫廷祭祀有关。不过，近来刘亦方等先生指出东北部“宫殿区”地势较低，并非之前认为的高地，目前所见亦非宫殿区的全部，内城中部也是宫城选址的可能区域 [23] 。郑州商城未发现围垣作坊区，铭功路制陶作坊临近人民公园 [24] 铸铜地点，紫荆山北制骨作坊临近紫荆山北铸铜作坊，可能是两个大的手工业作坊区 [25] ，大都位于内城与郭城之间，与偃师商城手工业作坊区的布局相似，唯有铭功路制陶作坊可能在郭城之外 [26] 。此外，郑州商城内亦应存在若干由墙体、沟渠分割出的带围护的不同界格空间，这种网格状布局与偃师商城相近，传承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二里头文化以来的街区式布局理念 [27] 。
3. 宫廷祭祀区
二里头遗址祭祀区位于宫殿区以北，东西连绵二三百米，发现圆形地面建筑和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可能是文献所谓的 “坛、墠” [28] 。另在宫殿区东北部发现 1 号巨型坑 [29] ，面积约 2200 平方米，坑内出土众多猪牲遗存，表明此处可能是一处专门的祭祀场所。
偃师商城祭祀区位于宫城北部，东西达 200 米，由东往西可分 A 、 B 、 C 三区。 A 区包括“祭祀场”和祭祀坑； B 、 C 区是两个独立的“祭祀场”，为平面呈长方形的沟状遗迹， B 区和 C 区均以猪牲为主 [30] 。祭祀遗存与二里头 1 号巨型坑较为相似。宫城东部六号宫殿东院路土下的祭祀 D 区也发现较多猪牲遗存 [31] 。郑州商城殉猪现象不占主流，小双桥和洹北商城的殉猪现象更为少见 [32] 。殷墟西北冈王陵区的祭祀遗存以人祭坑为主，兽祭坑则以马为主，宫殿宗庙区内的祭祀遗存同样以人祭为主 [33] 。偃师商城的祭祀区布局、以猪牲为主的宫廷祭祀制度应与二里头遗址颇有渊源。
4. 宫殿区格局
偃师商城宫城内的主体宫庙建筑可分为东西两列。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一期时，已形成四号宫殿在东，七号、九号和十号建筑群在西的分列格局，直到第三期时，依然基本保持这一布局 [34] 。前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开始，宫城内即存在东西两列宫殿建筑，包括西部的 1 、 7 号等和东部的 4 、 2 、 6 号等建筑。二里头文化二期的 3 、 5 号宫殿亦可归属于东部建筑群。虽有学者通过二里头遗址 1 号宫殿东北角的内凹，推测宫城存在东、中、西三组建筑群 [35] ，但勘探结果表明 1 号宫殿东北角以东区域应是一处广场 [36] 。
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东西两列宫殿建筑的性质也极为相似。二里头遗址宫城西列的 1 号宫殿应为一座主殿四周有墙壁而内部无堂室分隔的敞亮厅堂式朝堂建筑 [37] ，其南部的 7 号建筑可能属于具有礼仪性质的门塾遗存 [38] 。东列的 2 、 4 号等宫殿应为宗庙建筑 [39] ，早期的 3 号宫殿也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宗庙 [40] 。偃师商城宫城东列的四号宫殿应属于宗庙建筑，西列的建筑群应为朝寝建筑，已呈现“前朝后寝”的布局 [41] 。偃师商城的宫庙东西分列布局与二里头遗址宫城内主要建筑的布局理念极为相似，很大可能是殷承夏制。
侯卫东先生指出在郑州商城形成阶段，东北 —西南向的墙垣 W22 及其延长线两侧都分布有宫殿宗庙建筑，存在东、西两个功能或有不同的区域 [42] 。也有学者认为东北部“宫殿区”已知夯土基址大都不完整，难以体现东西两列的格局 [43] 。考虑到二里头及偃师商城主要宫殿建筑均为东西分列，郑州商城宫殿区很大可能也是相似规划。小双桥遗址的大型宫殿建筑呈南北分布成多组建筑群 [44] ；洹北商城 [45] 宫城位于外郭城的中东部略偏南，一号、二号宫殿基址位于宫城的核心区，南部的一号建筑可能是宗庙建筑 [46] ，北部的二号建筑可能是生活区 [47] ；殷墟小屯宫殿区主要夯土建筑可分为甲、乙、丙、丁四组 [48] ，基本是南北成列，有学者认为甲组为“寝”，乙组为“朝”，其中个别建筑是宗庙，丁组是“祖”，丙组是“社” [49] 。早商以后，承自二里头遗址的宫庙东西分列的宫室格局渐趋演变为南北单列。
5. 宫殿建筑非对称布局
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大型院落式宫殿建筑的主体殿堂与正门都不在一条中轴线上，且正门都不在南墙正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轴对称布局 [50] 。二里头遗址 1 号、 2 号宫殿建筑的正门都不在南墙正中，而是或偏西，或偏东。偃师商城一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宫殿建筑的正门也都不位于院墙的正中，若以正门朝向为准，则正门都位于院落中线的左侧。洹北商城宫殿区的一号、二号宫殿建筑正门也偏向院落中线的左侧。
6. 城邑及宫殿建筑的修建
偃师商城宫殿建筑的夯土基座，木骨墙的做法，柱础石的放置，排水管道的铺设，散水以及殿堂前台阶或踏步的设立等，皆和二里头遗址相似。但二者稍有不同。偃师商城大型院落式建筑均为堂庑一体式建筑 [51] ，二里头遗址大型院落式建筑除 4 号宫殿外均为堂庑分离式建筑。大型宫殿建筑的柱网结构亦有不同，偃师商城建筑墙体内暗柱较密集，多见双暗柱或三暗柱，而二里头遗址暗柱则没有如此密集，仅 4 号宫殿见有双暗柱结构。二里头遗址 1 号宫殿主体殿堂在柱网外缘使用挑檐柱，而偃师商城则基本不见。偃师商城一号、六号建筑应为独立的庖厨建筑，而二里头遗址 1 号、 2 号宫殿的庖厨则位于宫庙建筑之内 [52] 。
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城邑的平面形状、所用夯具及城墙夯筑技术等特征与辉县孟庄下七垣文化城址较为相近，而与二里头文化城址存在较大差异 [53] 。
7. 城邑及宫殿建筑方位
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大型宫殿建筑的方向截然不同，前者均为西北 —东南向，而后者则为东北—西南向。
二里冈文化的都邑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方向均为北偏东。除此之外，二里冈文化的地区中心，如盘龙城、东下冯商城、府城商城、望京楼商城等城址方向也为北偏东，垣曲商城的西城墙和西护城壕也为北偏东方向。
杨锡璋、朱彦民等先生认为当时商人存在 “尊东北方位”的观念 [54] 。也有学者认为在商人的方位认知中，四个方位都顺时针偏转了 10 °左右 [55] 。那么，宫殿建筑方向的不同，到底是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还是认知上的差异呢？小双桥遗址的发掘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小双桥遗址夯土建筑呈西北—东南向 [56] ，与其前后的商文化宫殿建筑方向迥异，这可能是商王仲丁进行的一场“礼制改革”的产物 [57] 。小双桥遗址夯土建筑西北—东南向的昙花一现，似乎无法用方位认知的突变来解释。所以，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在大型宫殿建筑方向上的差异，更可能是价值观念差异的体现。东北—西南的方向与下七垣文化孟庄城址相似，后者方向即为北偏东。
8. 手工业
在青铜器、玉器等方面，商人对夏文化有诸多吸收和继承。二里冈文化发现有成熟完备的铜容器、兵器和工具体系，明显是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下七垣文化目前仅发现极少量的青铜兵器、工具和装饰品等，不见青铜容器。有证据表明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应该被迁往了郑州商城 [58] 。不过，商人虽继承了夏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但在青铜器组合上却不甚相同。有学者认为二里头 87YLVM1 出土铜鼎、斝、觚的风格很可能属于二里冈商文化系统 [59] 。二里头 87YLV M1 ∶ 1 铜鼎 [60] ，折沿，微鼓腹，平底，四棱锥状足，二里头文化中未见其它铜鼎，该鼎形制也完全不同于二里头文化常见陶鼎，反而与下七垣文化习见的平底罐形陶鼎相似。郑州商城 97 ∶ ZSC8IIT166M6 随葬有一件铜鬲，腹壁较直，袋足瘦长，简报认为其年代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的洛达庙晚期晚段 [61] 。饭岛武次先生则认为 T166M6 年代为二里冈下层一期或二期 [62] 。 T166M6 ∶ 1 铜鬲的年代或已进入商纪年。如是，在二里冈文化形成之初，铜器组合即增加了鼎、鬲等炊器，体现了自身的礼仪观念。
二里头文化形成了玉璧戚、玉圭、玉牙璋、玉钺、玉戈、玉柄形器等玉礼器群 [63] 。以郑州商城为例，其玉礼器理念与二里头遗址并非完全相同，如郑州商城少见玉钺、玉圭、玉璧戚等，多见玉璧、璜、柄形器等 [64] 。
日用陶器组合的差异则更加明显。二里冈文化陶器群以下七垣文化因素为主，有一定二里头文化因素 [65] ，在陶器选料上，盛储器的选料与二里头文化相同，而炊煮器则选用含铁量相对较低的粘土 [66] 。从二里冈文化陶器用途构成来看，除炊煮器和经过选择的盛食器之外的陶器仍然沿用二里头文化的伊洛系陶器 [67] 。相较于盛储器，炊器显然更能代表人群。
9. 随葬品组合
铜容器组合方面，二里头文化以爵、斝、盉等为主，二里冈文化增加了鼎、鬲等；在陶礼器方面，二里头文化以爵和盉为基本组合，辅以鬶和觚等，二里冈文化则以爵、斝最为常见 [68] 。目前在磁县南城 [69] 、鹤壁刘庄 [70] 都发现了规模较大的下七垣文化墓地，随葬品以陶鬲、罐、盆等生活用器为主，陶鬶、爵等酒器极少，鹤壁刘庄发掘者认为陶鬶、角和陶鬶、爵、豆的组合具有陶礼器性质。但限于材料，无法确知下七垣文化时期是否存在陶礼器传统。
不过，若考虑到随葬的生活用器，则可发现二里冈下层一、二期的随葬品组合都以陶鬲为主要构成部分，不见陶盉，明显不同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常见陶爵、盉、漆觚等，基本不见陶鬲的组合 [71] 。这种以陶鬲为主要成分的随葬品组合与下七垣文化墓葬极为接近，陶鬲形制亦相近。
就目前情况来说，二里冈下层随葬铜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传统，而又有所发展，随葬陶器组合则与下七垣文化较为一致。
10. 占卜
二里冈文化占卜用料多骨少甲，牛肩胛骨多经整治，削去臼角及背面脊骨，龟甲稍加整治，甲骨多钻少凿，个别仅有灼 [72] 。下七垣文化同样多见卜骨，少见龟甲，也存在切除骨臼、削平骨脊的整治方法，邢台粮库、涉县台村、安阳西蒋村等都发现钻灼兼施的卜骨，下七垣遗址还发现有凿者。二里头文化所见卜骨多仅有灼痕，少量钻灼兼施，尚未发现龟甲 [73] 。
11. 交通
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相继发现车辙痕迹。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两道大致平行的车辙印 [74] ，轨距约 1 米，辙沟宽约 0.2~0.32 米。偃师商城大城东北隅的城内道路上，发现两道轨距为 1.2 米的车辙印 [75] ，辙沟宽约 0.2 米，车辙之间和车辙两侧附近的路土面布满不规则小坑，可能是驾车动物踩踏形成。下七垣文化也发现有车辙印痕 [76] ，轨距约 1.1 米，辙沟宽 0.3~0.32 米。三者之间的轨距和辙沟宽度基本相当，应当是一种小型车子。
二、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讨论
由上文可知，二里冈与二里头、下七垣文化在诸多方面既存在相似性，也互有不同之处，可列表如下（表一）。以往学者对此多有关注，大都将其分为两个层次，即普通民众遗存与上层贵族遗存 [77] 。徐良高先生将上层主流的青铜礼器文化圈称为文化大传统，下层遗存如陶器称为文化小传统 [78] 。这些认识阐明了文化因素的层次性，都是很有道理的。二里冈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大传统，即上层贵族遗存具有相似性，前者在保留自身陶器特征的同时认同和接受了文化大传统。但二里冈文化为何会接受文化大传统而保持自身小传统呢？
施劲松先生曾提出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概念，知识体系是指对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价值体系则是对观念的确立和选择 [79] 。一般来讲，知识体系大体属于技术层面，基本不涉及观念、信仰等精神层次的内容，也是最容易吸纳新内容，发生改变的。价值体系则更多涉及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较难发生变化。
具体到二里头、二里冈文化上，知识体系主要包括城邑及宫殿建筑的修建、手工业技术和交通工具等；价值体系包括都邑选址、都邑整体布局、宫廷祭祀理念、宫殿区格局、非中轴对称布局、城邑及宫殿建筑方位、随葬品组合、占卜、日用陶器组合等方面。
在知识体系上，宫殿建筑方面的各种建造知识，如高出地面的夯土基座，木骨墙的作法，柱础石的放置，排水管道的铺设，散水以及殿堂前台阶或踏步的设立等，都应该是继承自二里头文化。因为下七垣文化迄今未发现类似的宫殿建筑，商人在灭夏之前，很可能不具备成熟的宫殿建造知识。手工业方面，下七垣文化时期商人的技术似乎不足以支撑二里冈文化青铜器和玉器的繁荣。因此，发达的青铜器和玉器技术也应当承自二里头文化。城邑的修建技术则有所不同，下七垣文化时期已经具备修筑城邑的知识体系，如辉县孟庄城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城墙的技术特征与下七垣文化更为接近。交通方面，下七垣、二里头文化中均发现了车辙痕迹，且轨距、辙沟宽度大体相当，暂时无法确知二里冈文化源自下七垣抑或二里头文化。
在价值体系上，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都邑选址、都邑整体布局、宫廷祭祀理念、宫殿区格局、非中轴对称布局等，这些正是商人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所不具备的，基本继承自二里头文化；另一类包括城邑及宫殿建筑方位、铜礼器组合、占卜、日用陶器组合等，城邑及宫殿建筑东北 —西南向的方位观念应是商人所固有的，很可能与孟庄城址的东北—西南向有关，而没有继承二里头文化的西北—东南向，铜礼器则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加入了鼎、鬲等新的礼仪观念。日用陶器基本保持了下七垣文化的传统，吸收了部分二里头文化及周边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新考古学文化。大抵是因为日用陶器虽是实用性的产物，但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人群的思想观念。
综上，可以发现除城邑修建技术外，商人的知识体系基本全面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先进因素；而价值体系则是有所选择，只接受了商人原有文化传统中所缺乏的因素，而始终保持其自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因此，基于铜器、玉器、礼制等高层次因素的夏商一元论 [80] ，值得再思考。同时，也不应以二里冈文化中见有较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尤其是上层贵族遗存为由，将二里头文化视为二里冈文化之主源。二里冈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大规模区域文化整合的结果，下七垣文化在这一进程中占有主导地位。
再回到开篇提到的问题上，陶器等物质遗存与礼仪性遗存何者才能代表商文明和商族？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二者都是商文明和商族的代表，在具体研究中既不能因小失大，也不能抓大放小。核心在于辨明陶器等物质遗存与礼仪性遗存的具体来源，即哪些因素是商人固有的，哪些是吸收的外来因素。唯有层层剖析，搞清楚不同文化因素的来源，看到二里冈文化形成的实质，才能对商文化的渊源做出合理的探索。
附记：本文系河南省社科基金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 “商文化起源与形成研究”（项目编号 2024XWH055 ）阶段性成果。
（ 作 者 ： 李鹏辉，河南大学；井中伟，浙江大学。 另此处省 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6年第3期）
责编：江小瑗
审核：方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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