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唐荣欣医生这本书,《种下一粒光:一起面对辅助生殖治疗中的那些难题》时,我是有些犹豫的。出于对田野中结识的医生的礼貌,我答应了唐医生会抽空看看,但内心却多少带着一丝丝抵触。毕竟我读过太多医生的手记、回忆录或所谓的科普著作——要么晦涩难懂,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抽离感,要么过于自我中心,只局限于个人情感的表达。

然而,这毕竟是我研究领域的一位医生的作品,我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带着一贯挑剔的阅读习惯翻开了书。我甚至计划好要花上两周时间慢慢读完。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我只用了一个晚上。书中的故事牵着我一路读下去,同时解答了我在田野中积累的几乎所有技术疑问与困惑。有时,我仿佛在读一部情节紧凑的侦探小说;有时,又像是在上一堂生动的生殖医学通识课。专业性与趣味性在这里难得地兼容并收。等我回过神来,已是深夜,而书,我已读完。

真希望在我田野调查的最初阶段就能读到这本书,可惜它来得有些晚。这些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始终试图在辅助生殖的田野中,从患者的角度理解技术的使用。我们深知他们从踏入生殖中心那一刻起的种种困惑——我们自己第一次进入门诊、听医生问诊时,同样被密集的术语弄得晕头转向,分不清长方案、短方案、拮抗剂方案、微刺激方案的差别,更别提各项激素水平的分析。那时,我们和每一位患者一样,只能通过反复询问、翻书查资料,拼凑出这套知识体系与技术原理。即便经过三年的田野调查,仍有许多谜团未解。唐医生这本书对于这些给予了系统的回答。因此,我由衷感慨它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来得太迟;但对于所有正在进行试管,或正走在试管之路上的家庭来说,却是一笔宝贵的入门财富——或许能让他们少一些纠结,多一些自信;少一些焦虑,多一份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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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人口下降与生育力低迷已成为全球性的挑战,中国也不例外。从1978年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降世,到1988年我国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再到今天全球范围内每年超过50万辅助生殖技术婴儿的出生,我们见证了这项技术从前沿探索到日常实践的转变。它的产业链不仅牵动着无数不孕不育家庭的希望,也与一线医生的职业日常紧密相连。在这股浪潮中,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如何在层出不穷的技术方案中进行选择,给予在治疗旅程中的家庭以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已经成为一线生殖医生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

这本书展现的,是一位既朴实又精通生殖技术的医者之心——既有对专业领域的深刻洞见,也有对患者处境的细腻体察。唐医生不以抽象概念开篇,而是将专业知识自然嵌入到一个个具体的诊疗故事中,让读者在情节的推进中,不知不觉走进医学的细节世界。女性生殖系统的生理机制、辅助生殖技术的用药逻辑,以及这一领域内的诸多争议,都被她娓娓道来,既准确又平易近人。她也以专业的视角提醒每一位女性,善待自己,珍惜身体,重视对生育力的保护。书中提到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巧克力囊肿等疾病,如果能够更早与生育力管理相结合,或许能减少日后的困扰。这不仅是基于医学经验的忠告,更体现了生殖医学独有的关注视角。

我也非常赞赏唐医生的立场:生育力是一种能力,而如何对待这种能力,应由个体自行决定,医生不应干涉。医生能做的,是告知女性生育力的存在,并提醒这种能力会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化而改变,衰退是每个女性都必须面对的事实。这个事实需要被正视,但选择权永远掌握在当事人手中。无论个体做出何种决定,我们都应理解与尊重,而不是以道德的名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身上。

与许多市面上流行的医生手记不同,唐医生的文字并不急于展示个人的精湛技艺,而是处处流露出对生命不确定性的尊重。书中多次出现“近人事,听天命”这句话,这并非一种“宿命论”,而是对专业边界与科技局限的清醒认知,也是对生命力量的深切敬意。面对生命与自然,无论技艺多么娴熟,也绝不意味着可以“人定胜天”。心存敬畏,保持谦卑,也许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医生、专家所应具备的品质。

试管之路漫漫,并非都以“成功”收尾,失败者的比例并不低,许多人至今仍在路上,像无头苍蝇般四处碰撞。唐医生的书中也写到了不少反复失利的案例,但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更多是完美的结局。或许这是对行医者的自我激励,也为无数走在这条道路上的家庭提供了希望。我并非完美主义者,也不相信必然的因果关系。现实中的因果往往是多重的,在唐医生笔下,原因依旧可以追寻,只是隐藏比较深,需要医护人员抽丝剥茧的能力,这种叙述中仍隐约透出一丝或许连作者自己都未必察觉的英雄叙事感。然而,人生的无常才是常态。“成功”固然重要,但我更期待看到,一位普通医者如何将生活的另一面——包括失败与挫折——纳入日常,并赋予它们更丰富的意义。

全书最让我感到意犹未尽的,是最后一章——那些退出的、消失的“群像”。这是事实,他们选择了退出,在唐医生的叙述中,被化作了一个相对模糊的群体。唐医生也坦言,如果不是为了写这一章,如果不是偶然重逢,她可能早已淡忘这些人。然而,他们绝非少数。以“群像”呈现,看似照顾周全、给予抚慰,却也让他们的经历少了些被细看与倾听的空间。在这种叙述里,他们似乎因各种原因放弃了治疗,于是既未获得赞许,也缺少被记住的机会。这样的处理,或许因为整体篇幅的限制,与前文那些细致描写、坚持不懈最终获取老天垂怜的案例,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不免感到一丝悲凉。在这种巨大落差中,那些简短而温和的安慰——“你已经尽力了”“你足够勇敢”“还有很多值得去追求”——显得有些轻飘。本来可以展开,获取更为丰富的意涵,在这里却很快收束,没有留下太多可以商讨的空间。

阅读过程中,我的困惑在于:唐医生与患者显然建立了非常深厚的信任关系,但这种信任是如何形成的?在书中,我并未直接找到答案。然而合上书再回味,人常说“见字如面,文如其人”,我在这些文字里感受到的是一位值得交托心声的作者——真诚、逻辑清晰,用质朴的语言打动读者,并能与人推心置腹。书赢得了我的信任,我想唐医生本人,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赢得了患者的信任。我们需要怎样的医者?难道不是一个踏实做事的从业者,不是一个坦诚相待的对话者,不是一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解惑者吗?我想,这或许正是唐医生在现实诊室中与患者相处的方式,也正是她能够获得患者信任的根本原因。

读唐医生的书时,我也忍不住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写作习惯——总是本能地抓起学术术语,觉得这样才能显得严谨、深刻。写到后来,仿佛是为了和少数同行对话,而不是为了让更多人读懂。甚至有些时候,还暗暗以“曲高和寡”自许,却忘了文字最基本的作用,是交流,是传达,是让人读进去,是给读者留下讨论和回应的空间,是邀约大家走入彼此的世界。和唐医生这样清晰、生动、始终以读者为中心的写作相比,那些自我陶醉式的表达显得如此狭隘。《种下一粒光》让我明白,好的写作不是筑起一道高墙,让人仰望,而是搭起一座桥梁,与人交往。

【本文作者:朱剑峰,复旦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复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人类学学会医学人类学分会主任委员。《东亚科学、技术与社会》杂志编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医学人类、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长年从事有关生殖健康,辅助生殖技术,选择性生殖技术,基因检测的医学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