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高严》词条、新华社相关报道、国家审计署2004年审计报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公开资料、《财经》杂志、《中国经营报》、《瞭望新闻周刊》、凤凰财经存档报道、人民日报《天网行动开展十年》、公安部"猎狐2015"专项行动官方通报、《澳大利亚人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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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2月19日，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广隆村靠山屯，高庆林呱呱坠地。
靠山屯只是一个拥有约百户人家的村子，和东北大地上万千个村庄没什么两样。
深冬的吉林，气温低至零下二三十度，白雪压着枯黄的苞米秸秆，松花江在冰封中沉默流淌。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出生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村里娃，日后竟会一步步走到中国能源版图的最顶端，手握着足以影响全国数亿家庭灯火的权柄。
更没有人会想到，他最终会在2002年9月的一个雨夜，从上海浦东悄然消失，成为一个延续二十余年、至今未能合上的悬案。
中央追逃办成立以来，追回外逃人员数千人。
但有一人至今下落成谜，他是迄今为止外逃级别最高的官员——云南原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
"天网行动"开展十年来，截至2024年，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4048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999人，"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2人归案，共追回赃款666.2亿元。
然而，高严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归案通报里。
而那一夜他究竟带走了什么、去向了何处，至今仍是一道没有答案的谜题，等待时间来揭晓……
【一】靠山屯走出的电力少年
高严，男，1942年12月出生，吉林榆树人。
196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2年12月参加工作。
在职研究生学历。
高级工程师。
曾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吉林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
靠山屯地处吉林腹地，土地平整，冬季漫长。高严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教师，家族在当地算得上书香门第。
在那个年代，能读书、读好书，几乎是普通农家子弟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路径。
高严走的，正是这条路。
1959年8月，在长春电力学校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学习。
1962年12月，任吉林热电厂车间技术员。
长春电力学校是当时东北地区专业性较强的技术院校，培养了一批日后活跃在电力系统的骨干人才。
高严在这里接受了三年的专业训练，掌握了热力系统自动化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技能。
1962年毕业后，他进入吉林热电厂，从最基层的车间技术员做起。
据曾与高严共事的老职工回忆，高严个子不高，笑嘻嘻的，能说会道，看人行事，很会来事儿。
这种性格特质，在日后几十年的仕途里，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吉林热电厂，高严一干就是十多年。
从车间技术员到团委书记，从团委书记到化学分厂党支部书记，这一段岁月里，东北的工业基地在持续扩张，火力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逐年递增，高严所在的吉林热电厂承担着吉林省工业用电的重要份额。
在锅炉机房里，管道与蒸汽的轰鸣声日夜不息，高严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积累着最扎实的技术底子。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劳动。
1969年6月，任吉林热电厂化学分厂党支部书记。
这两年的下放经历，在高严的履历里只是简短的一笔，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1974年，32岁的高严成为吉林热电厂副厂长。
仅仅一年后，便升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以33岁的年纪跻身厅级干部序列。
这在当时的吉林电力系统里，是相当罕见的晋升速度。
1975年8月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负责基建。
任内担任了吉林热电厂六期扩建工程总指挥、通辽发电总厂一期工程总指挥。
吉林热电厂六期扩建工程安装了2台20万千瓦机组和2台670吨/时锅炉，高严兼任总指挥，由于他重点抓项目施工进度，工程比预期提前实现并网发电，能力也因此得到了上层的认可。
通辽发电总厂一期工程他同样担任总指挥，用了三年时间提前完成工程建设。
这两项大型基建项目的成功落地，奠定了高严在电力系统的技术型主官形象，也让他在整个东北电力圈积累起了相当厚实的人脉基础。
1986年，担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电力主官，任内推动吉林与辽宁跨省电网联网，这项东北区域电力资源整合的早期实践，为其日后执掌国家电力公司埋下伏笔。
整个1970年代至1980年代，高严在吉林电力系统深耕细作，从技术员起步，一路走到一省电力的最高主政者。
这二十多年里，他始终在电力这一条线上没有偏移，积累下了深厚的行业积淀。
【二】从电力走向仕途，从吉林走向云南
1986年之后，高严开始走出纯粹的行业系统，向更宽广的仕途迈进。
1989年3月，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1989年至1992年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函授学习）。
1992年3月，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1993年至1995年在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专业在职学习）。
1988年升任吉林省副省长，1992年出任吉林省省长，高严完成了从行业主官到省级政府一把手的跨越。
这一段在吉林省政府的任职期间，他同步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和研究生院进修，先后取得法律和世界经济方向的在职学历，履历上的学术厚度随之增加。
在省长任上，高严主政吉林三年，推动了一批工业项目的落地与省级财政的运作。
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新阶段，市场化浪潮席卷各地，各省政府在招商引资、国企改革等方面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与机遇。
高严在吉林省任职期间，以"勤政"之名赢得了一定的口碑，一位民委主任对他的评价是，对少数民族情感深厚，且他来到地方的目标是为各族人民谋利益。
然而这个"好官"的外表下，已经悄悄埋下了日后腐败的种子。
然而，1995年，高严的人生出现了一次重要的地理转轨。
1995年6月，改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从白山黑水的吉林到彩云之南的云南，这是一次跨越大半个中国的任命。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山地高原交错，经济结构以农业、烟草和矿产为支撑。
彼时的云南，烟草产业正处于鼎盛时期，云南红塔集团是全国最大的卷烟生产企业之一，其掌门人褚时健的名声响彻全国。
高严在云南主政仅两年，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踏出了迈向深渊的第一步。
早在1996年1月，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搭线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与其下属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书，韩某因此而获利960万港元。
高严收取了2万美元好处费。
此事之后没几日，组织部门因褚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免去其红塔集团董事长。
高严没有从褚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反而继续向红塔集团的新任领导打招呼，让秘书黄雨出面，购得7500箱香烟销往香港。
黄雨等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高严从中拿到了180万港元。
云南两年，是高严财务问题正式落地生根的起点。
就在这段时期，他还结识了云南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杨珊，这段关系日后成了他生活轨迹的一个重要牵引。
1995年，53岁的高严再次官升一级，就任云南省委书记。
不久，高严结识了某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杨珊，两人一拍即合。
高严向杨珊许诺"我虽然不能和你结婚，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之后不久，他就开始着手为她搞房搞车并提供生活费用。
1997年8月，高严离开云南，北上进京。
1997年8月，褚时健被正式逮捕，而此时的高严，在红塔集团捞了几票后离开了云南，进京就任电力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了。
【三】执掌"电力王国"，总资产1.8万亿
1997年8月，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
1998年4月，任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1998年，电力工业部正式撤销，从此，高严成了这个电力王国正式的掌舵人。
高严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时，国电公司是中共最大的企业集团。
到2000年底，国电公司总资产1.8万亿元，占中国电力行业2.5万亿元总资产的72%；2001年实现销售收入4003亿元人民币。
当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
在高严掌管国家电力公司期间，国电公司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电网和约60%的发电资产，并且电力调度权高度集中，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个环节不分。
手握如此规模的资产与权力，高严的日常行踪却越来越令人生疑。
1997年8月，高严调到北京以后，三天看不到杨珊心里就发慌，他决定在上海设立"行宫"，与杨珊厮守在一起。
在北京，高严除单位为其安排一套正部级住房外，还利用职权在北京占用电力系统面积共计492平方米的五套住房。
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一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
2001年起，高严还在上海占用下属公司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并由该公司承担管理费用。
同时，他自己拿出赃款293万元在上海购买一套豪华住房，为两人同居多设一个窝。
高严还先后在北京、上海提供4辆高级轿车给杨珊使用。
从此，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以养病为由，与杨珊一起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
一个手握1.8万亿总资产的央企掌舵人，就这样长期"缺席"北京总部，躲在上海的别墅里遥控指挥。
《兰州晚报》文章披露，高严常常是"高屋建瓴"地向黄雨提几条重要的提示，然后就由黄雨向国家电力公司的党组班子下达工作任务。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怪的现象，电力公司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们，要想亲自向高严汇报一下工作，见上一面，都非常困难。
这种极为反常的管理方式在彼时的国家电力公司内部引发了不小的议论，许多人对此敢怒不敢言。
与此同时，高严在会议接待上的铺张也让人咋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2000年5月22日至24日，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主题为"强化干部管理、提高干部素质"的人事干部工作会议，会议由国家电力公司主办，华中公司承办，3天的会议，花了304万元，人均2.4万元。
更耐人寻味的是会议接待的具体安排——国电公司总经理高严的住宿堪称"国宾待遇"。
为了他午休，专门为他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安排了一套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还在东湖宾馆花费6万元安排了一套特大套房，并按高严的个人喜好和身材特征，专门订做了实木床，更换了床上用品，连抽水马桶都是重新购置的。
除华中公司保卫处的两名保安外，还专门请武汉市公安局派了两名干警负责他的安全。
事后，又通过做假账的形式，企图掩盖奢侈的事实。
没在华中电力宾馆开一天会，却在华中电力宾馆发生了219万元的会议费，加上在香格里拉发生的85万元的会议费用，304万元的费用被包装得严严实实。
【四】亲属上阵，利益网络铺满电力系统
与高严个人的奢靡相比，他在工程项目上为家族亲属牟利的操作，规模更为庞大。
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开始频频向电力系统的工程项目插手。
高严在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在高严的支持和纵容下，1998年至2002年，仅4年的时间，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
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人民币共计1080万元、美元5万。
高新元1973年3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92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读本科。
据其在北大就读时的同学回忆，吉林省驻京办事处的官员经常到学校看望高新元，并请他出去吃饭，高新元还经常开着吉林省驻京办的一辆宝马车回学校。
在那个年代，宝马车并不多见，只要看到宿舍楼前停着宝马车，就知道高新元回来了。
高新元毕业后进入上海国电投资公司，日后出任总经理，父亲的权力荫庇之下，他在电力系统的承揽业务畅通无阻。
此外，高严还很有"亲情"，对亲属非常"照顾"。
在他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
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
鲜为人知的是，此时的高严已经利用自己多年的关系和人脉资源，依托国家电力公司构建起庞大利益网络，更是在国家电力公司系统内，大肆提拔吉林籍干部，形成所谓"东北派"。
其中，陈兴铭是这张关系网里最典型的一位。
陈兴铭原是吉林省电力系统某实业集团公司负责人，名门饭店即是在他手上建成，后由高严提拔到省局任副局长。
陈对省局一把手位置觊觎已久，因故未能遂愿，便由高严安置到国家电力公司任财务高管。陈兴铭先于高严出逃国外。
陈兴铭这个名字，后来也与高严外逃之谜紧紧缠绕在一起。
从个人挥霍到家族套利，从工程承揽到人事干预，高严在国家电力公司任职的四年间，把这张网织得密不透风。
而这一切，都在一份审计报告里留下了清晰的数字痕迹。
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披露了对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任期经济责任的审计情况。
审计报告称，1998年至2002年，即高严任职期间，国家电力公司累计少计利润78亿元；因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金额高达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的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占42%；国有资产流失45亿元。
而等到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时，账目里还藏着另一个惊人数字——拆分审计发现高严执掌期间还有隐匿债务670亿元，直接导致拆分后新成立的五大发电集团资产负债率均超80%。
【五】2002年9月，上海浦东的那个雨夜
曾有资深时政记者在2002年两会时见到高严，当时高严已经有所察觉对他的调查，心神不定的样子。
记者刚一张口喊"高总……"，高严抬头一看是记者，立马夺门而出。
这是公开记载中，高严在外逃前最后一次被公众目击的情形。
2002年4月，高严被"双规"，此前的三月底，他已经被限制了公务出行。
2002年7月，有关人员向高严的秘书黄雨了解高严的问题。
黄雨从云南到北京，一直跟着高严"闷声发大财"，肯定将这一情况向高严作了汇报。高严得知后，立即警觉起来，开始做外逃的准备。
从2002年7月到9月，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高严一面依然维持着"在上海养病"的外在形象，一面在暗处完成着一系列出逃前的部署。
2002年9月，高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逃了。
出逃之前，他再三叮嘱黄雨，说自己要外出一段时间，今后电力公司的事，由他继续负责布置任务，但不能说他外出了。
发觉苗头不对的高严，通过地下钱庄等渠道完成赃款转移后，于2002年消失在上海浦东的一个雨夜里，自此杳无音信，成为至今为止的一大世纪迷案。
这一走，就是二十三年。
高严的潜逃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
直到10月，外界传出高严已失踪一个多月的消息。消息震动资本市场，"国电电力"股价在沪市首次遭遇跌停板，国家电力公司在香港上市的下属企业华能国际重挫11%，市值蒸发数十亿。
一个人的失踪，让整个资本市场为之震颤，足以说明高严所掌握的，是怎样量级的东西。
而让无数人困惑不解的是——当调查人员赶往上海，打开高严所住别墅的那一刻，里面发现的那些东西，让所有在场者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因为藏在这座别墅深处的，远不止几十斤港币、几块劳力士、几件明代古董，而是一个精心布局了多年、连去向都算计得滴水不漏的出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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