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美国与伊朗相互发动新一轮打击，使双方关系再度滑向冲突边缘。而就在三周前，两国才刚刚签署结束敌对状态的框架协议。在赴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并称继续举行谈判“纯属浪费时间”。
这一局面，对于伊朗政治体系内始终反对协议的一部分力量而言，无疑是乐见其成的结果。例如，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马哈茂德·纳巴维安曾于今年6月警告称，这项协议将使伊朗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伊朗议员卡姆兰·加赞法里则将政府宣称“伊朗赢得战争”的说法斥为“赤裸裸的谎言”。他还指责伊朗议会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刻意让议会停止运作，以避免政府及谈判团队遭受议员批评。纳巴维安和加赞法里，都属于西方舆论通常所称的伊朗政治中的“强硬派”。
通常而言，“强硬派”被定义为伊朗政治精英中坚持1979年伊斯兰革命宗教原则、反对社会自由化以及反对与西方国家开展外交接触的一派。现实中的强硬派远比这一标签所呈现的更加复杂，也更加多元。所谓强硬派，并非一个纪律严密、立场完全一致的政治集团，而是由多个不同利益群体构成的松散联盟。
其中既包括纳巴维安和加赞法里所属的议会“坚守阵线”，也包括伊朗实力雄厚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部分力量，以及与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大型经济集团。
此外，这一阵营还包括由国家任命神职人员组成的周五聚礼网络、伊朗司法系统部分成员，以及围绕赛义德·贾利利等政治人物形成的政治圈层。贾利利曾于2007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负责这一国家最高安全决策机构的日常工作。
这些群体除了共同坚持革命理念之外，各自还拥有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革命卫队控制或影响的商业网络，在伊朗长期遭受国际金融体系隔绝期间，一直在走私运输、汇率套利以及非正式贸易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从中积累了可观利益。
联盟，而非铁板一块。如果说强硬派在哪一项议题上最容易形成共识，那么就是伊朗核问题。他们普遍认为，伊朗应当拥有足以形成威慑的核能力，同时长期反对与美国开展直接接触。
不过，在其他外交政策以及国内政策问题上，所谓强硬派并非始终立场一致，而是展现出相当程度的灵活性。例如，2023年，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一外交突破，正是在时任总统易卜拉欣·莱希领导、由强硬派主导的政府支持和推动下完成的。
此次和解，使两国在断交七年、长期通过代理人冲突相互对抗之后，重新恢复外交关系。尽管伊斯兰革命卫队长期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与美国关系密切、由逊尼派王室统治的沙特阿拉伯，但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最终仍接受了这一协议。
原因在于，他们当时判断，降低地区紧张局势，比继续在也门及整个中东地区维持代理人冲突，更符合自身利益。
在社会政策领域，强硬派内部的分歧则更加明显。2022年12月，因玛莎·阿米尼在警方羁押期间死亡而引发全国抗议后，伊朗宣布撤销道德警察机构。阿米尼此前因涉嫌违反强制佩戴头巾规定而遭警方拘留。宣布这一决定的是伊朗总检察长穆罕默德·贾法尔·蒙塔泽里，而他本人同样属于强硬派宗教人士。
仅仅数天之后，伊朗官方媒体便报道称，政府实际上并未正式作出撤销道德警察的决定。在首席大法官古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领导下，伊朗司法机关在整个2023年仍持续依据头巾法，对女性及相关企业提起诉讼。
“坚守阵线”所属议员也公开要求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进入2024年4月，当局又在穆赫辛尼－埃杰伊及“坚守阵线”的明确支持下启动“努尔计划”，进一步强化头巾规定的执法力度。
不过，这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情况并不一致。部分地区持续高强度执法数周后便有所放松；一些省份执行尺度宽严不一；地方检察机关甚至向企业发出了彼此矛盾的执法要求。
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对此同样并非铁板一块。依据2023年《头巾与贞洁法案》，伊朗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权限得到正式扩大，这些机构普遍支持持续强化执法。
一些现任和前任革命卫队指挥官则公开表达担忧，认为持续采取高压执法方式，在现实操作层面存在明显局限，也可能带来新的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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