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出现过酷吏,不管是张汤还是杜周,都算是酷吏。还有来俊臣。也算酷吏,尤其是武帝刘彻当国的五十三年,出产的酷吏非常多,而且个个出类拔萃。酷吏存在是有理由的,主要还是获得了皇权的庇护,甚至被默认为合法合理的存在。
酷吏张汤办过“巫蛊案”,治理过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非的谋反案,升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他办案非常严酷,使用各种手段,最终让犯人屈服。他敢蔑视法律,总是按照皇帝刘彻的好恶来办事,又总是做的那么完善,众人难以公开指责他什么。杜周是张汤手下的廷尉史,没过多久就升为御史。他出差巡视边远的郡县,杀了不少人,办了不少陈年累月的积案。回长安,奏报朝廷以后,被皇帝赏识,升任御史中丞。他办案的套路和张汤的套路是一样的,一切以汉武帝刘彻的好恶为基础。皇帝看不上谁,他就去整谁,而且一定要整出个名堂来,把这个人整死为止。如果皇帝看得上谁,或者说他在整一个人的时候,皇帝改变了主意,那么他就立刻判这个人无罪,而且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为这个人开脱。曾经有人到杜周的家里喝酒,要和他推心置腹说一番话。这位朋友说杜周并不执行法律,也就是不按照“三尺法”上规定的律例办事,只是一味迎合皇帝的要求,怕别人指责他。他毫不以为意,认为所谓的“三尺法”是皇帝制定的,按照皇帝的意思去办事,就是遵守法律。也就是说,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皇帝的喜好,就代表法律的方向,没必要顾及什么法,只需要迎合皇帝的意思就可以了。
酷吏办事,一般都依照皇帝的喜好,或者说以皇权作为背书,当然做起事来就会没有下限,想要整谁,就能把谁往死里整,想要为谁开脱,即便这个人已经犯了死罪,也可以让他们轻松出狱。酷吏就是皇帝手中的一张王牌,皇帝想整谁,就让酷吏去整。长此以往,很多人就不敢随便说话,不敢随便搞串联。当酷吏升任三公的时候,就证明皇权已经承认了他们的存在。或者说他们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利剑,专门用来打击政治对手。倘若那个时候皇帝用反腐败作为手段,来直接打击政治对手,就算比较拙劣的,因为每一个官员都贪污腐败,并不可能借助反腐败的手段,把政治对手整下台。而皇帝利用酷吏来整事儿,打击政治对手,简直一整一个准儿。司马迁的《史记》专门写过《酷吏列传》,记载汉初至武帝时期十余名酷吏事迹,重点刻画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人。郅都任济南太守时族灭瞷氏首恶,使郡中不拾遗;张汤治狱严酷却廉洁,首创‘腹诽罪’;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杀戮,致流血十余里。司马迁将酷吏分为两类:郅都、张汤类虽用法严苛,但抑强扶弱;周阳由、义纵类执法酷烈,波及无辜。皇帝就是借助酷吏的手,强化中央集权,却导致犯法的人逐渐增多,盗贼蜂起。
本来法律是限制所有人的,却成了皇帝随意摆布的工具,也成了酷吏们手中随意玩弄的工具。酷吏会听皇帝的话,想要整谁就直接整,而且冠以法律的名义,至于用怎样严酷的手段,就是酷吏说了算的,而不是被审判的人说了算的,也不是法律能够规范的。酷吏并非都是贪污腐败之徒,有一些酷吏本身就是清官,而且非常有名,不接受私人馈赠。只是他们办案的手段过于严酷,让很多人不寒而栗。酷吏郅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酷吏,还是一个清官,从不收受贿赂。他按照汉景帝的旨意,到济南郡做官,要整治当地的豪强。当地的豪强三百多家,相互勾结作恶。当时的太守要看豪强的眼色行事,并不能自己做主。郅都行事狠辣,将名气最大的豪强抓起来,全部当街斩首,把当地的人全都震慑住了,没有任何一个豪强敢反抗。仅仅过了一年,济南郡成了汉朝治安条件最好的郡,犯罪的人都销声匿迹。汉景帝让郅都担任中尉,管理京城内的治安。皇亲国戚依仗着家族的势力,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前几任中尉都不敢约束他们。郅都上任之后,只要有人犯罪,不管身份如何,都依照汉朝的法律惩处,绝不法外留情。京城的权贵都害怕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苍鹰”。郅都敢于对抗皇亲国戚,凭借的是皇帝和太后的支持。后来郅都逼死了汉景帝的长子刘荣,被窦太后找到机会赐死,算是给自己制造了灾祸。
郅都以后有十几个酷吏出现,但清廉程度都不如郅都。酷吏的后台是皇权,倘若没有皇权的庇护,酷吏很容易被同僚弹劾,也很容易死得很惨。一般情况下,酷吏会成为皇帝手中的利剑,既可以打击政治对手,又可以整治皇族内部的不良现象,甚至可以消解皇族内部的矛盾。但酷吏只是皇帝手中的利剑,皇帝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可以随意丢弃。何况皇族内部的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非常多,并不是一两个酷吏能够完全整治过来的。酷吏甘愿为皇帝驱使,当然就有可能升官发财,也有可能身败名裂。关键要看酷吏是否能够做到平衡各种关系,是否能够全身而退。可是酷吏往往听皇帝的,而皇帝并非统治江山一万年,也有寿命,有时候和太子的意见完全不一致,有时候又和太后的意见不一致,酷吏只是听皇帝的意见,那么就很可能招致太子或者皇太后的记恨,身败名裂也是理所当然的。酷吏的办案手段非常厉害,会用各种酷刑来折磨犯人。有成语请君入瓮的故事,说的是酷吏对酷吏使用酷刑的手段。唐朝武则天时期,酷吏周兴设计许多惨无人道的酷刑对付囚犯。有人密告武则天,说周兴想谋反,武则天派另一个酷吏来俊臣去查办。来俊臣请周兴喝酒,询问对付囚犯的办法,周兴说在大瓮中注水,把犯人弄到里面,在大瓮下架火烧,犯人就承认了罪状。来俊臣请周兴入瓮,周兴立刻慌了,招了罪状。
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酷吏就是这样,总是害人害己,而他们甘愿当皇帝的工具人,甘愿当皇帝手中打击政治对手的利剑,最终难免落得兔死狗烹的结局。但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有存在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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