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一整夜，我跪在母亲病床前，手里攥着诊断书，纸都快被我捏烂了。尿毒症，双肾衰竭，换肾要四十万。
我把砸锅卖铁凑来的二十万，整整齐齐码在牛皮纸袋里，放在车间主任唐建军的办公桌上。
他说能搞到便宜的肾源，我信了。
二十年的交情，我凭什么不信？
两个月后，母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硬着头皮去找唐建军要钱，他瞪着我，拍着桌子骂：“周平你疯了吧？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钱？”
老板娘张文静坐在椅子上喝茶，眼皮都没抬：“老唐，你跟一个疯子计较什么。”
车间里三四十号人，没有一个人吭声。
那天晚上，我正在出租屋里发愣，手机震了一下。儿子周浩发来一条短信：“爸，我不读书了，我去打工。”
我看着那条短信，翻来覆去看了五遍。雨从窗户缝里飘进来，浇在我脸上，不知道是雨水还是眼泪。
后来发生的事，谁也没想到。
01
我叫周平，今年四十五，在城东机械厂干了二十年钳工。
说是钳工，其实就是车间的万金油，谁有事都找我替班，谁有活干不完都往我这儿堆。
月底算加班费，车间主任唐建军在黑板上一划拉：“大家都有功劳，匀一匀吧。”我的那份就没了。
一开始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想想母亲从小教我的话。
她总说：“吃亏是福，跟人争来争去的，到最后什么也落不着。”我想想也是，我一个乡下出来的，能在厂里干二十年，有口饭吃就不错了，计较那么多干嘛。
于是我就这么忍下来了。
我们车间在城东老工业区，厂子是九十年代建的，红砖墙都发黑了。
车间里一共八台老式车床，转起来轰隆隆响，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
我的工位在最里面靠窗的地方，窗户玻璃碎了半块，用塑料布糊着，冬天漏风，夏天进蚊子。
唐建军五十岁，干瘦干瘦的，嗓门大，在厂里混了二十多年，跟老板娘张文静走得很近。
张文静是老板蒋建军的老婆，四十出头，精明得很，厂里大小事都是她说了算。
老板蒋建军反而很少露面，偶尔来一趟，也是在办公室坐坐就走。
厂里的人都知道，唐建军是张文静的人。有什么好处，唐建军第一个拿；有什么脏活累活，他第一个派给我。
我呢，也习惯了。反正我在厂里就是一头老黄牛，不争不抢，到月拿工资就行。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给母亲寄钱。
母亲叫邓宝珠，今年六十八，一个人在老家住着，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有高血压，还有老胃病。
我每个月给她寄八百，不多，但我能拿出来的也就是这么点了。
寄完钱，剩下的除了交房租，就是吃饭。我抽五块钱一包的烟，吃馒头就咸菜，偶尔去菜市场买点便宜菜叶子煮煮。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也能过。
儿子周浩今年十九，在县一中读高三。
他成绩中等偏上，老师说努努力能考上二本。
我咬咬牙，把攒了两年的钱掏出来，给他报了补习班，一个学期三千八。
周浩心疼钱，跟我说不补也行，他自己多用功。
我说：“不行，爸这辈子就吃了没文化的亏，你不能再走我的老路。”
周浩就不说话了。
这孩子从小懂事，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从来不跟我要零花钱，衣服都是捡亲戚家的穿。
有一回我去学校看他，发现他中午就吃一个馒头就白开水，我问他不饿吗，他说早上吃多了，不饿。
我知道他是撒谎，但我没说破。说破了又能怎样呢？我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我总想，等周浩考上大学，毕业了找到工作，我再攒几年钱，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一下，把母亲接过来住。
那时候，我这一辈子就算完成任务了。
可生活从来不会让你安安稳稳地把算盘打完。
那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车一个零件，手机震了。我摘下手套一看，是老家的邻居张婶打来的。我心里咯噔一下，张婶一般不会给我打电话。
电话一接通，张婶的声音急得不行：“周平啊，你快回来！你妈晕倒了，送到县医院了！”
我手里的零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脑子里嗡地一下，耳朵里像有人敲鼓，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我摘下围裙，也没跟唐建军请假，直接就往外跑。
02
我到县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醒了，躺在急诊室的床上，鼻子下面插着氧气管，脸蜡黄蜡黄的，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
我蹲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叫了一声“妈”。她的手冰凉，皮松垮垮的，捏在手里像捏着一把干树枝。
母亲睁开眼，看见是我，嘴角动了动，挤出一句话：“没事，就是老毛病犯了，别担心。”
我说：“你都躺医院里了，还说没事。”
她笑了笑，没再说话。
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递给我一沓化验单。医生的表情很严肃，我心里就有数了。
“病人是尿毒症，双肾衰竭，已经到了必须透析的阶段。”医生指着化验单上的数据，一个字一个字念给我听，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胸口上。
我问：“能治吗？”
医生说：“透析能维持，但最好的办法是换肾。换肾的费用，保守估计在四十万左右。”
四十万。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耳朵又开始响了。
我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夜。
走廊里灯光惨白，来来回回都是护士的脚步声和病人痛苦的呻吟声。
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到天亮，嘴皮子都木了，麻木了。
四十万，我上哪儿弄四十万去？我工作二十年，攒了八万块钱，还差三十二万，那是天文数字。
第二天一早，我回了厂里。我想找老板蒋建军预支工资，想找厂里借钱，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在车间门口站了半天，脚像灌了铅一样，迈不进去。
唐建军看见我了，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家里出什么事了。我一五一十说了，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唐建军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拍着胸脯跟我说：“老周，你别急，我有门路，能搞到便宜的肾源。我一个朋友在医院干，认识一些渠道，十几万就能搞定。”
我抬头看着他，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
“真的？”
“我骗你干嘛？”唐建军压低声音，“这种事不能张扬，你先把钱准备好，我来安排。”
我算了算，十几万能搞定，那剩下的钱还能给母亲补补身体。
我回出租屋把存折翻出来，又打电话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凑了二十万。
我想着，十五万买肾源，剩下五万给母亲住院用。
我找了个信封，把钱整整齐齐码进去，厚厚一沓，用皮筋扎了三道。我的手在抖，数了三遍才放心。
那天是周五，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响。我把信封放在唐建军办公桌上，说：“老唐，钱我凑齐了，你帮忙盯着点。”
唐建军看了看信封，没数，直接锁进抽屉里。他拍拍我的肩膀：“放心，交给我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上班一边往医院跑。
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每周要做两次透析。
透析的时候，她躺在病床上，胳膊上扎着粗粗的针管，血从身体里流出来，经过机器再流回去。
我看着那根管子，心里像针扎一样。
每次透析下来，母亲都累得说不出话，嘴唇发白，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我蹲在床边给她揉腿，她闭着眼睛，呼吸很微弱。
我就这么等啊等，等了一个月，两个月，唐建军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去找他问，他说快了快了，医院那边在处理手续。
第三个月的时候，母亲突然感染，高烧不退，人瘦得只剩一层皮。医生跟我说，再不换肾就来不及了。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去找唐建军。这次我不打算看了，钱不要紧，我要先把钱拿回来，找正规医院排队去。
我推开唐建军办公室的门，他正坐在椅子上喝茶。我把来意说了，他放下杯子，看着我，表情很奇怪。
“周平，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钱？”
我当时就愣住了，脑子里像被人打了一棍子。
“老唐，你别开玩笑，那钱是我两个月前放在你桌上的，二十万，你说帮我找肾源。”
“你放屁！”唐建军一拍桌子站起来，“我什么时候收过你的钱？你有证据吗？有收条吗？有转账记录吗？”
我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当时只想着救人，哪想到要收条？
03
我站在唐建军办公室里，脑子里嗡嗡响。
他看着我，眼睛瞪得像铜铃，嗓门大得整个车间都能听见：“周平，我告诉你，你别往我身上泼脏水！我在这厂里干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收过你一分钱！你拿不出证据就别乱说话！”
我的手一直在抖，嘴唇哆嗦着，想说点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二十年的交情，我从来没想过他会这样。
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是不是那二十万我根本没给他？
可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星期五，车间里机器都停了，我亲手把信封放在他桌上。他看了一眼，没数，锁进抽屉里。
我正愣着，老板娘张文静推门进来了。她穿着一件碎花裙子，头发盘得高高的，端着一杯茶，慢悠悠走进来，靠在办公桌边上。
“怎么回事？”她问。
唐建军抢着说：“张姐，你看周平，他说他给了我二十万，让我帮他搞肾源。我什么时候拿过他钱？这不是污蔑我吗？”
张文静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淡淡的，像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周师傅，你这话可不敢乱说。”她喝了口茶，“老唐在厂里二十多年了，老实本分，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你说他拿了你的钱，你有证据吗？”
我说：“我当时没要收条，但我确实给他了。”
张文静笑了一下：“没要收条，那就是没证据呗。周师傅，我知道你妈病了，你心里急，但也不能乱说话啊。”
她这话说得轻飘飘的，像在劝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可那话里的意思，跟骂我没什么两样。
车间里的人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三四十号人，挤在门口，探头往里看，却没人说话。
我回头看了看那些人，有跟我一起干了十几年的老兄弟，有刚进厂不久的新工人。他们都看着我，眼神里有同情，有好奇，也有害怕。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句话。
我站在那，感觉到自己像个傻子。
张文静又开口了：“这样吧，给你放几天假，回去好好想想，别因为家里的事把脑子急坏了。”
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疼得我倒吸一口气。
我想说什么，但看着唐建军那张满不在乎的脸，看着张文静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我知道说了也没用。
我转身走了出去。
走到车间门口的时候，风灌进来，吹得我眼睛发涩。我拐了个弯，蹲在墙角，两只手抱着头，浑身发抖。
不是冷，是气，是被欺负的那种屈辱。
我在墙角蹲了很久，直到下班铃响了，车间里的人陆陆续续走出来。有人从我身边走过，脚步顿了一下，又快步走开了。没有人停下来跟我说话。
我抬起头，看着天边的夕阳，红彤彤的，像一个巨大的伤口。
我想起母亲说的话。她说吃亏是福，她说忍一忍就过去了。可这一次，我忍不下去了。
那二十万不是我的钱。
那是借来的，是砸锅卖铁凑出来的。
里面有我八万块的积蓄，有姐姐家的三万，有表弟家的两万，有邻居老刘家的一万，有同事曾长河借给我的两万。
曾长河，对，他也在这个厂里干了十几年，跟我一样老实本分。他借给我的两万块钱，是他攒了大半辈子的棺材本。
我欠着这么多人的债，现在钱没了。
我蹲到天黑，腿都麻了，才站起来往医院走。
04
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了。
她躺在病床上，手腕上扎着针头，血在透明的管子里来回流动。她瘦得厉害，眼窝深陷，脸上一点肉都没有，皮肤贴着骨头。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冲我笑了笑：“别担心，妈没事。”
我说：“妈，钱的事你别操心，我来想办法。”
母亲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她从来不多问，她信我，就像我信了唐建军一样。
从医院出来，我蹲在门口抽烟。一个小护士路过，走过之后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知道，我看起来大概很狼狈。
第二天，我回厂里上班了。我得挣钱，母亲的透析费每个月要好几千，我不能停下来。
车间里的人都躲着我，跟我说话也是爱答不理的。唐建军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故意大声跟别人说笑，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低头吃饭，饭噎在嗓子眼，咽不下去。
这时候，有个人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我抬头一看，是曾长河。
曾长河比我大几岁，也是车间的老员工，平时话不多，跟我关系还行。我跟他借钱的时候，他二话没说就把两万块给了我。
他坐下来，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老周，我听说唐建军把二十万打给他儿子了。”
我手里的筷子停住了：“你说什么？”
“他儿子欠了不少高利贷，你给他那二十万，听说全拿去还债了。”曾长河声音更低了，“我老婆的妹妹在银行上班，她说看见唐建军大前天来存过钱，一沓一沓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
原来唐建军不是临时起意，他从一开始就算计好的。
他知道我走投无路，知道我不会要收条，所以故意设了个套让我钻。
那二十万，他一分都没打算给我。
我放下筷子，看着碗里的米饭，半天没动。
曾长河顿了顿，又压低声音说：“老周，我也有事要跟你说。”
我问：“什么事？”
他看了我一眼，说：“这个厂我待不下去了。”
曾长河告诉我，三年前，他老婆得了一场大病，急等着钱救命。
他找唐建军借了五万块钱，说好一年后还。
结果一年后他去还钱，唐建军说他已经还了，拿出借条说曾长河还签了字按了手印，上面写的不是五万，是两万。
那之后他在工厂的地位就变了，唐建军一直拿这事拿捏他，让他干活不敢吭声。这几年他心里也憋着气，但没地方说。
“你的事让我想明白了。”曾长河说，“像我们这种老实人，忍一次，就被欺负一辈子。忍三年，这口气我已经咽够了。”
他说完，站起来走了。
我坐在那里，饭也没吃，一直到食堂里的人走光。
那天晚上，我回出租屋之后，发现工具箱里多了一个东西。一块毛巾包着一块U盘。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视频文件。
我点开视频，画面是模糊的监控录像，角度正好对着唐建军办公室的桌子。
视频里，我亲手把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唐建军拿起来看了看，放进抽屉。动作清清楚楚，时间、地点都对得上。
下面还有一段声音，是唐建军打电话的录音。他在电话里跟人说要搞点钱还债，说车间里那个周平是个笨蛋，一说就信了。
我关掉视频的手在发抖。
后来我才知道，厂里半年前丢过一批钢材，老板蒋建军让人偷偷装了监控。唐建军并不知道监控装在哪。
曾长河知道监控的事，但他忍了三年，一直没把录像交出去。他怕得罪唐建军，也怕惹事。
直到我出事，他才下定决心，把U盘给了我。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攥着U盘，在出租屋里走来走去。我想着怎么去找唐建军对质，想着怎么去派出所报案，想着怎么把钱要回来。
可我又想，就算有监控，又能怎样呢？唐建军可以说那是帮别人收的钱，可以说那是我自愿给他的。他总有办法把自己摘干净。
我把U盘塞进口袋里，又拿出来，翻来覆去。
最后，我决定先去找老板蒋建军，把录像给他看。
可那天后半夜，一个电话打来，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是医院的电话。
母亲突然病危了。
05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刚刚被抢救过来。
她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护士不让我进去，我就站在玻璃窗外，看着里面那张苍白的脸。
医生说，母亲的肾脏已经基本失去功能了，毒素堆积在身体里，影响了心脏和大脑。再不换肾，恐怕撑不了几个月。
“等待肾源需要多久？”我问。
医生摇摇头：“快的话半年一年，慢的话三五年，而且费用不低。”
我靠在墙上，脑子一片空白。
当天下午，我在走廊长椅上坐着，手机震了一下。是儿子周浩打来的。
“爸，我妈怎么样了？”他问。他没有叫我妈的名字，他从小就管他奶奶叫妈，因为他妈走得早。
我说：“还在医院，情况不太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爸，我不想读书了。”周浩的声音很低，“我想出来打工，挣钱给妈看病。”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不行。”我说，“你好好读书，钱的事爸来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周浩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硬，“你能有什么办法？你在厂里一个月挣三千多块钱，我奶奶透析一次就要好几百。你能有什么办法？”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我已经把补习班的钱退了，买了车票。”周浩说，“明天早上到。”
电话挂断了。
我蹲在走廊里，使劲攥着手机，手一直在抖。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把那二十万要回来。不管用什么方法。
那天是星期天。我打算周一再去厂里。
周一早上，我五点钟就醒了。
洗漱完，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把U盘放在口袋里。
我想好了，先找蒋建军，把录像给他看。
如果他不处理，我就拿着录像去派出所。
我的心脏跳得很快。
我到了厂里，工人们陆陆续续进来，看见我也没打招呼。
唐建军站在车间门口抽烟，看见我来了，故意很大声地吐了口烟，说：“哟，老周，病假休完了？”
我没理他。我直接往老板办公室走。
推开门的时候，唐建军愣了一下。老板娘张文静正好也往这边走，看见我进了老板办公室，她的脚步也停了一下。
蒋建军正在看文件，抬头看见我，皱了皱眉。
“周平？有事？”
我把U盘放在他桌上，说：“老板，我想给你看个东西。”
蒋建军看了看U盘，又看了看我，拿起U盘插进电脑里。当视频和录音全部播放完毕的那一刻，办公室里安静得可以听到墙上挂钟的走动声。
蒋建军靠在椅背上，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
“这人，我保不了。”他说，“但这钱，你也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慢慢来，从唐建军的工资里扣，分五年还清。”
我说：“他要是不认账呢？”
“他敢！”蒋建军一拍桌子，“他在我这儿干了二十年，我知道他什么德行！”
门被推开了。唐建军走进来，指着我喊：“周平！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不想干什么，我只要我的钱。”
唐建军冷笑一声：“你凭什么说我拿了你的钱？你有证据吗？”
蒋建军看了他一眼，把电脑显示器转过去。
唐建军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06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蒋建军把那段录像又放了一遍。屏幕上清清楚楚地拍着，唐建军坐在办公桌前，我把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他拿起来，数了数，锁进抽屉。
放完之后，他又点开了那段录音。
录音里是唐建军跟另一个人的通话。
唐建军的声音在说：“车间里那个周平真是个笨蛋，我一说他就信了。这次搞了二十万，够我还债了。你先等着，等我这边处理完再联系你。”
唐建军听到这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一样，腿一软，扶住了办公桌。
“这这这……”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证据是假的。现在的技术，什么都能伪造。”
蒋建军不紧不慢地说：“那厂里的监控记录也是假的？”
唐建军看了他一眼，脸色更难看了。
我又看了蒋建军一眼。
原来，蒋建军早就留了一手。厂里丢钢材的时候，他在唐建军的办公室里也装了监控。这件事连曾长河都不知道。
我说：“老板，这二十万是我借来的。我母亲等着这笔钱救命。如果唐建军不还，我就在厂里闹。我说到做到。”
蒋建军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唐建军突然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周平！你敢跟我玩阴的？你信不信我让你在这厂里待不下去！”
我一把推开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本来也待不下去了。”
唐建军愣住了。他大概从没见过我这样。
蒋建军这时候终于开口了。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领带，说：“行了，都别吵了。老唐，这笔钱，你拿没拿？”
唐建军低着头，不说话。
“我问你话呢！”蒋建军一拍桌子。
“……拿了。”唐建军的声音像蚊子哼。
蒋建军指了指财务室的方向：“明天你去找会计，把账结了，从你下个月开始，每个月扣三千，什么时候还清什么时候算。你自己签承诺书。”
唐建军急了：“一个月三千，我要还到什么时候去？五年！五年！”
蒋建军笑了笑：“你觉得五年还二十万很多？那你觉得周平攒二十万用了多少年？”
唐建军顿时哑口无言。
蒋建军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冷：“还有，老唐，你跟我老婆走得近的事，我知道。厂里的事，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
唐建军的脸一下子白了。
“东西收拾一下，明天开始你先在家待着吧。”蒋建军说，“等我查清楚了再通知你回来上班。”
唐建军还想说什么，但蒋建军已经坐下来，低下头看文件了：“出去吧。”
唐建军犹豫了一下，转身走出办公室。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复杂，有恨，有怕，也有别的什么。
我没理他。
他走后，我站在蒋建军面前，说：“老板，谢谢你。”
蒋建军摆摆手：“别急着谢。我帮你不是因为我心善，是因为你不把事情压下去的话，会影响我厂里的稳定。这个道理你明白吗？”
我说：“我明白。”
他又说：“这笔钱能要回来，是因为你有证据。你要是什么都没有，我也不会帮你。”
我说：“我知道。”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没急着走。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工人陆续涌进车间。有人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
曾长河正在车间门口抽烟，看见我走了出来，他低着头掐灭了烟，没说什么。
我朝他走过去，说了句：“谢谢。”
他点了点头，没说话。
这时，我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写了一句话：“周师傅，对不起，我爸说他错了。”
07
我看着那条短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陌生号码，没有署名。但我知道是谁发的。是唐建军的儿子。
我攥着手机，站在走廊里，半天没动。走廊里的灯光昏黄，照在我脸上，像蒙了一层灰。
我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高兴？痛快？还是别的什么？
我抬起头，看了看天。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下班后，我骑着电动车去医院。母亲还是老样子，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医生说她的身体太虚弱了，暂时还不能做手术。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
“妈，钱的事有眉目了。”我说，“你再坚持坚持，等找到肾源，咱们就做手术。”
母亲睁开眼，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周平啊，别太累着自己，别让人家说闲话。”
我说：“没事，我心里有数。”
她没有再问下去。她从来不多问。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我骑着电动车回出租屋，路上心里空落落的。二十万块钱能要回来了，可我心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再也没法在这个厂里安安心心干下去了。
第二天一上班，车间里的气氛不太一样了。
唐建军没来，他的位置空着。工人们干活的时候话少了，有人交头接耳说了几句，就低下头不说了。他们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有人说：“周师傅，厉害啊，连唐建军都搞定了。你是没看见昨天他离开厂里的样子，脸都绿了。”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说话的那个人是我干了十几年的老同事，姓马，平时跟唐建军走得也挺近。以前唐建军欺负我的时候，他从来没替我讲过一句话。
现在他不说唐建军不好了，开始说我的好话了。我心里很清楚，这不是因为我有理，而是因为我赢了。在这厂里，大家只认输赢，不认对错。
我不怪他们。这就是人性。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正蹲在车间门口吃饭，一个影子挡在我面前。我抬头一看，是老板娘张文静。
她穿着一件白衬衫，头发盘在脑后，手里端着一杯茶，看着我，表情挺复杂。
“周师傅，吃什么呢？”
我说：“馒头。”
她看着我手里的馒头，皱了皱眉。
过了一会儿，她说：“老唐的事，老板已经处理了。你也别太放在心上。厂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闹大了对谁都不好。”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张文静顿了顿，又开口：“你跟老唐的事，错在他，这点我不帮他说话。不过你也要知道，在这厂里，谁也不比谁高贵。你今天能告倒他，明天他也能告倒你。”
我说：“张姐，我知道。”
她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走了。走的时候又说了一句：“周师傅，你是个老实人。我希望你一直老老实实的。厂里需要你这样的工人。”
我没回应她的话。她说的老实，是希望我继续当那个“吃亏是福”的老实人，一辈子不吭声、不争、不抢。
可我回不去了。
那天下午，车间里曾长河走到我工位前，低声说：“晚上一起喝一杯？”
我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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