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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29日深夜,江西泰和县,中统特务头子庄祖方的寓所院里,只有一盏油灯还亮着。
看守不知为何外出,迟迟没有回来。
院子里的人趁着这个空档,做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一张纸条,被悄悄折叠好,压进了一个熟睡婴儿的衣领里。
没有人知道那张纸条上写了什么。
片刻后,两道身影相继翻出窗沿,落地,消失在了夜色里。
留下的,只有那个裹在薄被里、对一切毫无所知的孩子。
没有人知道,就是这张王勖在狱中生下幼子后悄悄备下的纸条,在被塞入襁褓的那一刻起,便已悄悄扭转了此后十六年里所有人的命运......
【一】精心布下的罗网,从一个叛变的交通员开始
这件事的源头,要从1940年的秋天说起。
那一年10月,中共南方局发出指示,正式宣告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委")。
这个机构代表南方局,统一领导广东、海南、江西、广西、福建西南及香港、澳门等广大地区的地下党工作。
南委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秘书长后升任组织部长郭潜,宣传部长涂振农。
南委刚成立,头一件要紧事就是重整江西地下党的领导班子。
彼时的江西省委,格局颇为庞大。
在郭潜主持的那几年里,江西地下党网络深入各县,下辖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支部,覆盖赣西南、赣西北、赣南三个特委,再加前方工委和赣江河流工委,规模在南委所辖各省级党组织里数一数二。
1940年郭潜调任南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工作暂由颜福华代理。
南委随即从闽粤赣边省委抽调了副书记谢育才,接任江西省委书记一职,谢育才的妻子王勖同行,出任省委妇女部长。
谢育才,1904年2月出生于海南万宁县龙滚镇文渊村,1926年4月入党,从万宁县委书记一路干到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走过大革命、苏维埃运动和三年南方游击战争,坐过三次牢。
接到南委的任命时,他携怀孕数月的王勖,1941年5月从闽西南出发,徒步走了整整一个月,方才在6月抵达江西吉安,暂住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家中。
7月初,谢育才赶赴省委机关所在地——安福县南山,正式接手工作。
在那里他翻看了郭潜留下的三年工作总结报告,又听了代理书记颜福华的情况介绍,当场发现一个严重问题:
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之外,其余已基本遭到破坏,省委机关也残缺不全。
可郭潜此前给中央和南委的报告里,对这些情况没有如实全面地反映。
谢育才意识到大事不妙,立刻向南委发出电报告急。
南委复电,让他立即返回南委当面汇报。
于是,谢育才决定先绕道吉安,设法搞到一张路条,再前往广东曲江。就是这个小小的绕路,成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当时他全然不知,省委交通员李铁拐(原名萧三省),早在他抵达江西之前就已被捕叛变。
化名"李志强"的谢育才此行的每一个细节——何时出发、路过哪里、此行目的——全都已经通过李铁拐送进了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的档案里。
1941年7月15日夜,谢育才与省委宣传部长骆启勋在李铁拐引路下抵达吉安,住进一家小旅馆。
刚一落脚,中统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便把旅馆围住了。
特务叫出他的化名"李先生",接着如数家珍地说出他从闽西南出发的日期、途经的每一处地点、信件往来内容。
谢育才当场明白,不只是这次行动,是整个江西省委,已经从里面烂透了。
骆启勋随即叛变。
特务顺藤摸瓜,又逮捕了在吉安待产的王勖,以及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夫妇。
这张网,是从叛变的交通员李铁拐这里起头布下的,到谢育才落网这一刻,才完成了最关键的收口。
而被捕之后等待这对夫妻的,是一场远比他们想象的都要漫长的牢狱,还有一个在狱中降生的孩子。
【二】牢中产子,一个婴儿成了最锋利的筹码
谢育才被捕后,先关进吉安的临时羁押处,两个月后,于1941年8月被押送到泰和马家洲集中营。
马家洲集中营,坐落于泰和县马市镇仙桥村松山村一带,对外挂着"青年留训班"的牌子,占地约5000平方米。
建筑主体由一座王氏宗祠和四栋民房组成,每栋房子的厅堂后面用厚实木板隔出大小不一的囚室,小的仅五六平方米,多数密不透风,只有少数开了一扇小窗。
四周筑有两层围墙,外层是三米多高的砖墙,内层是尖竹篱笆,当地人私下叫它"赣版渣滓洞"。
王勖关在女犯牢房里,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没有任何医疗条件。
就在关押期间,王勖早产了。
没有接生婆,没有医生,看守随手扔进来一块破布。
儿子谢继强,就这样在这间混杂着霉气与腐味的牢房里出生,哇哇啼哭,声音细弱,响彻了整条走廊。
王勖没有奶水喂孩子。
她把自己那份囚饭嚼碎了,喂进儿子嘴里,自己饿着。
孩子在这样的条件下体弱多病,骨瘦如柴,时常哭个不停,却越哭越没力气。
有一次,看守谎称带孩子去看病,把不满半岁的谢继强从王勖手里骗走,单独关在谢育才囚室附近,不再还给他们。
孩子失去母亲的温暖,哭声透过木板墙一阵一阵传来,王勖哭得无法自已,同牢的女犯也跟着嚎啕,整个集中营闹得不得安宁,特务迫于压力才把孩子送还。
围绕谢育才的攻势,一轮接着一轮。
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亲自出面,用亲情感化。
中统大特务冯琦和庄祖方轮番施压。
叛变的颜福华被押来"现身说法",企图凭昔日同僚的情分撬开他的嘴。
这些都没能动摇谢育才。
他在狱中给难友留信:革命者为真理正义而流血,心也甚安。
可形势在一步步恶化,以一种谢育才站在铁栏后面却完全无能为力的速度。
敌人假借谢育才名义,写信给代理省委书记颜福华,将颜诱捕。
颜叛变之后,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落网,电台台长林云生等人先后变节,省委电台落入中统手中。
从1941年7月谢育才被捕,到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下辖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被悉数破坏,2000余名党员遭到逮捕,2000余名农村党员被强制管训。
这一切,远在广东的南委,完全不知道。
中统拿到江西省委的电台和密码后,随即以省委名义冒充我方人员联络南委。
1942年2月,南委电台接到江西台的联络,称因机器损坏中断联系已修好,要求恢复通联。
南委起初有所警惕,要求江西台说明中断原因,暂不发出任何实质性指示。
叛徒随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陆续发来一批伪造报告,南委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回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情况不明"。
方方把这些情况交给南委其他人研究,大家认为没有问题。
于是南委决定,派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郭潜重返江西,传达指示、检查工作,同时给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信,约定5月中旬在广东曲江与化名"二叔"的郭潜见面。
郭潜,是南委组织部长,他所知晓的东西,比任何人都要多。
而就在这封密信发出之前,谢育才已经从特务审讯的字里行间,拼出了一个正在快速逼近的灾难的全貌。
【三】三次越狱全部失败,最后只剩一步险棋
谢育才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放弃过向外传递消息的努力。
他试过三次越狱。第一次用藏起来的小刀锯断木窗栏,动作被发现,计划告吹。
第二次想收买看守出去,对方没上钩。
第三次,他用日本牙膏皮一点点磨制出一枚简陋钥匙,先试着打开脚镣,成功了。
随即依样仿制一把囚室门的钥匙,试开的时候,钥匙折断在锁孔里,被特务当场发现。
随即加戴重镣,外围铁丝网加高,他在马家洲的越狱可能,就此彻底断绝。
他也曾秘密写信给周恩来,没有送出去。
多次试图把情报传给南委书记方方,也都没有成功。
被死死困住,一天天过去。
1942年2月,叛变的颜福华被押来劝降时,无意间透露了一条关键消息:中统控制的江西省委电台,已经在和南委联络,南委那边信了。
谢育才当场意识到了什么。
他把这条消息,和之前特务审讯时随口漏出的一个词——"全福处"——对上了号。
"全福",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区区委书记张全福,此人负责南委电台安全保卫工作,能找到张全福,就能找到南委。
这也意味着,南委那条线,已经在特务的掌握里了。
南委危在旦夕。
在这种情形下,谢育才最终选定了唯一一条还走得通的路:假意签署"自首书",用投降换取出狱机会,找到机会报警。
这个决定,他想了整整一个多月。
他入党十六年,三次坐牢,家中十二位亲人被反动派杀害。
革命路上走过来的人,自然清楚"自首"两个字背后的分量。
这张纸一旦签了,就算日后洗清嫌疑,文书永远存档——组织怎么看,战友怎么想,后人怎么评,全是未知。
万一出了集中营机会未至又被抓回,连自辩的空间都没有,"自首"就成了"叛变"。
可若是什么都不做,郭潜进了曲江的包围圈,南委覆灭,华南地下党网络就算完了。
他在狱中给难友留下一首诗,作为自己的明志:"为国捐躯心不忧,惟愿正气永存留。成败论定任褒贬,忠奸自让后史修!"
写完这首诗,他主动向特务表示愿意签字。
当晚,他偷偷带信给王勖,让她借钱、备好衣服。
王勖明白了,随即托难友秘密借来三四十块钱和两件旗袍,把旗袍改成短衣,便于奔跑。
孩子吃剩的饼干和藕粉,一粒粒攒起来备用。
她还借了庄母一把剪刀,借口裁衣,用后故意不还。
1942年2月9日,谢育才夫妇带着几个月大的谢继强,被押出马家洲集中营,转移至泰和县城,软禁在中统特务头子庄祖方的寓所院内,由叛徒和特务轮流看守。
牢换成了院子,重镣换成了眼线,但本质一样:他们仍然走不了。
夜里,两个人和衣而卧,把需要带走的东西悄悄收拾好,一有动静就起来。
天亮了,又把东西分散藏好,以免被人看出端倪。
就这样撑了两个多月,天天等,天天落空。
就在这段时间里,形势越收越紧。
特务在一次审讯中向谢育才透露:南委已经通过电台发来消息,要他去"全福处"。
谢育才急中生智,对特务说"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县白土区后村,把方向指偏了四百多里。
可这件事让他彻底坐不住——特务已经把南委的来信截获,郭潜随时可能踏入包围圈,这个时机,一分一秒都等不了了。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勖悄悄做了一件事。
没有人知道她做了什么,就连谢育才也不完全知晓她的那个打算。
她只是在某一个夜里,找来一小张纸,写了几行字,叠好,先藏在了衣物里。
【四】1942年4月29日深夜,院中石板下压着两张纸条
1942年4月下旬,局势陡然多出了一重致命的紧迫。
中统特务截获了南委发给谢育才的那封明文隐语信,信中约定谢育才5月中旬赶赴广东曲江,与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当面见面汇报工作。
特务掌握了这条线索,随即策划更大的阴谋:胁迫谢育才亲自出面,以接头为由把郭潜引入陷阱,一举拿下这个知晓南委全部核心情报的人。
郭潜一旦落网,南委便如同被抽掉了脊梁。
谢育才明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以天计算了。
1942年4月29日深夜,院子里格外安静。
当晚轮值的看守因故外出,迟迟未归。
谢育才侧耳听了很久,确认四下无声,转身看向王勖。
两个多月里最清晰的一个窗口,就这样出现了。
可带着孩子,是跑不掉的。
谢继强还不满周岁,不会控制哭声,一旦有声响,追兵顷刻即至。
带走他,两个人必被抓回,郭潜必然落网,南委覆灭。
留下他,报警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孩子落在特务手里,生死未卜。
谢育才把事先写好的两张纸条都取了出来。
王勖接过其中一张,展开,在灯下看了看,然后折好,俯下身,轻轻塞进了谢继强的衣领里。
那张纸条上写的什么,没有人知道。
另一张,压在了院中一块青石板下面。
两个人没有再停留,一前一后翻出窗沿,落到院外。王勖着地时摔伤了腿,没有发出声音。
天黑之后不久,庄祖方回到宅院,发现两人已逃。
他找到了青石板下那张纸条,展开,在灯下读完。
院内的特务当即暴跳如雷,有人扑向那个还在薄被里熟睡的婴儿,要拿孩子出气。
就在这一刻,庄祖方拦住了他们,把纸条重新折好,夹在手里,转身做了一个与他所有身份都相悖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将把谢继强的命运,引向一条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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