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人叫他“李青天”，可他先得罪的，是官场里那套人情。
一九六二年二月，李葆华到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
那时的安徽，刚从困难年月里往外爬。粮食、干部、工厂、农村，哪一头都不轻松。省委机关里，一摞摞材料摆在桌上，纸页边角被翻得发毛。
他没有先讲排场。
他盯住的第一件事，是老百姓碗里的粮食，也是那些年被错划、被压住的人。
这一下，许多人心里不安了。
李葆华不是普通干部。
他是一九〇九年生人，河北乐亭大黑坨村人。父亲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可这个身份，没给他留下多少“好日子”。
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被捕。十八岁的李葆华被沈尹默、周作人等人掩护起来，躲过搜捕。
噩耗传来时，屋里的人反倒不知道怎么开口。
父亲被害，家也散了。
李大钊身后清贫，后来李家人讲起这段家风，总绕不开一个细节：祖父牺牲后，家中几乎没有积蓄，只留下清白和规矩。
这东西看不见，却压在李葆华心里几十年。
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去日本读书，又回国从事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水利系统工作多年。
工地上，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的人。
治水现场、河堤边、村庄里，他都去。别人看图纸，他更要看河道、看堤坝、看村民怎么过日子。
“不去现场，看不出问题。”
这句话不像口号，更像他的办事习惯。
到安徽后，这个习惯又带进了省委。
当时安徽的问题，最难碰的不是账本，不是粮食数字，而是人。
有些干部曾在运动中被错划、被打倒，案子一压就是多年。谁替他们说话，谁就可能得罪一批掌权的人。
李葆华偏要碰。
新省委推动甄别平反，态度很硬：凡属冤、假、错案，包括右派，有多少平反多少。
这句话落下去，会议室里安静过，也有人心里打鼓。
被压下去的人，一个个重新被看见；过去靠整人、压人站稳脚跟的人，也一个个感到不自在。
这就是他“得罪人”的开头。
安徽的问题还不止干部。
粮食供应，是更急的事。
六十年代初，城镇居民口粮配额、农村生产安排、基层干部作风，都牵着老百姓一日三餐。李葆华到任后，把检查粮食供应放在前面。
办公室里的表格，不能替代灶台上的锅。
他往基层跑，看供应，看生产，看群众能不能吃上饭。
有些人喜欢讲“形势很好”，他不爱听空话。粮袋子有没有，仓库里有没有，锅里有没有，才算数。
安徽后来形势逐步好转，干部群众的劲头也起来了。
可官场里，对他的评价并不全是好话。
有人嫌他太直。
有人嫌他不讲情面。
有人觉得他一来就翻旧账，坏了原来的规矩。
可安徽老百姓记住的，不是这些抱怨。
他们给他起了个称呼：“李青天”。
这个称呼不是因为他说话好听，而是因为他办事先看是非，不先看关系。
这也正是李葆华最难“相处”的地方。
他出身特殊，职位也高，亲友、熟人、身边人，难免有人以为能沾点光。
可李家的门槛，不是这么迈的。
李宏塔后来回忆父亲，说父亲没有多少时间坐下来讲大道理，更多是用行动告诉子女，共产党员该干什么、该做什么、该想什么。
李葆华家里也简朴。
老旧家具，人造革椅子，坐下去就是一个坑。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二〇〇〇年，有关部门要给他调新房，他没要。
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调了。”
这不是一句客气话。
他的儿子李宏塔在安徽工作多年，后来当过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可合肥长江路上，很多人记住他的样子，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李厅长”。
李宏塔主持过多次分房，分出去近二百套，自己没给自己要一套。
一家三口，在五十五平方米的两居室里住了十六年。
父亲怎么过日子，儿子就怎么接着过。
李葆华离开安徽后，又到贵州工作。
一九七八年五月，六十九岁的他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那是改革开放前后，金融系统拨乱反正、恢复秩序的重要时期。
对他来说，这是陌生岗位。
他还是老办法：先把事情弄清，再把规矩立住。
干部政策要落实，金融秩序要恢复，人才要培养，对外金融交流也要打开。中国后来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这一时期的金融工作绕不开他的名字。
可他身上最醒目的，仍不是职位。
是“不能沾”的规矩。
父亲李大钊没有给子孙留下财产，却留下了一个更重的东西：公家的事，不能拿来为自家人谋方便。
李葆华守了一辈子。
二〇〇五年二月十九日，李葆华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一个从烈士家里走出来的孩子，做过省委第一书记，做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最后留给子女的，仍是那条老规矩。
门关上，屋里没有新沙发，也没有多余的摆设。
只有一张旧椅子，安安静静摆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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