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12日，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以后，在四川会理县城郊的铁厂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按照原定的计划，会理会议本来是要在会理县城里面召开的，但是因为红三军团没有按照计划拿下会理，因此只好临时改在城郊开会。
图|会理会议纪念地
过去我们聊长征时期召开的主要会议，聊遵义会议比较多，哪怕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乃至于苟坝会议，也有过不少的描述，唯独北渡金沙江以后的会理会议，大多数时候只是略提一嘴，基本上没深究过这次会议召开的原因。
对我们而言，过去我们理解会理会议，这只是一次巩固遵义会议成果的一次会议，但实际上真要细究起来，你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以往我们所认为的，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之后再度出山指挥红军，下面的红军指战员都十分高兴，坚决拥护，然而实际上就是，在整个四渡赤水前后，毛主席不光是要面对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就是在党内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心目中，也面临空前的质疑。
这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会理会议之前，101给中央写了封信，信中除了谈到对四渡赤水的作战不满以外，还认为毛主席指挥军队作战不行，应当解除其指挥权，更换中央军事领导人，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毛主席当时已经意识到，必须要开一次会统一一下全军的思想。
整个四渡赤水时期，毛主席至少被质疑了两次，这两次我们过去也聊得比较多了。
一次就是1935年1月下旬的土城战役，当时遵义会议刚刚结束，毛主席刚恢复了军事指挥权。
那时中央红军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到哪儿去，原定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已经是不可能，所以唯一可能就只有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或者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不过，郭勋祺的川军已经离红军很近，因此在北渡长江之前，毛主席决定先把身后这个尾巴敲掉。
根据军委二局破译的川军电文，追击的郭勋祺部只有四个团，其中先头部队是潘佐部2个团。
图|一渡赤水示意图
毛主席那时觉得，集中红三、红五军团，是完全有把握吃掉这股敌人的，只是他老人家也没想到，尾随追击的郭勋祺部并不是只有四个团，而是六个团，而且武器装备十分精良，更糟糕的是后续川军还有后续部队陆续赶来。
据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回忆：
“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考虑从这里北渡长江已经不可能，毛主席在和中央军委紧急商讨后，决定放弃从此地北渡长江的计划，而是选择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
土城战役的失利令毛主席痛彻心扉，然而当时他还没来得及就战事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质疑之声就已经传开。
不光是博古、李德等一些人，下面的干部战士说怪话的更多。
后来中央了解了这一点，还专门派人到下面去了解，刘少奇也是在这个时候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陈云则是调到了红五军团。
据彭老总会议，当时刘少奇来到红三军团以后，同他谈了两天，当时他也很坦诚了向刘少奇说了部队的情况：
“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我们曾想在打败吴奇伟军后，争取三、五天休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克服对敌作战的犹豫情绪。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
严格意义上讲，彭老总当时反映的情况也属实，毕竟从中央苏区出来以后，红军大部队不是在行军途中，就是在作战中，十分艰苦，而且负了伤以后，最担心的就是被部队留下，因为留下就意味着失散，甚至可能是被地主还乡团追上杀害。
图|彭老总
对于后续的战略问题，彭老总显然是有自己考虑的，据彭老总回忆：
“红军到达郴州、宜章间时，我曾向中央建议：第三军团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中央率主力迅速进占溆浦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群众准备战场，三军团尽可能在宁乡、湘潭、湘乡、益阳地区同敌周旋一个时期。博古他们未采纳，其实这个意见是可以考虑的。”
参考这一方案，彭老总认为红军在接下来应当“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
刘少奇就所了解的情况以及个人意见，向中央发了电报，彭老总看过这份电报，认为跟自己的意思不太符合，于是就没签字，电报最后是以刘少奇、杨尚昆（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名义发出的。
不光是红三军团，作为铁流后卫的红五军团其实也是这个情况。
其实如果有一张长征的动态地图的话，不难发现红五军团其实走的路比红一、红三更长，而且长期担负诱敌、佯装主力的重任，与大部队脱离，处境更加危险。
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后来回忆部队过金沙江以后，部队中有出现不愿意担任后卫的情绪：
“近来卅七团干部感觉疲劳，有不愿担任后卫的情绪，深为错误。今日，首长特召集该团负责同志教育之。”
不过，中央那时虽然意识到了下面干部战士有意见，但因为正处于围追堵截之中，所以没能第一时间解决这个情况。
令毛主席也没想到的是，后来他又遭受到一次更大的信任危机。
1935年2月9日，红军一渡赤水河后再扎西集结，趁着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在川南，而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下，毛主席做出了回师黔北的决定。此次红军二渡赤水河，不仅重新占领了遵义，还顺利击溃了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以及黔军大部分，算是扭转了土城战役失利以来红军整体士气低迷。
同年3月4日，在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下，中革军委特设了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主席为前敌政治委员。
6天后，前敌司令部就收到了红一军团发来的一封急电，电文中提到打鼓新场驻扎有黔军的一个师，战斗力不强，如果红军集中红一、红三军团拿下打鼓新场，就能补充大批的枪支弹药以及物资储备。
打鼓新场就是今天的贵州金沙县。
图|苟坝会议
朱老总看了电文以后，认为打打鼓新场可行，一方面是该地黔军确实是弱敌，另外一方面则是打鼓新场是进军黔西的必经之路，对红军西进开辟根据地极为有利。
事实上，就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也认为此计划应该可行。
可毛主席反对。
1935年3月10日上午，张闻天召集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等20多名同志在贵州遵义枫香镇苟坝村开会，讨论要不要打打鼓新场。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赞同打打鼓新场，只有毛主席反对。
当时，毛主席很清醒的认识到，打鼓新场的黔军虽然弱，但此地南北方向上有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西南方向还有滇军的孙渡部，而我军主力至少还需要两天才能到打鼓新场，而在我军向打鼓新场运动的这段时间里，滇军、川军、黔军都有可能杀到，局势对我军不利。
可无论毛主席怎么说，在场的众人都不认同毛主席的决定，毛主席后来说了一句气话：
“如果这样，我作为前敌政委不能负这个责，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时主持会议的张闻天直接说了一句：
“少数服从多数，你不干，就不干吧。”
会议不仅否定了毛主席的建议，还把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拿掉了。
毛主席虽然被免去了职务，但并没有一味屈从，他心里很清楚，打鼓新场这一战，搞不好要打成如土城战役那样的焦灼战，届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大半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希望能说服周恩来改变主意。
两个人在农舍里谈了一个晚上，周恩来最终还是被毛主席说服了。
3月11日上午，苟坝会议继续进行，恰好这时军委二局又破译了敌人的电文，得知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8个师的兵力直扑打鼓新场，大家这才意识到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也是这次会议上，大家普遍认为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大战来临时由中央直接开会讨论军事行动确实于指挥不利。于是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的“新三人团”，由周恩来任团长，全权指挥军事行动。
然而问题是，毛主席在随后的战略决策中，把歼敌目标确定为最强的中央军和最弱的黔军，不打川军和滇军。
3月15日，前敌司令部发出作战指令，要求各部毫不迟疑的消灭鲁班场之敌。鲁班场之敌，是国民党军中央军周浑元部。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毛主席下定决心大鲁班场的周浑元部，也是在大家强烈的反对声音中进行的，事实上，根据当时的情况看，原本是支持毛主席的张闻天、王稼祥，这时也已经有了动摇。
王稼祥就曾跟张闻天说：
“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军队里意见也不少，说至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出自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
张闻天那时也很头大，还萌生了一个离开中央红军，去上海工作的想法。
当时，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了敌特破坏，急续恢复，此前中央就派去了潘汉年，后来部队过了北盘江后，急需要再派一个人，张闻天主动申请，但被婉拒，改派了陈云去。
彭老总也是发现了部队当时已经十分疲惫，大家普遍产生急于建立根据地的想法，这才向刘少奇提出部队不应该再往西去，应该转而向东，继续执行向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
更糟糕的是，鲁班场战斗最终以红军失利而告终，无奈部队只好向北转进，在茅台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此为三渡）。
许多人当时都想不通，为何放着弱敌不打偏偏去打最强的中央军？偏偏还打输了？
不理解的情绪一下子就在全军蔓延开了。
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鲁班场战役的意义。
首先，这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是在计划范围内，对此毛主席也是认的。
图|红军鲁班场战役示意图
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期间，毛主席谈起往事曾说过：
“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茅台那次打仗”指的便是鲁班场战役。
在决定不打打鼓新场以后，毛主席开始思考对策，他不光考虑下一仗怎么打，同时还考虑，红军下一步要去哪儿。
就以当时情况而言，黔北或者是川西仍然是红军的主要选择。
当时，如果红军去打打鼓新场，固然可以打通去黔北的通道，但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在此地遭到川滇黔以及中央军的围攻，但是反过来，如果直接打鲁班场的中央军，隔壁的黔军不一定会动，事实上，如果打痛了鲁班场的中央军，川军、滇军就不一定会对红军继续穷追不舍。
就和当年朱元璋考虑先打陈友谅还是先打张士诚是一个道理。
如果先打张士诚，那么以陈友谅的性格，必然会联合张士诚，而如果先打陈友谅，以张士诚的气量，必然不会联合陈友谅。
要知道当时红军已经击败了吴奇伟，如果再击败周浑元部，那么其他地方军阀必然会因为畏惧红军而选择自保。
当红军从茅台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后，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下令各路大军在川南集结，意图在古蔺地区聚歼红军，为了吸引敌人追忆，毛主席特意派了红一军团一个团佯装主力，而真正的主力则突然转向东北方向，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
四渡赤水后，毛主席再度布置疑兵，命令红九军团佯装主力北上，而红军真正主力则是擦着敌人右翼主力兵团转道向南，二渡乌江威胁贵阳。
图|红军巧渡金沙江
那时蒋介石也到了贵阳，慌忙下令调滇军孙渡部增援，而毛主席见滇军已经被调动，于是擦着贵阳的边直接转到向西渡过北盘江进入了云南。
1935年5月9日，红军在皎平渡、洪门渡北渡金沙江。而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9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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