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中砥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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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20年版《浔阳往事》，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订。
续前篇：九江文史 | 沦陷时期的九江（上）
三、经济掠夺
自日军占领九江后，大批日本商人涌入九江，整个大中路的城外地段全部被日商霸占开业，西门口至梅绽坡巷口有一大半为日商占住，梅绽坡至八角石只有个别日商设铺。
一些属于日本财阀的垄断商业组织，也在九江设立了分支机构，有“统制”棉花的“东棉洋行”、“统制”皮革的“岩井洋行”、“统制”其他土产物资的“三井洋行”“三菱洋行”“荣泰洋行”等。这些大洋行的总机构都在日本本土。其经营多采取“物资交换”的方式，即以高价的工业消费品，交换廉价的中国农产品。
中国店铺只能小本经营，货源多来自“洋行”的“分配”，小部分由跑生意的中国人肩挑手提，从四面八方带来卖给他们。除了开店的、做手艺的、做小贩的之外，人数最多的要数“跑生意”的。这些人不分男女老少，尤其中年妇女为数最多，包括城镇居民、近郊农民，轮船、火车、民船上的中国乘客，几乎全是这些“跑生意”的。他们为了生活，不但风餐露宿，历尽艰辛，而且时刻都有遭遇风险的可能。
由南昌到九江，一个人只能带两筒（20个）粗瓷碗，一扎灯燃草，或几斤米粉之类的东西。一个不太大的篮子和一个布袋挎在肩膀上，胆大的或在碗底下藏上几块银元，虽危险很大，但可多赚点钱。
九江到南昌的，可以带两斤弹好的棉花，但必须反复捆紧，捆到比一斤的体积还小；还可带一丈多白细布等之类的小商品。上下火车要经过重重关卡，检查、搜身，搞不好要没收货物，或遭殴打侮辱。而乘坐的火车，简直和对待猪仔一般，不仅无座位，而且很多人挤在一块，小便也只能自己用东西接住。
有一天早晨，跑南昌生意的人纷纷去火车站搭乘到南昌的火车。当他们走完龙开河的铁桥时，鬼子把守在河西桥头的“关卡”还未打开。人们只得站在“关卡”前的桥上等待放行，正当拥挤得水泄不通时，从后面开来了一辆鬼子的汽车。人们为了避让，一时乱作一团，在混乱中互相推搡，突然桥两边的栏杆挤破了，人从桥上掉入龙开河里。像这样的惨剧时有发生。
有一次，美国飞机轰炸九江，许多跑南昌的生意人正在火车站等候上车。因站外有鬼子兵持枪把守，不能四散跑开，当车站中弹时，一下炸死两百多名中国人，其状惨不忍睹。
沦陷时期，日寇对食盐的控制特别严厉。江北黄梅一带的农民在极度缺乏食盐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茅厕的砖墙下刮取硝盐当食盐吃。有的家里即使藏了少许食盐，也要等到农忙时才敢吃上一点。
在市区，鬼子对城市居民食盐的配给数量极少，两三个月才“配给”一次，每人一斤。买一次食盐总得站四五天的长队。
尽管日寇对食盐的控制和查禁得极严，但是中国人还是有办法把兵站或仓库里的食盐偷出来，再用各种办法偷运到农村。最常用的办法，是从江北挑粪的农民以双底粪桶夹带食盐，过“卡子”时，日寇、汉奸虽用铁钎一再戳搅，也难发现。另一种办法是买通“卡口”上的汉奸偷带出去。最大胆的是整包食盐不经过“卡子”而偷运到城外，但其中绝大部分是与汉奸串通一气搞的；还有极个别的把鬼子兵也收买过来。
有的贫苦农民到九江街上来卖柴、菜，回去时暗藏半斤、四两食盐，经过“卡子”时，如被鬼子或汉奸搜出，就要倒霉。有一次，在一个“小卡子”上，鬼子兵在一农妇身上搜到半斤食盐，就把这位农妇的衣裳脱光，要她两脚摆开站在高架上，让过“卡子”的中国人从她的胯下走过。在那种屈辱的年代里，不少人为了能尝到一点咸味而受到这帮野兽的侮辱和殴打，不少人为偷运食盐而丧生。
日寇在经济掠夺的同时，最毒辣的一手是利用鸦片来搜刮、毒害和麻醉中国人。他们公开在九江设立了专门出售鸦片的机构，名叫“戒烟所”，允许中国人开设鸦片馆，吸烟者也颇盛行。骇人听闻的是，连十来岁的儿童都涉足其间。例如有一解姓儿童，年仅十二三岁，因吸毒成瘾，不能自拔，以致堕落到为“介福里”妓院的龟头与鸨母接客。有一国民金姓，因吸毒而倾家荡产，走投无路，终于投靠日寇充当汉奸，为其搜集情报，为“皇军”到农村去招降“游击队”。
日军刚到九江时，不吃中国人的食品，认为中国人的食品不卫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物资逐渐匮乏，士兵面有饥色。把守“关卡”的鬼子常常强拿中国人所携带的吃食或布鞋之类的物品。有的鬼子兵拿上面发给自己抽的香烟同中国人换烧饼吃，其一副饥饿馋相实在讨厌。
日本侵略军初到时，市面流通的货币，是由日本军部发行的“大日本帝国军用手票”，通称“军票”。待汪氏南京伪中央政府建立后，“军票”兑换成“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备券”。原本由日本人经营的“台湾银行”，再改名为伪南京“中央储备银行”管辖的“中央储备银行九江分行”。
沦陷时期的九江，有专供中国人看的《九江日报》《武汉日报》，还有武汉出版发行的《农邦良友》月刊。《九江日报》的社长、编辑和校对全是中国人，他们每天要把编好的校样送宪兵队审查后方可付印。在审查中，如发现稍有不符合侵略者意图的文字，即被删改、涂掉或整篇抽出。
日军通过伪组织强迫中国店铺订阅上述报刊。这些报刊的重大新闻，是报道“轴心国”军事上的“胜利消息”和鼓吹“武士道”精神，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煽动种族歧视和反共心理；把日本侵华说成是“军事同盟”“和平运动”，汪精卫投降日寇说成是“参加和平运动”等鬼话。
日寇还利用中国人的某些迷信习俗来灌输奴化思想。每当阴历年二十四，要向中国店铺赠送“灶神符”；春节送春联；连阴历七月十五，也要在街上张贴“中元令节”的纸画以示纪念。有一副春联这样写道：“同文同种同歌大有，共存共荣共乐新春。”除了汉奸走狗外，中国人民有谁能同日本强盗“共荣共乐”呢！
可是，中国人开的书纸店，除了笔墨纸砚外，就只有《三字经》《幼学》《论语》等类的书籍。书摊上也只有少许“言情小说”。革命文学和进步书刊根本看不到。
侵略者当局对吸毒、、赌博、装神弄鬼等宗教迷信，都大加提倡和利用。烟馆有普通烟馆和花烟馆。妓院有专供日军发泄兽欲的东洋妓院，其中有朝鲜和南京；有属扬州帮的两大妓院——“介福里”和“崇道里”，这是由伪政府发给营业执照的合法妓院，私娼和暗妓也不少。
娼妓
妓女
五花八门的宗教迷信活动十分猖獗，并由此出现了一种非僧非道的“一贯道”组织。它所敬奉的菩萨有罗汉、观音、济公、吕洞宾、关公，把这些佛道扯到一起，无大、小、长、次之分。其缘由不得而知，但香火极昌盛。甚至伪县长王国瑞、警察局长张世雄等大小汉奸头目及各色人物，也进入坛内顶礼膜拜。实际上，“一贯道”是日寇谍报机关假创神坛、传道名，以建立情报基地、搜集情报的一种反动组织。
日本侵略军从占领九江的第一天起，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施行了极其残酷的高压政策，使九江人民蒙受了长达数年的深重灾难。但是，九江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同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终于打败日本强盗，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显示了我国人民不容侮辱、不甘奴役的民族精神和英勇气概。
历史的灾难不会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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