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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超越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空前提高,是经济发展和结构演进的客观规律。近10年来,浙江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质效持续提升,在支撑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带动就业扩大、满足人民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服务业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整体水平有待提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一、近几年服务业发展的特点
(一)服务业增长快于整体经济,其占GDP比重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由2015年的21844亿元增至2025年的56206亿元,2016-2025年年均实际增长7.2%,比同期GDP年均增长率高出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5年的49.4%提高到2025年的59.4%。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日益显著。
(二)服务业内部结构得到优化,信息服务业呈良好发展态势。2025年与2018年相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由9.2%、5.4%和14.1%,提高到12.4%、7.3%和14.9%,分别上升3.2、1.9和0.8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6.4%降至11.6%,下降4.8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成为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涌现出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提升了浙江服务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服务业比重高于全国和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且提高幅度较大。2025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59.4%)比全国平均水平(57.7%)高出1.7个百分点,比广东、山东、江苏分别高出1.1、5.3和5.4个百分点。10年前,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比广东低1.7个百分点,比江苏和山东只高出一二个百分点,由于近10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了10.0个百分点,提高幅度比广东、山东、江苏分别高出2.8、3.0和4.1个百分点,以至于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反超广东,并与山东和江苏拉开了差距。
二、服务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一)服务业总体发展相对不足。以浙江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服务业比重偏低。2025年,浙江人均GDP比全国高出41.9%,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59.4%)仅比全国高出1.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37.8%)和工业比重(33.1%)分别比全国高出2.2和3.4个百分点。应该看到,最近10年浙江服务业比重提高幅度较大,一个重要因素是杭州服务业发展较快,掩盖了全省其他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问题。如果扣除杭州市,其他10个设区市202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仅为54.8%,比全国低近3个百分点。
(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状况比较突出。11个设区市,202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仅有杭州、温州和金华3个市,其中杭州为73.8%,比全省高出14.4个百分点;温州和金华分别为61.7%和60.3%。其余8个设区市中,有7个设区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4个设区市比重低于或等于50%。从最近10年第三产业比重变化情况看,11个设区市中,杭州和温州分别上升16.5和10.5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上升幅度;有8个设区市上升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且呈现原有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越低的设区市,这10年上升幅度越慢的反常现象。90个县(市、区)中,202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60个县(市、区),占2/3;其中比重低于50%的有31个县(市、区)。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区),如慈溪、余姚、镇海、乐清、瑞安、海宁、桐乡、柯桥、诸暨、上虞、温岭等,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不仅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大多数比重低于50%,有的比重甚至低于40%。
(三)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相对不高。2024年,浙江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4.9%)明显低于全国(22.2%),比广东、江苏、山东分别低4.4、7.3和17.7个百分点。浙江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44.4%)最高,比全国高出15.4个百分点,比江苏、广东、山东分别高出3.8、7.7和10.3个百分点。笔者曾经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研究,当时浙江是全国唯一一个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超过50%(51.8%)、制造业就业人员比重超过40%(43.8%)的省份。而且,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长期居高不下,2004年为43.6%,2024年仍高达44.4%。浙江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相对不高,虽然这一比重(50.7%)仅低于广东(54.0%),高于全国(48.8%)和江苏(47.2%)、山东(43.3%),但相对于第二产业来说,浙江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偏少。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与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之比,全国为1.69:1,广东为1.47:1,山东为1.27:1,江苏为1.16:1,浙江仅为1.14:1。
(四)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不强。与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业整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浙江服务业以附加值不高、竞争力不强的传统服务业为主,批发和零售业仍是服务业中的第一大行业,2025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2.4%,比全国高出4.4个百分点。2024年,浙江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6)。另一方面,浙江制造业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究其原因,一个突出制约是为制造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不强。202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中,交通仓储邮政(5.4%)、租赁和商务(7.3%)的比重分别比全国低2.3和0.6个百分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的比重也比全国低1个百分点以上。
三、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几点建议
(一)把服务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是浙江经济结构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认识到,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比重越低,附加值低的简单制造环节比重越高,资源消耗就越多,环境污染就越大,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就越低,产能过剩严重、对外过分依赖、经济循环不畅、经济波动较大、安全事故易发等问题就越突出。要充分认识到服务业发展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服务业既是释放国内消费需求的依托重点,又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必须把服务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把它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任务,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使服务业在“十五五”时期有更好的发展。
(二)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围绕制造业发展需求和行业特征,不断拓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业务范围、产品体系和服务方式,积极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品牌运营服务、现代物流、节能降碳环保服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管理咨询、人才培训等一系列专业服务业。围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和发展AI服务商,建立可信数据空间和高质量数据集,挖掘场景应用,推进相关AI技术在生产制造领域的应用,发展“模型即服务”、“智能体即服务”等新模式,满足人工智能加速演进所催生的大量服务需求。围绕“走出去”和全球化趋势,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结算、跨境AI服务、海外综合服务等,构建全球化的服务体系和服务生态。围绕满足居民基本需求和高品质生活追求,大力发展养老服务、托育服务、家政服务、健康服务、教育培训、文化娱乐、旅游观光、休闲疗养、体育健身等服务业,在多样化供给、精准化适配、人性化关怀、个性化服务等方面下功夫,提升服务体验感和满意度。
(三)优化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互动以促进服务业发展。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是相互联系的。过去几十年,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持续下降,导致企业和政府占有较多的收入份额,并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政府性投资,形成了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需求结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增长、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过低,又会导致经济过分依赖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带动。也就是说,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需求结构不合理,并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不合理。而最近几年来,一方面,需求结构明显发生了从实物向服务的转变:服务消费增长持续快于商品消费增长,软投入增长明显快于实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服务贸易增长快于货物贸易增长。这意味着未来的需求将越来越向服务业倾斜。另一方面,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服务业贯穿经济循环全链条、各环节,对做强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下定决心,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进一步扩大需求结构向服务业倾斜的格局。
(四)加强引导和考核,推动服务业相对落后地区加快服务业发展。如前所述,杭州服务业发展一枝独秀,大部分市、县(市、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不少市、县(市、区)甚至低于50%,而且呈现出服务业比重越低的地区,服务业比重上升幅度越缓慢,以及大多数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区)服务业比重低于50%甚至低于40%的反常现象。这与浙江工业化进程有关,同时与部分地区不够重视服务业发展直接相联系。服务业相对落后地区对今后发展的一些提法,也值得再斟酌。比如,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中央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而服务业比重低于50%甚至低于40%的部分市、县(市、区),提出“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稳定”。又如,全省提出制造业投资增速快于GDP增速,而服务业比重低的地区,提出制造业投资增速快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其实,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发展,并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随着工业化不断推进和分工日益细化,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专业性强、创新活跃、带动作用显著的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制造业效益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撑条件。因此,要加大引导和考核力度,督促服务业比重特别低的市、县(市、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五)深化改革,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要比制造业更加依赖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经济结构,对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为此,要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改变不少服务业在各地准入标准、尺度不一致的状况,取消某些企业跨区域经营遇到的不合理的范围限制,彻底打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鉴于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趋势,在供地、用能、用水、用工等要素供给方面,改变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服务的偏向。鉴于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软投入多、轻资产多而固定资产少的状况,要改进计划和评价考核指标,把软投入作为投资的重要内容,并加大其权重,同时创新提供适合服务业的轻资产融资模式。鉴于服务业门类众多、差别很大的情况,要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要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对一些服务业的新业态、新模式,探索包容性更强、灵活性更高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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