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老师华罗庚写传记：无一字无出处|传记|华罗庚|数学家|熊庆来|王元

青年时期的华罗庚

导读：数学家王元为老师华罗庚写的传纪，实现了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书中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有出处，可以说做到了“无一字无出处”。

么辰｜撰文

说起学生为老师作传，我们难免会想起英国传记作家包斯威尔为他的老师萨缪尔·约翰生写的《约翰生传》，这本巨著使得约翰生的名字被更多的后世读者所铭记，《约翰生传》这本书比约翰生自己用八年时间编写的《英语词典》更加历久弥新，真正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但多数读者所不知道的是，包斯威尔虽然和约翰生维持了长达21年的友谊，但两个人朝夕相聚的日子，却只有区区的276天，包斯威尔依靠惊人的记忆力和观察力，用他的如椽巨笔将约翰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惟妙惟肖地记录下来，并辅以大量的书信、日记，从而系统性地创作出这部英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

《华罗庚》这本书同样是学生为老师作传，作者王元先生是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数学研究所所长与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同时也是华罗庚的学生。但是，本书的传主无须像约翰生一样，凭借这本传记“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因为华罗庚在生前就已经荣誉等身，他的数学成就深刻影响了中国和世界。1953年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论组成立，王元成为成员之一，从那时起，王元即跟随华罗庚学习和研究数论。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王元首先在中国将筛法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并证明了（3，4），1957年，又进一步证明了（2，3），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此研究领域跃居世界领先地位。1973年，王元与华罗庚合作证明了用分圆域的独立单位系构造高维单位立方体的一致分布点贯的一般定理，被国际学术界成为“华—王方法”。可以说，王元本人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杰出数学家，而且与华罗庚多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直到华罗庚于1985年去世，王元跟随了华罗庚整整32年，其中不乏许多朝夕相处的日子。

在华罗庚去世的1985年，他已经替王元拟好了这本传记的提纲。华罗庚的提纲写在一张数学草稿纸的空白处，包括17个方面的内容（原稿中一共有15个方面，但有两个“第10”和“第14”，所以是17个方面），主要是他的数学工作，这些内容是华罗庚认为应该写进传记的内容。同时，华罗庚还特别交代王元不要讲自己童年的故事。

华罗庚去世后，王元考虑到如果完全按照老师的纸条内容来写的话，恐怕只有专业数学家才会有兴趣，而一般读者是不会感兴趣的。因此，王元决定除了纸条上的内容外，“还应该将华老师的经历、治学经验、欢乐、彷徨与劫难尽量写出来，并且将当时的历史背景与他的老师、朋友与学生尽量作出交代，才能使读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从华老师的一生中得到启发与受益。”“为了传记的完整起见，本书也讲讲他小时候的故事。”

于是，王元并未完全按照老师所划定的范围，加入了许许多多“超纲”的素材，写出了一个更为全面、更为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华罗庚。

书中最特别的两个章节

笔者认为书中有两个章节最重要，也最特殊，分别是第一章“东京”和第6章第43节“公开信”。这两章至关重要，因为其内容分别是华罗庚生命的终点和一生命运的转折。

华罗庚在1985年访问日本时去世。王元把他赴日访问以至去世前后的内容专门提到全书的开头来写，这样的倒叙写法在传记作品中是不多见的。笔者认为，王元这样的安排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向日方作了65分钟的学术演讲后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他倒在了自己所热爱的数学讲台上。正像在全书开头，王元全文引用的1985年6月22日《人民日报》第1版《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一文所说的那样：“他顽强拼搏，为‘四个现代化’奋斗到最后一息，实现了他‘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华罗庚去世得很突然，但恐怕唯有这样才也最适合他，因为这真正实现了他最大的希望——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王元把华罗庚的去世放到前面来写，正是突出他为科学事业顽强拼搏甚至舍生忘死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在他推广“双法”的过程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除此之外，华罗庚在日本所作的报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当时日方只安排华罗庚作一次报告，也许是某种冥冥之中的天意，华罗庚的这次报告是回顾过去，回顾他从50年代开始的后半生的工作。他为此列了一个报告提纲，写着年代、理论和普及三个栏目，左侧写着50、60、70、80，代表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在右侧写有自己独立或是与他人合作的工作。华罗庚生前所作的这最后一次报告，其实是在总结自己回国后所做的工作以及所经历的一切。可以说，此次日本之行以及这次非同寻常的报告，对于他本人，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把这一章放到了全书的开头。

1950年2月，新中国刚刚建立，华罗庚从美国回国途中写下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一个月后的3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送了这封公开信。作者把这封信的全部内容单独放在了全书的第6章第43节，可见这封信在华罗庚生命中的重要地位。相信很多像笔者一样的读者朋友，都会记得华罗庚在信中写下的那些著名的话：“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但是当时的我们，在不熟悉华罗庚一生经历的情况下，很难理解这封信对于华罗庚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封公开信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不仅见证了华罗庚所一项抱持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见证了他在个人命运关口的抉择，而这个抉择深刻影响了他此后35年的命运和人生，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轨迹。这个抉择至关重要，正像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沃尔夫奖获得者阿特勒·塞尔伯格所说：“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会对数学作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数学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个什么样。”数学史家贝特曼曾经说：“华罗庚在美国借以成名的绝大多数研究是他在1950年回中国之前做的。人们可能会设想，如果他留在西方，他将可能完成更多的个人研究计划。然而，如果这样做，他就不可能如他最后30年所做的，在中国发展数学及其应用中起到中心作用。”，“（华罗庚）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流的科学巨人之一……像爱因斯坦在美国一样，最后成为本国传奇式的科学家。”

如果说在这个章节之前的内容，仅仅是写华罗庚在数学研究方面的个人奋斗史，在这个章节之后的内容，他的数学、他的世界、他的命运就和新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真正地成为了“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在某种意义上说，华罗庚所作的数学研究与数学应用正是整个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史的缩影，他的人生轨迹正是近代以来苦难中国奋斗历程的象征。

这也许就是作者把这封公开信单独放在一节的原因吧。

无一字无出处

作者王元前期搜集史料、走访亲友、梳理论文、核对口述、写作初稿，埋首十年撰写了这部传记，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后来王元又为这本书的订正与增补完善耗费了大量心血，目前最新的修订版出版于2025年2月。

多年的打磨和修订完善，使得这本数学家为数学家撰写的传记，实现了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书中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有出处，可以说做到了“无一字无出处”。全书的每一章后都列有一长串的参考资料，引证的文章、信件和书籍等等不一而足，可见作者是用研究数学的治学态度来给自己的老师写传记。即使由于年代久远或其他原因，当事人或研究者的说法不尽相同，作者也会在书中列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比如在“俞大维与密电码”一节中，作者叙述华罗庚于1943年进入“中央训练团”，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并解决了他提出的密电码问题。但这个密电码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书中引述了王奂若文章中转述的俞大维的说法：“我那道难解数学题是谭伯羽（谭延闿之子，作者注）请我解答的，我解不出又请教过外国许多专家也无答复，华罗庚去重庆‘中训团’受训恰遇而交他解答，想不到华罗庚在一夜之间就将难题做出答案，而且非常简捷、切题圆满。”

随后，作者写道：“也有文章说该密电码问题是美国截获的日军轰炸昆明的密码。”并注解这句话出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的王学曾《华罗庚与密电码》（书简）。

华罗庚与他的学生，伯父袁传宽最后一次见面，据伯父回忆，华罗庚当时提到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讲学与合作研究，研究课题叫做“计划经济中的大范围最优化问题”。

而作者的“也有文章”中的“文章”其实也应该包括笔者写的文章。笔者曾经根据伯父袁传宽的回忆，写就一篇名为《记忆中的华罗庚》的文章，里面专门叙述了这段往事。

伯父袁传宽于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此后成为华罗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他来到甘肃的解放军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77年，本应留在兰州大学教书的伯父后来才知道，是恩师华罗庚先生向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刘达推荐了他。

伯父回忆过一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往事，当时中国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学术理论被束之高阁，华罗庚倾尽毕生之力的数论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华罗庚在1967年曾亲口对他说：“以一个人认为有用没有用来肯定或者否定一个理论是非常片面的，可能你觉得它没有用，但别人就用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批判‘数论’，你可千万别信，‘数论’就很有用，我就曾经用‘数论’当中的牟比乌斯函数破译了日本人的密码。”

23年后的1990年，伯父在美国北加利福尼亚的一处寓所里见到了蔡孟坚，蔡说当年在庐山进行“集训”时，和华罗庚是“舍友”。他亲眼见证了华罗庚破译日军密码的过程，那天晚上，为了不打扰彻夜工作的华罗庚，蔡孟坚连起身上厕所都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次日清晨，华罗庚将几张写满了字的纸交给蔡孟坚，说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已经没有时间重新抄写，请蔡孟坚把结果亲手交给了俞大维，中间没有经过他人之手。这个密电码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包括日本空军轰炸昆明的计划等等。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据华罗庚的研究结论，加强了预防工作，从而使我国的空袭伤亡人数大大降低。因为这件事，蔡孟坚对华罗庚佩服得五体投地。

蔡孟坚还对伯父说，他在1980年见到过率团访问美国的华罗庚，已经阔别多年的两个人竟然会在一家饭店的大厅不期而遇。伯父那次拜访蔡孟坚的时候，华罗庚已去世5年，蔡孟坚最后对伯父说：“华先生的人间使命已经完成，驾返瑶池，没有什么可惋惜的，我和华教授有缘分，以后还会见面的。”

蔡孟坚对伯父说的这段往事，在《华罗庚》一书中，其实也得到了印证。作者部分引用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的蔡孟坚《华罗庚自述“三劫”读后补述一二》（书简）。书中的引文中提到了二人是参加“中央训练团”时期的舍友，而且“住一房足足一个月”，自己将华罗庚的演算结果亲手交给了俞大维，而且文中也提到了二人在美国的重逢。

华罗庚生命的终章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写到了作为一位普通人的华罗庚在人生中做的最后几件事，其中一件是为自己立遗嘱，遗嘱的见证人是数学研究所的方伟武，遗嘱的原稿已经遗失，据方伟武回忆，华罗庚的遗嘱共有五点：“1.我死后丧事要从简，骨灰撒在家乡金坛县的洮湖中。2.我国底子薄，基础差，要提倡多干实事、有益的事，少说空话、大话。3.发展数学，花钱不多，收益很大，应该多加扶持。4.我死后，所收藏的图书及期刊，赠送给数学所图书馆。5.家庭生活的一些安排（略）。”

笔者认为，特别是第2点和第3点，与他在1950年2月回国途中写下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遥遥相对，他真正实现了自己“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的诺言。华罗庚曾经为新中国的发展暂时放下了自己心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而全身心投入到应用数学和数学普及工作之中。如他自己所说，将数学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提高生产管理水平与工艺水平是他从事数学普及工作的最重要的出发点。

就这样，华罗庚带领他的小分队，花了近20年时间走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用煮水泡茶讲解统筹法，用一小段红纸和一根点燃的烟头讲解优选法，普通工人们都能听得懂，也可以学会。到1981年底，华罗庚及小分队已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普及推广过“双法”。用华罗庚自己的话说：“有时上午跑四个厂，下午跑三四个厂，一天跑七八个厂。”正是由于“双法”的普及，国民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工艺和管理水平得到了改善，产量与质量也得到大幅度提高。

在推广“双法”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华罗庚一如既往的谦虚谨慎。1965年，华罗庚举办了一个统筹法学习班，成员被称作联络员，华罗庚认为叫他们辅导员不好，因为主要还是要靠工厂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来做工作，所以谈不上辅导，只是向大家介绍统筹法而已。用华罗庚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是向师傅递一个工具（即统筹法）的学徒。”上世纪80年代，华罗庚在为《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写的序言中专门提到：“特别在我从事‘优选法’与‘统筹法’推广工作的近二十年中，走遍了我国二十多个省、市或自治区，几百个城市，几千个工厂，给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师傅、技术人员与厂矿领导讲过课。从事推广工作的过程，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工厂的工人师傅、技术人员与领导干部教给了我生产与管理知识，然后我们共同研究，共同设法运用数学方法以改进生产与管理水平，我对他们的感谢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代数学大师的虚怀若谷，他认为“从事推广工作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要感谢那些和自己一起工作过的“工人师傅、技术人员与领导干部”。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在去世前一个月，华罗庚在赴日之前，专程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对于这最后一次的故地重游，作者是这样写的：“1985年5月底，华罗庚与华莲青、柯小英一起来到他怀有深厚感情的清华园。他们在每个地方都看看，他告诉她们，哪些地方他曾住过，工作过，游玩过，依依不舍地看看清华园的一草一木。随后，他们又去看望了在清华大学执教的华苏及她的刚出世两个月的女儿。”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作报告，在报告中他回顾了从50年代开始的后半生的工作，这时距离他去世仅1小时

彼时的华罗庚，脑中是否会浮现出54年前的1931年8月，21岁的他第一次来到清华大学时的情景呢？因为一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而得到了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的赏识，华罗庚来到清华数学系做助理员，当时清华数学系一共只有7个人，分别是熊庆来主任，郑桐荪、杨武之、孙光远教授，周鸿经、唐培经教员，陈省身助教。华罗庚在清华做助理员的工资为每月40元，他曾经回忆说：“每当我寒暑假回家探亲时，熊庆来先生总是依依不舍，他生怕我嫌钱少不肯再回来。他哪里知道，清华给我的钱比金坛初中给的钱优厚多了，清华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在清华大学，华罗庚异常勤奋，他的勤奋给钱伟长留下了深刻印象，钱伟长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凌晨5点去背书时，发现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但是，当时的熊庆来虽然认为华罗庚是可造就之才，却还是对他的数学水平估计得偏低了。以至后来，教授算学分析的熊庆来在备课遇到疑难问题或是做不出习题时，就在办公室里叫道：“华先生，请过来一下，看看这个题目怎么做！”

天赋、勤奋、机遇，一个人成功的所有要素，年少时的华罗庚都具备了。但是他的志向并不是普通人所向往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更像北宋时期那位连中三元的王曾所说：“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我们不会知道，当华罗庚在去世前一个月重游清华园时，是否还会想起这些早年曾经让自己倍感温暖的人和事呢？

“1985年6月3日，华罗庚率领柯小英、陈德泉等一行乘机赴日本。”——全书以此结束。

作者王元的崇高品格

从书中提到的两件事可以看出作者王元具有崇高正直的品格，这两件事也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华罗庚决定让王元为他作传的原因之一吧。

一件事是在“文革”刚刚开始的1966年8月20日，华罗庚参加在计算数学所南楼门口召开的批判大会。“文革筹”的负责人之一将华罗庚的几位学生召集在一起，要这些人作一个联合发言，并当场指定一位学生负责起草发言稿，由王元上台讲。王元在书中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写出了自己的忏悔：“发言稿无非是把大字报中的东西重复说一遍而已。这在‘文革’中，实属小事，连华罗庚本人也早忘记了，以后亦从未再提起过。但作为学生对恩师的攻击，即使是为了保命亦终究是不妥的。每当想起这件事，王元就觉得无限的内疚。”

另一件事同样发生在“文革”时期，华罗庚的恩师熊庆来在1966年受到冲击，分配给他的中关村科学院宿舍被很多家庭分住。王元同样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写道：“当时的著名学者都被说成是‘土豪’。青年人结婚没有房子住，就被安排到这些人家里去住。这叫作‘打土豪，分田地’。有四家新结婚户被分配到熊庆来家住。于是客厅、餐厅、三间卧室，每家住一间房。王元家也是这四家之一。那时他已是副研究员，也受到了批判，但也给了他一间十平方米的餐厅。他家在这个餐厅里一共住了五年之久。搬走后，两家还时有来往。”

中国古人认为写历史的原则应该是“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褒善贬恶，以为劝诫。”写传记同样也是在记录历史，其原则同样应该是“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褒善贬恶，以为劝诫。”一位传记作者，对于书中的人物如果能够做到“不虚美，不隐恶”，本已十分难得，如果对于自己也能够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而《华罗庚》的作者王元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对于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做过的错事，即使是出于迫不得已，也仍然“直书其事”，勇敢地写出了真实的自己，并且表达了自己的内疚和悔恨，从中更可以看出作者崇高的品格。

金庸曾经说《傅雷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

我想，这本《华罗庚》也是一位中国的君子笔下的君子，而这位君子同时也是他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