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蒙蒙亮,山坳处的港墈小学,黎明前的安静与晶莹,花儿正悄悄绽放。张真真老师上学之前,一定去摸摸孩子熟睡的脸,再内疚地回眸从警半夜执勤回来的丈夫。然后披衣下楼,发动汽车,赶往边远的港墈小学。这条路她一走就是六年,从二十二岁走到三十五岁,从青涩姑娘变成一位母亲,从城关实验小学到偏远村小,路上哪处有坑,何处转弯,哪块石板踩上去会晃,她全都了然于心。
学校,晨雾中醒来也是安静的,一声铃响便是喧哗,她推开教室“吱呀”一声门响,教室里是已坐好的孩子齐声:“老师,早上好。”
一声好,就是张真真老师的一天开始,她习惯地关注每一位学生的面孔,扫视着每一个座位,教室的每一个座位,都藏着她与孩子们的点滴回忆。
蔡文静,好像又坐在第二排靠窗的老位子上了。女孩低着头,嘴里念念有词,背英语单词的声音压得极低。她的桌角总放着一个旧塑料袋,里头装着是她从半山腰的家里一路揣来的早饭,到了教室还是温的,连同那个坐位也就热了。她好像听见蔡文静抬起头叫了一声“张真真老师”,然后又低下头去。她会对每一届同学说:“这个坐位上曾经坐过蔡文静,她家境是大家不可想象的,因为她要读书,她是如何的用心学习,后来啊,上了大学,现在啊,如何的了得,如何的孝顺,如何帮了一家人。”她反这个故事讲给一届又一届学生,这份独有的默契,延续了好几个年,同学们心中的好榜样,就是那无声的课桌。
可张真真老师永远记得那个秋天,蔡文静有三天没来上学。那天傍晚放了学,她到了蔡文静家,堂屋里光线昏暗,几乎认不清人脸,屋角处堆着一捆捆柴火,屋子弥漫一股酸臭味。蔡文静蜷在里屋的床角,怀里死死抱着那几本磨破边角的课本,看见张真真老师进来,眼泪唰地就流下来。她强忍着不哭出声,只是紧咬着嘴唇,眼泪一颗一颗砸在课本的封皮上。
她妈从堂屋里跟进来,站在门框边,两只手搓着围裙下摆。她跟张真真老师说了家里的难处——蔡文静上头有两个姐姐,底下有个残疾的哥哥常年瘫在床上动弹不了,去年又添了个弟弟。她爸在广东工地上扎钢筋,一年到头只回来过年那几天。她妈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声音也低了:“老师,不是我不让她读……家里实在周转不开,她哥身边也离不了人,我这一天一天的,实在是……”
张真真老师的家访,并没有急着讲道理,而是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姐,我也是山里出来的。当年我考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坐在灶屋里哭了半宿,也说不供我读书了。是我的老师来家里说了一句话——‘读出来一个是一个,将来,全家都会好起来的。’我才没有停在那里,我才考上了大学,才当了老师。”她说这话是心里话,是在跟自家姐姐拉家常。她妈站在门口没有接话,只是背过身去,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那天,张真真老师回校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当她走到村口,蔡文静追了出来,她赤着脚站在暮色里,脸上的泪痕还没干,朝着她喊了一句:“老师,我想读书,求求您帮帮我。”
天下哪有对儿女狠心的爹娘,复课的蔡文静,每天天不亮就到了教室,那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她考了全镇第一名。成绩单贴出来的那天下午,她一个人趴在课桌上哭了很久,张真真就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她哭,没有进去。等她哭够了抬起头来,张真真老师含着泪说:“孩子,回去跟你妈说一声吧。”女孩用袖子胡乱抹了一把脸,然后说:“老师,我一定要读书,让我的全家人都过上好日。”张真真老师用力地点了点头,摸了摸懂事的孩子的头。
教室的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是三年级的阿安坐位,他从来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在课间追逐打闹。他总是趴在桌上,下巴搁在胳膊上,眼睛望着窗外出神。这孩子瘦得厉害,下巴尖尖的,校服大出两个号,袖口卷两折还盖着手背。张真真老师知道,阿安三岁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妈妈,他爸离婚后,一直在外的打工,一年到头连电话都难通一次。家里就剩一个八十多岁的奶奶,耳朵背,腿脚不好,在村头村尾拄着棍子慢慢挪,小小的年纪,不是奶奶照顾他,而是他来照料奶奶。他上课时,他总是耷拉着眼皮,不爱和同学在一块,下课就一个人蹲在操场边的角落里看蚂蚁搬家,成绩总是排在班里尾巴上。张真真老师知道原委后,每天早上经过他座位的时候,就默默地放一个煮鸡蛋,并且悄悄和班里孩子们约定,愿意和阿安做朋友的同学,谁可得到老师奖励的一个鸡蛋。如此一个月,她默默用这种温柔的方式,帮阿安打开了心扉。
那天放学,张真真老师送他走到村口。男孩忽然停下脚步,没有回头,低声说道:“张真真老师,你的声音,和我记忆里妈妈的声音很像。”话音刚落跑开了,单薄的背影一颠一颠,破旧的书包在他背不停晃动。张真真老师后来跑了三趟村委会,落实了孩子的生活与学费问题,她辗转找了两三个人,才终于联系上阿安在外工地的父亲。电话那头很吵,机器轰鸣声和人的吆喝声混在一起,她几乎是喊着说完了那句话:“你儿子上三年级了,作文里写了很多次你,过年回来了一定会给他买一个新书包。”那头沉默了很久很久,一个沙哑带着哭腔的男人声音:“老师……费心了。”
开春,阿安背了一个新书包来上学。深蓝色的,拉链头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塑料恐龙。那周的周记本交上来,张真真老师翻到阿安那一页,看到他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张真真老师说天空的蓝色是最好看,这个蓝色书包就是那天空的小鸟,要带着我飞翔。”张真真老师拿起红笔在那个句子下面画了一个圈。那个圈画得很轻,像是不舍得用力,又好像是给一个孩子来不及的一个圆满交待。
在九宫山镇的这六年,张真真老师最不愿意提起的,是黄胜的事。每次有人问起,她总要顿一顿,然后转过头去看着窗外,沉默很久,最后只低声说一句“过去了” ,便不再开口,背过身子去抺泪水。
那是2025年的秋天,开学的第三天,一个父亲推着一辆轮椅来报到。轮椅上坐着是他的儿子,父亲站在走廊上跟张真真老师交谈,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医生说他活不过七岁……今年七岁半了,他想读书。”
黄胜坐轮椅进教室的那天,全班孩子都安静了。他成了全班唯一没有课桌的学生,他抬起头来看张真真老师,那双眼睛又黑又亮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但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老师,我手没有力气,写不了字,但是我一定会写的出来。”
从那天开始,张真真老师每天早上提早半小时出门,绕到河对岸去接黄胜。张真真老师总是蹲下去握了握他的手。那双手冰凉的,轻得像秋日的枯叶。
冬天,过桥的时,她就让黄胜趴在她背上,她就让他双手揣进她后背衣襟里取暖,他实在太轻了,轻得让张真真的心一阵一阵地发酸。可她清晰感受到,孩子的胸紧贴着她的后背,沉稳而有力的心跳,是一个弱小的生命迸发的顽强力量。
黄胜趴在她耳朵边轻声说:“老师,你累了就歇一下子。”她说我不累。黄胜又说:“你喘气了。”她没有再说话,咬了咬牙,把背上的孩子又往上托了托,一步一步继续走。
到了教室,黄胜写字的时候手抖得厉害,每一笔都是弯弯曲曲的。有一回他写一个“大”字,撇捺歪歪扭扭,像两条蠕动的虫子。他望着字迹忍不住笑了,抬头跟张真真说:“老师,这个字像我走路的样子。”张真真老师也笑了,说那你再写一个,慢慢写,总会写正的。他点点头,
黄胜爱画画。他画过一幅画送给张真真老师:画面中央是一个弯腰的人,背上驮着一个小孩,小人头顶上竖着三根头发,画得歪歪的。右下角用发抖的笔迹写着一行小字——“张真真老师”。他画里的太阳总是特别大,占了半张纸。张真真问他为什么画这么大的太阳,他很认真地回答:“早上天太黑了,老师是太阳,来了,我就不怕了。”
那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张真真老师背他到了校门口。黄胜忽然说想自己走进去。她扶着他,他扶着墙,从校门到教室短短的三十步路,俩人走了近十分钟。到了教室门口,黄胜回过头来,脸上带着笑,说了一句让张真真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老师,我以后可以当老师吗?”
那天下午,黄胜趴在她怀里安静地走了,走得那么的从容与平和,嘴角还留着那个浅浅的笑。那年他年仅十岁。他的书包里,装着他没画完的太阳图画,还有那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张真真紧紧抱着书包不肯撒手。在场全校师生无不落泪。
多年以来,黄胜成了她心头的永远的“痛”,每当想起教室那个角落,泪水总会止不住地滑落,他对同学们说:“大家想一想黄胜同学,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去好好学习呢?”当笔者采访她时,谈起这位学生,一个90后的老师,却为痛失一位与自己无血缘、却让她终生牵挂的学生,几度哽咽落泪,采访被迫数次中断,在她面前留下的是一大堆的白色软纸,让笔者感叹,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年轻教师如此深爱着自己的学生,这便是师魂里育人的崇高境界,有人说不是,那又是什么呢?
徐正是另外一种孩子。全校的老师都认得他,因为他在哪儿,哪儿就没法安生。偷偷把青虫放进女生的文具盒,还常在教室门框上搁水盆,等着老师推门被淋,考试的时候不好好写自己的卷子还偏要去瞄别人的。他父亲性子急躁,每次来学校听见老师反映部里,当场其就要抬手打他。徐正缩着脖子不躲闪,也不哭泣,只是直直地瞪着双眼,犟劲儿让人十分无奈。
张真真老师接手了这个学生,观察了他好一阵子。她发现他独爱画画。三国武将,关羽的胡子被他画得一根一根的,颇有些传神。
张真真老师在班上宣布了一项安排,由徐正负责出班级的黑板报。每周一期,必须有主题画。徐正接了任务之后像变了一个人,下课再不四处疯闹,趴在黑板前面一笔一笔地描。画够一个小时,完了还用抹布把边角和地上掉落的粉笔灰擦得干干净净才走。
后来徐正上了初中,回来看过张真真老师一次。长高了很多,站在办公室门口不好意思进来,手里攥着一幅画。他把画推到她面前:“给老师的。”画里是一个追风放风筝的少年,后面追赶的就是他的张真真老师。再后来,他考上了江汉大学,打电话来报喜,嗓子已经变声了,粗粗的,但说话的调子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张真真老师,我考上大学了。”他爸后来给张真真发微信,只有一句话:“没有你的培养,不会有他的今天。”
张真真老师的抽屉最底层又叠放着几张奖状——县级“教学常规先进个人”、镇级“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等等,都被她折得整整齐齐压着,从来不往外挂。而她挂出去的是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颁布的《新时期少年艺术教育中的德育渗透途径与策略》论文优秀奖、湖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德育专业委员会颁布的《抗疫背景下学校德育合作新模式》荣誉证书,等等。但她只是淡淡一笑,在她心里,学生都成长了,有成就了,都生活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傍晚放学以后,孩子们都走了。张真真老师喜欢一个人坐在操场边那棵老槐树下,看着远处的田埂和更远的山。她常想起很多年前,她自己的老师张细卯说过的一句话——“心里要装得下学生的一切,这一切,就是为了孩子未来。”那时候她还年轻,以为听懂了。她真正知道那句话到底有多重的,就是这群山里娃!
山沟沟,乡村教学,她会一个一个走过去,且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记住他们笑起来的样子,将来,他们的笑更加灿烂。正如她她每天给一盆不知名的树木浇水,手上的水壶稳稳地洒在泥土上,水珠细密而均匀。她洒了六年,已经熟练得像呼吸一样自然,而树木,枝繁叶茂。
作者:张长征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通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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