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姑苏区仓街 10 号，有一幢依着小河而筑的粉墙黛瓦二层民国办公楼及一段围墙建筑，为便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狮子口监狱旧址，之所以说其有名，主要是这里与很多历史名人有关，比如抗战初期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就是羁押，史称“七君子事件”，至今旁边有一座以七人命名的桥，叫“七君子“就是纪念这七人。
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之后，陈公博、褚民谊、缪斌、丁默邨等一批大汉奸在狮子口被执行枪决，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也曾关押于此至死。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狮子口监狱也曾经出现了一件不小的事情，两名国民党军长级别的中将死于此，那便是国民党28军中将军长刘秉哲和66军中将军长罗贤达。当时这里更名为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其实就是关押高级别俘虏的场所，在进入学习期间，我军对两人挺优待的，一天三顿饭，每顿都有肉和粗粮，还允许他跟亲人见面联络感情呢。这么宽大的政策，多好啊。但两人不愿意接受学习改造，竟然与潜伏特务联系上，偷偷干着越狱事，结果逃跑过程中被发现当场击毙。
实事求是地说，刘秉哲和罗贤达两人当时并非定位为“罪大恶极”的战犯，他们还参加过抗战，如果老老实实地接受教育，说不定三五年就能特赦出来了，后来的事实说明跟他同一类型的，都成了领导干部，偏偏他们懵懵懂懂地越狱，被当场击毙，你说可惜不可惜。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说刘秉哲，号钟吾，江苏宿迁耿车镇刘圩村人，他有个叔叔名叫刘振民，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后来当过徐州航站站长兼徐州保安司令，刘振民在徐州城内有高宅大院，在城外和微山湖有大片良田，在老家刘圩子宅田院落更多，这刘振民还是顾祝同考入保定军校六期的保荐人。
后来顾祝同军事指挥可以说是很有一套，所以在东征、北伐、军阀混战和抗战中都有一些出色的表现，可以说都是军头，有“军中不倒翁”雅号，但他没有没有刻意培植个人势力，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的派系，不过他极重乡土观念还有世交关系的人，凡是江苏人尤其是涟水人，他都特别照顾，比如如韩德勤、王敬久、王仲廉、冷欣、方先觉等同乡都曾得到他的提携，他的本家子弟辈如顾希平、顾锡九、顾心衡、顾新葆、顾祝君也都得到他不少关照。
因此，刘秉哲自从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便受到世交顾祝同的特别关照，进入北伐军中，担任见习排长，没有多久不久后便将他提拔为连长，北伐战争结束后，刘秉哲开始了“火箭”一般的军旅生涯，从连长升为营长，后来又升到了团长，时至抗战初期，他已经是25军52师副师长，1939年，刘秉哲升任52师长，真正成为了一位独当一面的将军。
1941年初的时候，52师隶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麾下，该师装备精良，战斗力在第三战区中属上乘，师长刘秉哲可以说是顾长官的红人，因此，围攻新四军特别卖力，在战斗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在皖南事变中出尽了风头，给我新四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刘秉哲指挥的52师围攻新四军是他人生中一大污点，而正是这个污点，最终让他堕入深渊，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整个抗日过程中始终坚定立场，是国军中少数几位始终坚持抗日的将领之一。他在台儿庄会战、上海会战、浙赣战场以及湘北战役中的出色表现，都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对抗日的坚定决心。
不过，他的这支52师，在短短几年后的解放战争期间，被我军打得全军覆没，可以说是报了一箭之仇。但刘秉哲因在皖南事变中立下了“大功”，被提拔为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指挥官，不久后又兼任江苏省政府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刘秉哲历任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第2兵团代参谋长等，随后兼任28军军长又到一线率部顽抗。
1949年4月，28军军长刘秉哲率部在江北江浦、浦镇地区，担任屏障和掩护南京安全，一开始守这块的时候他瞅着那波涛汹涌的长江水，他还暗自高兴，解放军哪能过得了长江，还登陆作战呢，面对我军的强大攻势，他还指望巧妙地利用一系列坚固的工事以及南岸炮兵阵地的山炮、野炮和江中舰艇上的排炮进行顽强抵抗，无奈我军的速度实在太快，就在刘秉哲思考如何布置防御的时候，我军战士划着木筏就过了长江，登岸一打仗，就把他那防御阵地全给打垮了，所部已经被我大军所包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刘秉哲只能率领28军至广德，郎溪等地突围，只不过最终还是被我军撵上。
28军立即陷入各路解放军迅速形成的严密包围圈中。这个大包围圈的中心在广德城北二十五华里的山区。该地山岭重叠，林木丛密，仅有山谷中小路可以通行，28军陷入这个绝境后，更是溃不成军，各自满山遍野地逃命。解放军略加截击，就缴枪投降。解放军某部三个骑兵与匪军四百余人遭遇，打了一排子枪，该部敌人立即全部投降。
28军全军覆没后，军长刘秉哲逃亡上海想乘船逃走时被我军抓获，对此，《人民日报》1949年6月15日头版位置发表一则标题为：上海查获匪军长一名的消息，报道称军长刘秉哲，全军覆没后藏匿上海市内，企图搭盛京号轮船逃往台湾，被公安局查获。后被送往苏州狮子口监狱（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入高俘队学习改造。
再说罗贤达，字建三，湖南长沙人，毕业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第五期炮科、中央训练团党政研究班第三期。家里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富户，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母对罗贤达寄予厚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罗贤达也的确没让家人失望，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更是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炮兵科。在校期间，罗贤达刻苦用功，注意提升自己的军事理论水平，毕业后即进入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见习排长。
罗贤达是黄埔军校出身，在那个时候，黄埔军校就是一个金字招牌，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个“风口”，只要是黄埔军校学生，就算能力平庸，只要不死在战场上，将来至少是师长，再不济也是个团长。当然，罗贤达还是颇有能力的，他一进入部队，便以出色的表现得到了上级的重视，很快被提拔为连长、营长等。抗战初期，罗贤达担任第28军62团团长、后任旅长、副师长，他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后来还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鄂北会战诸役，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所部改编为整编66师，他担任了师长。
罗贤达原本是张治中的旧部，在内战爆发之际，他曾收到张治中亲笔写来的起义劝信。那封信本意真诚，希望他能够认清局势、顺应大势。然而罗贤达却并未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从大的来说，自己所处的阵营依旧占据“半壁江山”，只要再加上美国的支持，局势完全可能逆转。往小的来说，他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现实考量，自己好不容易混到这种地位，一步一步上来，觉得一旦投向对方，就意味着要放弃现有的优渥生活，一切要从头再来，去过一种他所不愿想象的清苦日子。
老上司劝说无果之后，战局迅速发生变化。当时所部担任芜湖至马鞍山地段的江防任务，他望着滚滚长江水以为可以安稳睡一觉了，他哪知我军发起的渡江战役，首选的突破口就是芜湖方向，战斗刚刚展开不久，军心涣散的第66军驻守的当涂阵地瞬间被击溃，迅速溃败，形势急转直下，罗贤达眼见解放军如潮水般涌来，长江天险已然被攻破，果断地率领185师的两个团向南逃窜。
张治中并没有轻易放弃这位老部下，又一次写信劝导，或许是战败的现实过于刺眼，也或许是那封信在混乱中成了唯一的精神支点，他决定率部投诚。但他依然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认为投诚手下人员太少缺少底气，便罗贤达带着他的残部，好不容易在4月29日逃到浙皖边境上的广德东面，此时又下起了雨，在泗安镇北山与追击的解放军遭遇。激战不到半小时，罗贤达的两个团都被打散了，身边只剩下一个卫兵，他带着这个卫兵趁乱爬到远处的一座山上，气喘吁吁地躺在一个名叫云浮寺破旧的山神庙里休息。
这时有300多名国民党士兵朝着这座破庙走过来。罗贤达马上来了精神，从破庙里跑出来，劈头问道：“你们是185师吗？”一个穿着雨衣的带队的人回答：“不错，你是哪一部分的？”罗贤达板正脸孔大声喝道：“我是66军军长罗贤达。”另一个穿着雨衣的士兵冲上前去，拔下他的手枪，同时也下了卫兵的枪，忍不住笑着说：“上当了”罗贤达威风十足地呵斥道：“开什么玩笑？你对长官太不尊重！”
带队的那个人掀开自己的雨衣，露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边胸章来。罗贤达顿时手足无措，一个劲地后悔道：“哎呀，哎呀。”原来这群国民党兵早成投降，解放军一个排正押着他们向后方集合，罗贤达稀里糊涂地成了俘虏，后来便送进了苏州狮子口华东军区军官训练团学习改造。便与28军军长刘秉哲有了交集。
刘秉哲、罗贤达他俩都是中将军长级别，职务高也受到特殊的优待，住在关押特殊犯人的双人间，罗贤达来到苏州监狱后，虽然他心里不服，但表面上非常配合和服从管教。而同监舍的刘秉哲因在皖南事变中的事情，认定自己肯定会镇压，便破罐破摔抗拒改造，发言乱扯，骂人骂党，拒不交代历史罪行，并欺骗领导。
那知正当两人认为要长时间呆在这里的时候，一天吃饭的时候，在饭碗里收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11月7日晚上7点左右放风时越狱。夜间，刘秉哲叫醒罗贤达，告诉他外面有人带信进来，要帮他们二人越狱，罗贤达听了也马上兴奋起来，并告诉他具体时间点，次日刘秉哲就对监狱管理人员提出了想参加劳动的要求，说被关押的时间太长了，身体很多部位都开始疼痛，他看到罗贤达每天外出劳动，心情愉快，他也想通过劳动锻炼身体，这样也可以加强思想改造。管理人员看刘秉哲态度转变，非常高兴，为鼓励他积极改造，很快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刘秉哲每天跟着罗贤达到牢房外的工厂区劳动，劳动结束后两人一起回牢房吃饭休息。
原来，狮子口监狱这名在厨房送饭的伙夫张玉宝，正是潜伏在军统密探，他在苏州监狱当伙夫已有十几年，主要负责做饭和给重要犯人送饭，在日本人占领前，他被监狱长发展为线人，专门监视在押犯人的秘密活动，帮助监狱长查清过几个大案；抗战期间，监狱长秘密加入军统，他把老张发展成，解救和帮助过不少抗日志士；日本投降后，军统局变为保密局，老张又成了保密局暗探；临解放时，老张被保密局安排为潜伏特务，继续留在监狱工作，领又份工资。
解放军接管监狱时，看张玉宝勤劳肯干，厨艺不错，加上以前的狱警和犯人都对他反映不错，监狱也的确需要伙夫，所以就把他留用了。一开始老张原以为国民党走了，没人管他了，开始过上了平静的生活，谁知这次又来一名大特务找他，一开始说给了他一大笔钱，说是补给他的活动经费，并布置给他一项特殊任务，让他帮助监狱里的两个重要犯人越狱，任务完成后，保密局会再奖励他一大笔钱，并帮他远走高飞。见钱眼开的老张同意了，于是约好时间行动。
那一天伙夫张玉宝借换洗冬装之机，事先将刘秉哲、罗贤达二人藏匿于回收的棉衣、棉被堆中。在监狱内，快到6点半开饭的时候，伙夫张玉宝突然说自己胸闷不舒服，要出去透透新鲜空气。他出了牢房直接蹓到工厂区的大操场，找到了藏在旧衣服堆里的刘秉哲和罗贤达。领着两人躲过探照灯，沿墙根来到监狱围墙的“拖牢洞”口，三人先后爬出“拖牢洞”，然后沿着围墙根走到小船隐藏处的对面，准备等探照灯扫过之后，快速通过最后二十多米的空旷隔离带。进入护城内河，登上接应船只过河后，再登上路边事先停放公路上的一辆接应汽车，然后逃之夭夭。
突然，探照灯光停在隔离带不移动了，接着他们听见了大喇叭喊话，原来是哨兵发现了墙下有人。老张心一横率先冲了出去，刘秉哲和罗贤达跟着也冲了出去，岗楼哨兵一阵狂扫，将前面的老张打倒在河边茅草丛，后面两人倒在了隔离带中间，接着警报大作。躲在岸边小船上的接应的人听到枪声急忙下船，看见隔离带上的两人已被打成筛子，士兵正沿围墙跑过来，便伸手将草丛中还在挣扎的老张拖上船，划向对岸，结果他身中数枪栽进河里。
几天之后，伙夫张玉宝被抢救出来，招认了犯罪事实，还有接头的有关军统特务，后来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刑侦手段都比较落后，又逢抗美援朝初期，特务活动猖獗，苏州警方根本没有查到外面联络和劫狱所谓的“两个特派员”的下落，张玉宝后来在镇反中正法，但是，当时政治环境下，为了震慑其他企图越狱的战犯和特务，上级要求对外统一口径，不能认定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劫狱行动，刘秉哲和罗贤达因为拒绝改造，在“镇反”运动中被当典型镇压，而且在各地张贴布告进行公审。
2位国军中将军长同时正法，此事在当时影响不小，使得那些心里头蠢蠢欲动的国军将领们，就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接受改造和学习，还得对自己以前干的那些错事好好反省、忏悔，我们回过头去看，后来刘秉哲、罗贤达一同被俘的28军和66军的师长、旅长们都特别积极地配合管教的工作，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和学习，全变成积极改造的积极分子了。最后被人民接纳，宽恕他们，大都得到了提前特赦释放的机会，顺顺当当回到社会上。后来呢，在人民政府的帮忙下，有了新工作、新事业，过上了新生活，挺幸福的！
可惜的是2位国军军长刘秉哲和罗贤达，通过学习改造本很快就能特赦，结果干这种越狱的蠢事，这场仓促而危险的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他在逃跑过程中被击毙，40多岁生命戛然而止，后来他出狱的同事们撰写回忆录称，两人本不是“罪大恶极”一类的战犯，还参加过抗战，可以说是有功的，如果老老实实地接受教育，三、五年就出来了，偏偏懵懵懂懂地越狱，充满贪欲与执念的一生画上了终点，着实令人唏嘘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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