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1日，陕西马儿崖。红29军军部里的会议正开到一半，外面突然枪声响成一片。门被猛地撞开，保卫科长浑身是土，嗓子都劈了，喊道：“军长，张正万叛变了！赶紧带人走，我在这儿顶着！”
屋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负责保卫军部驻地的游击司令，居然成了最危险的叛徒。而这个张正万，几个小时前，还是军长陈浅伦眼里最信得过的“自己人”。
时间回到不久前的这天一早，敌军出动了两个师，两万多人，黑压压地朝红29军扑过来。而此时的红29军，满打满算才成立不到俩月，全部人马加起来也就两千出头，兵力差了近十倍。至于武器，更是没法比——人家是长枪短炮齐上阵，这边很多人还拿着大刀梭镖。硬碰硬，跟拿鸡蛋砸石头没啥两样。
面对这样的绝境，军长陈浅伦没有慌。他一面急派副军长刘瑞龙赶到前线，去指挥部队节节抗击，一面把各级干部召到军部，紧急开会商议转移路线。
谁都没有料到，敌人不仅在战场上动武，还在背后捅来一把更毒的刀子——他们用重金，买通了陈浅伦身边最亲近的人，这个人就是张正万。
说起来，张正万原本是个走街串巷装神弄鬼的神棍，四川渠县人，犯了人命官司后，逃到陕西西乡的私渡河一带，给大地主熊振川当护院。
这人不光眼色活、嘴巴甜，还特别舍得下脸面拍马屁，没多久就成了熊振川的亲信。熊振川出钱出枪，拉了一支看家护院兼押货的队伍，就让张正万领着。
后来张正万野心膨胀，不愿再给人当跟班儿了，悄悄派人劫了熊振川的货。两个人彻底翻了脸，熊振川花大钱请来国军一个营报仇。一交手，张正万的人马被杀得七零八落，只好带着残部钻了山沟。
就在这时候，他听说陈浅伦回到了西乡拉队伍。陈浅伦可不是一般人，他本是当地出了名的乡绅少爷，家境殷实，偏偏放着舒坦日子不过，念师范时就参加了革命，毕业后在上海、汉中干秘密工作，几次差点把命搭上。
1932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好不容易被组织营救出来，身份却彻底暴露了，继续做地下工作已经不可能。上级便派他回到老家西乡，让他白手起家搞武装。
可西乡不是老革命区，群众基础薄得很。陈浅伦东奔西跑好几个月，磨破了嘴皮子，只发展了十几个骨干，枪更是一支都没有，正愁得吃不下睡不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正万带着一百多号人、几十条枪跑来投奔了。
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这对两眼一抹黑的陈浅伦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他打心眼里觉得张正万是个及时雨，对他印象好得很。
这还不算，收编张正万后不久，陈浅伦筹划发动鸡公田起义，直接让张正万当总指挥。可惜实力太过悬殊，起义很快就失败了。敌人随即展开大搜捕，陈浅伦被追得命悬一线。危急关头，又是张正万带着人突然杀出，打退了追兵，硬是把陈浅伦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一次雪中送炭，一次救命之恩，两件事加在一起，搁谁身上都得把对方当成过命的兄弟。陈浅伦对张正万的信任从此扎了根。
红29军正式成立后，陈浅伦担任军长，毫不犹豫地把张正万提拔为游击司令，把军部驻地马儿崖的安全保卫，全盘交到了他手里。
在陈浅伦看来，这个神棍出身的老江湖嘴巴油滑不假，但关键时候靠得住。可他没想到，张正万的“忠诚”，不过是因为价码还没开到位。敌人这次除了两个师的正面进攻，还暗中使人拎着重金找到张正万。贪生怕死又见钱眼开的张正万，连犹豫都没怎么犹豫，骨头一软，就点了头。
于是，就在陈浅伦召集干部商量转移的当口，张正万带着心腹悄悄围了会场。枪声骤然响起，会场内外瞬间乱成一团。保卫科长冲进来报信时，外头已经被叛军封死了。
陈浅伦和政委李艮当即组织在场干部突围。无奈身边人太少，叛军人多势众，又是突然发难，实在难敌。一场血战过后，年仅27岁的陈浅伦和政委李艮双双中弹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数十名军部干部。
唯一逃过一劫的，是此前被派往前线指挥的副军长刘瑞龙。等他得知消息，军部已经没了。这位当时还年轻的革命者，生生咽下悲痛，继续踏上革命路。后来，他先后转战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担任过三野后勤司令员兼政委，成了三野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更让人感慨的是，刘瑞龙有一个女儿，后来的成就，比他还大。这或许也是历史在用另一种方式告慰马儿崖上那些不瞑目的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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