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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1日,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采访摄制团队来到了四川段的最后一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多支红军部队先后穿越平均海拔3500米的松潘草地。这片区域沼泽纵横、气候变幻莫测,无数革命战士长眠于此,是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生死考验之地。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一位羌族土司率族人投身革命的感人故事,至今仍在当地各族群众间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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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上的红军长征纪念碑。(梁宵摄)

土司的抉择

在2015年再版的《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中,有整整一个章节,讲述了1935年松潘县羌族土司安登榜的事迹。书中这样评价:在松潘,红军争取了羌族土司安登榜参加革命队伍,对红军的战斗、补员、筹粮等起了有益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安承勇,是安登榜的曾孙,他详细向《北京周报》记者讲述了曾祖父加入红军、投身革命的传奇经历。

安登榜,1895年生于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家族,其先祖于明嘉靖年间受朝廷赐封,在羌地威望极高。1933年,其父安裕祯病逝,作为长子的安登榜依土司世袭制度继任。国民党当局也在同年任命他为松潘县第六区区长,试图利用他在羌民中的影响力征收粮饷。

“那时候松潘刚经历过7.5级的叠溪大地震,震中在茂县叠溪,可岷江沿线的松潘镇坪、松坪沟全域山崩地裂,房屋垮塌、良田被堰塞湖淹没,羌、藏、汉等各族百姓流离失所。可民国官府非但不赈灾,反倒借着灾后修缮、驻防名义层层摊派苛捐杂税,逼得百姓走投无路。这让我的曾祖父非常反感,他不愿充当压榨族人的工具,多次拒不执行政令。1935年,国民党政府不仅下令罢免他的区长职务,还罗织罪名,派兵围剿、追杀他。”安承勇告诉记者。

走投无路之际,安登榜率十余名随从武装出逃,准备前往茂县避祸。途中,他们偶遇西进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十二师,亲眼看到红军主动给受灾百姓分口粮,尊重少数民族群众。在红军干部耐心向他宣讲民族平等、解放穷苦百姓的革命主张后,安登榜认定这支队伍是真正为各族群众谋活路的队伍,当即下定决心投身红军。红军也对这位善名远扬的“神枪手大少爷”早有耳闻,对他委以重任。

而国民党方面得知安登榜“投红”,迅速调兵遣将,在松潘吴家梁、青杠梁、马岭、野猪窝一带层层设防。熟悉本地山川地形、通晓羌藏汉三语的安登榜带领红军,分化瓦解地方武装,红军顺势击溃守军,顺利进入松潘境内。

沿途羌、藏村寨的地主、部族首领大多与安登榜相识,加之他平日善待百姓,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威望极高。他多方奔走,宣讲红军革命政策,为红军筹集了大量粮食和物资。1935年6月,安登榜被正式任命为游击大队长,更陆续有200多名羌族同胞主动加入红军队伍。8月初,红军北上,安登榜率队一同出征,担任向导、前卫并开展宣传和筹粮等工作。临行前,他特意回家将红军送给他的一床毛毯和一个水壶留给家人,并嘱咐妻子好生照料家人,认准红军、相信共产党,莫信国民党。“打赢了我一定回来,或者中间安顿好了,我也会派人来接你们。”

安登榜随红军抵达毛儿盖后,一天清晨,他和战士们外出却迟迟未归,随他一同参加红军的同乡们顿感不安,红军次日立刻派出连队搜寻,最终在毛儿盖索哈斯(索花)后山七里半坡找到一行人遗体:安登榜及随行战士全部遇害。

“我的曾祖母和我的祖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收到曾祖父的消息。直到解放之后,我们家才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但是一直没有敢告诉曾祖母。”安承勇告诉记者,他的曾祖母1999年去世,在65年的时间里,曾祖母几乎每天都坐在门口的一张藤椅上,遥望着村口的方向,等待着丈夫回来。“她经常念叨,是不是曾祖父在北京当了大官,重新娶妻生子了,但她始终相信曾祖父的人品,就一直等在那里。”1986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安登榜为烈士。

家族的传承

安登榜留下的不只是一段革命往事,更是一套贯穿家族几代人的立身准则:体恤贫苦、宽厚待人、坚守正道、心向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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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承勇在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出席活动。(安承勇供图)

“我的祖父从小就教育我们后辈,当年曾祖父虽然是一方土司,却从不恃权欺压乡民。他经常免去穷人的地租,无论是贫富路人登门,都会邀请他们同桌吃饭。”安承勇回忆说,他的祖父经常告诫自己,做人要吃苦耐劳、心怀群众,而认真读书,就是改变命运、服务百姓的唯一路径。

安承勇小学四年级便离家60多公里读书,初中远赴几百公里外的绵阳求学,考入师范院校。2000年,安承勇正式走上讲台,被分配至松潘县雪山深处的偏远村小。当时,这所学校仅有79名学生、3位教师,教学驻地条件格外艰苦,往返学校只能先乘车再徒步1小时山路,日常口粮需要每周一早上背上山。但他一人包揽3个年级全部教学工作,一守便是3年。

“祖父告诉我,教师这份职业能够影响三代人:言传身教改变在校学生,家校沟通引导学生家长,孩子成长再惠及下一代。”安承勇说,这份嘱托他一直铭记在心。作为安登榜的后代,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20多年里他始终扎根乡村教育一线。从2014年开始,他开始深耕思政课堂,他没有简单地照本宣科,而是把松潘的红色历史、先辈革命故事融入日常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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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6日,安承勇担任副校长的松潘县川主寺镇小学校,7名学生(1人当天请假)被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聘任为红色小小讲解员。(安承勇供图)

安承勇告诉记者,红军当年在松潘停留时间长,召开过多场重要会议,也打响过不少战斗,他会结合课本中那些红军长征的故事,细致讲述包座、马场、塔子山等发生在本地的战役战斗,“只要提到这些学生熟悉的地名,孩子们都十分有共鸣。”单靠课堂课时根本讲不完这些故事,课余课外活动时,安承勇也会和学生围坐在一起,继续给孩子们讲述红色历史,让孩子们真切地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沧桑过往。

松潘地区藏、羌、回、汉多民族聚居,安承勇常在课堂上向学生阐释长征留给当地最珍贵的财富——民族团结。“红军长征时候到松潘,始终坚守民族平等,尊重各族群众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与国民党军队肆意掠夺各族百姓牛羊粮食,无视少数民族风俗信仰形成鲜明对比。我曾祖父加入红军,就是认识到了红军不仅仅是某个民族的队伍,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今天,在松潘的各个民族邻里互助、节日共庆,都通晓彼此的语言歌舞,尊重不同习俗,我想这正是长征精神长久浸润下结出的民族团结硕果。”

责任编辑:吕翎

设计排版: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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