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2011年1月走进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你大概会看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
被告席上站着一个曾经在北京门头沟区呼风唤雨的男人，面对检察机关关于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三项罪名、涉案金额高达4200余万元的指控，他面无表情地把自己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包装成了同一个理由——“为了集体利益”。
而在距离他几米远的同一个被告席上，站着一个比他小15岁、扎着马尾、皮肤白皙的女人——他的情妇毛旭东，这对“贪腐鸳鸯”被一同押上审判席的画面，成了当年北京最轰动的法治新闻之一。
1963年，闫永喜出生在北京门头沟区永定镇的冯村，小时候家里很穷，一家六口挤在两间土房里。
他最早是个泥瓦工，1984年村里搞承包，他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万多块钱，包下了村头的饭馆，随着到门头沟拉煤的过路货车越来越多，他的饭馆生意越做越火，年收入能达到六七十万，成了永定镇远近闻名的富人。
有了钱的闫永喜开始有了更大的抱负，1993年他出任冯村经联社社长，1997年成为冯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他带领冯村招商引资、办厂、发展旅游，冯村的面貌迅速改变，村民人均纯收入从1992年的不足一千元增长到超过三万元。
2000年他出任永定镇党委书记，2004年升任门头沟区委常委，后担任门头沟区副区长，分管城乡建设，一个农村泥瓦匠，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机遇，一路爬到了北京一个区的副区长位置——在冯村村民眼里，闫永喜是带着大家脱贫致富的“能人”。
但恰恰是这种“能人政治”埋下了祸根，据冯村后来的村主任回忆，一位去世的老党员曾这样评价闫永喜——“他毁就毁在一言堂上，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就我说了算”。
2006年，闫永喜担任门头沟区副区长后，不仅分管城乡建设，还兼任了门头沟新城南部地区重点工程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可以说，闫永喜是“成也拆迁、败也拆迁”。
手握拆迁大权的闫永喜，把公权力变成了私人的提款机，检察机关指控他利用主管拆迁等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累计达4200余万元。
法院最终认定，闫永喜参与贪污共计582万余元，单独或伙同毛旭东收受贿赂共计660万余元，挪用公款1400万元，在这4200多万的涉案金额中，据说有3600多万与他的情妇毛旭东有关。
而毛旭东在这段关系中的角色，远不止是“被动接受者”，她伙同闫永喜参与贪污340万余元，收受贿赂540万元。
她是闫永喜贪腐链条中的“二传手”——情妇经手贪腐钱财比家人更隐蔽，商人们通过给情妇好处，实际上是在为官员出“包养费”，闫永喜案发后，正是毛旭东为求减刑，主动将闫永喜的罪行和盘托出。
2010年1月，闫永喜被群众举报贪污后刑拘，2011年1月12日，这起被称为“京城第一贪”的案件在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
庭审中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印象深刻，当检察官问闫永喜和毛旭东是什么关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朋友。”
检察官追问：“你们俩有没有性关系？”他停顿了一下，承认了，整个庭审过程中，闫永喜反复用一句话为自己辩护——“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集体”。
他坚称把钱注入毛旭东的公司是为了集体利益的发展，自己“一分钱都没拿”，甚至说即使毛旭东不在那里工作，他也会把钱投进去。
2011年9月16日，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宣判：闫永喜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毛旭东因贪污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闫永喜的弟弟闫永成和下属李昕也分别获刑13年和10年。
但闫永喜的态度极其强硬，宣判后他当场把判决书摔在地上，喊了一句：“肯定得上诉，上面都是胡说！”，他上诉的理由是：对下属和弟弟骗取拆迁款“不知情”，也没有获得赃款；收受的两套房产是因为华丰公司欠他弟弟的工程款抵债；借给公司的公款是为了增资，“没有谋取任何利益”。
2012年10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闫永喜的无期徒刑，成了最终定局。
闫永喜倒下了，但他留下的烂摊子还在，他曾经带领冯村创造的“百亿产值”和“北京百富村”的名号，在案发后被扒下了光鲜的外衣，冯村村委会负责人给出了四个字的评价——“虚假繁荣”。
闫永喜将几辈人的土地集中到一起搞开发，貌似村民上了楼、腾出土地建了写字楼，但实际上项目随时可能成为泡沫，案发后，冯村的负债高达8亿多元，旧村改造一拖再拖，上楼的有500多户，还有400多户住在院子里等着上楼。
闫永喜从泥瓦工到副区长，从“致富带头人”到“京城第一贪”，他用了二十多年爬上去，却只用了几年的疯狂就把自己和整个村子都拉下了水。
而他直到最后都不肯认错——他把贪污说成“为了集体”，把受贿说成“不知情”，把给情妇的钱说成“投资”，这种死不认账的姿态，大概比4200万的贪腐数字本身，更能说明一个人已经走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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