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望故乡|任素汐|女儿|父母|翻译|认亲|领养

对充满意外的人生，小时候的我有莫名的向往。人的一生不该只是人生，也该是一则故事。我幻想过自己是被收养的，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血亲父母因某种不可抗力失去了我，终其一生都在期待重逢。隐秘的满足：我是被选中的人，平庸日常下藏着惊天大秘密。

生活不可能就这么四平八稳地过下去吧？最初被文学吸引，后来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大概也源于这样一种对生命状态的不安。文学不就是在抵抗平庸吗？在文字里惊涛骇浪，不就是最低成本的冒险吗？

如此这般，当遇到May时，我几乎立刻意识到，自己正在靠近想象过的人生。

事情要从2025年5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的一场讲座说起。它在线下进行，哥大官网同步直播，主题是中国的乡村生活实践，其中提到了贵州的乡村蜡染，包括我多次前往贵州乡村、向苗族妇女学习染布技艺的经历。

讲座后，我收到一封陌生邮件。

发件人是居住在新泽西的人类学家露易莎（Louisa Schein）。她在邮件里说，自己多年研究中国苗族文化，在线上听了讲座，通过我在哥大的导师拿到我的电子邮箱，希望找时间见我一面。

两周后，在纽约的一场染色展上，我见到了露易莎。

60多岁的露易莎来自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曾经往返贵州黔东南多次。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久，从苗寨聊到蜡染，从传统手工艺聊到乡村生活。最后，她提起一个叫May-Lynn van Es的荷兰女孩。

May是华裔，出生在中国。1994年的夏天，她还是婴儿时被一对荷兰夫妇从中国收养，带到了阿姆斯特丹。最近，她做了一次DNA检测并将数据上传到中国的基因平台“23魔方”，检测报告将她的祖源判定为“百分之百苗族”。

因为这个结果，她开始在英语世界寻找所有可能与苗族有关的人和信息。为了解苗族文化，她读了不少学术论文，其中一位被频繁引用的研究者就是露易莎。她找到露易莎的邮箱，给她写了一封邮件。而露易莎找到了我。

很难不被这样的故事吸引。我对露易莎说，如果May愿意，我可以试着通过我的方式帮助她。

几天后，我收到露易莎发来的一封邮件，May也在收件人名单里。

邮件里露易莎补充了一条重要信息：除了苗族血统之外，检测结果显示May的祖源地在四川，而收养文件显示，她来自成都福利院。

成都福利院，距离我成都的家直线距离三公里。做记者时，我曾经不止一次去过。

邮件最后，露易莎写道：“我也很想知道，你们最终会发现什么。”

几小时后，May从另一个时区发来回信。这封邮件理性、耐心，她没有花太多篇幅表达情绪，而是系统梳理了已经完成的步骤：过去一年里，她在提供基因检测和家谱建构的23andMe和MyHeritage公司上传了数据，注册了中国的基因平台23魔方；甚至开始在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上发布视频，希望被更多人看见；以及她对现有线索的判断，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整封邮件读起来更像一份项目进展报告，而不是一封求助信。这种条理性和行动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得知她曾任普华永道高级顾问时，我并不意外。

附件里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婴儿时期的她，照片上的孩子被人抱在怀里，一双大眼睛望向镜头之外。另一张是现在的她：三十一岁的亚裔女性，长而微卷的黑发，黑色紧身T恤，背景是一处海港，有白色的船只来来往往。

我在网络上查到一个数据：根据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学者Peter Selman的研究，1992年至2017年之间，荷兰共跨国收养中国儿童6868人，数量仅次于美国、西班牙与加拿大。而May就是那6868分之一。

May注册了微信，我们在微信上有了几次长聊。

她从记事起就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她的荷兰父母从不避讳谈论她的来历。四岁左右，她开始问父母：我的中国父母是谁？为什么不要我？荷兰父母能够给出的答案很少，收养文件里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亲生家庭的信息。唯一知道的是，福利院曾告诉他们，她被放在一家医院门口。May的出生证明上写着她的名字叫“苟婷婷”，但这是因为她出生的1994年是狗年，所有在那一年来到福利院的孩子都姓苟。

七八岁时，她开始认真思考，有没有可能找到中国父母呢？她觉得这件事不是不可能，“反正他们和我一样，就在这个地球上”。

再长大一些，这样的笃定被消磨。她渐渐明白，在拥有六十亿人口的星球上，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她也慢慢接受身为一个华裔的状态——“不一样，但也没有多么不一样。”

荷兰本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她的朋友中有香港移民家庭的孩子，有波兰人，也有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相对于族裔，身高更让她意识到特殊。荷兰女性平均身高接近一米七，而她比这个数字矮二十公分。偶尔也会有人拿她的中国身份开玩笑：“你们中国人吃狗吗？”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中国，对她来说，只是家里一张长城的画片，只是父母偶尔带她去吃的荷兰版中餐。

直到三十岁那年，她偶然看到一部Netflix关于中国领养儿童的纪录片Found，中文译为《寻亲之旅》。纪录片里，有不少中国父母在寻找自己失散的孩子，他们在镜头里哭泣、感到羞愧、流露各种情绪——她突然想到，也许那些哭泣的父母中，就有她自己的血亲父母。

这种感觉很奇怪，很难解释——她知道自己被收养，但一直是一种抽象的感觉，没有任何具体的面孔。在她人生的前三十年，她也很少从血亲父母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万一他们一直在找我呢？在找，又无法找到，多难受啊——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就再也按不下去了。May想，不管自己能不能找到他们，首先要做的，是让自己变得可以被找到。

“让自己变得可以被找到”，所以她把自己的DNA信息放进了所有能放进的数据库里。所以有了罗格斯大学的露易莎，有了我们的相识。

May专门为寻亲注册的小红书账号叫“GouTingting”。此时正值小红书在西方快速传播，不少外国用户涌入这个平台。但在巨大的信息洪流里，她的账号几乎无人问津。关注她的大多是外国人，留言区也几乎清一色是祝福和鼓励。

我把收集到的信息整理出来，发布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同时留下了May的小红书账号。

May的主页开始出现中国网友，有人帮忙转发，有人提供线索。中国最大的民间寻亲公益平台之一“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主动联系了我和May，也有人根据有限的信息开始推测她的身世。但渐渐地，一种May无法理解的声音出现了。

很多人劝她放弃寻找。在那些人看来，这件事并不值得继续。根据现有资料推断，她大概率是被父母主动遗弃的。她是女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乡村，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

May却始终无法理解这种逻辑。很显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放弃的孩子，May看到的却是一对在牵挂她的父母。

寻找继续进行，线索时有时无。事情偶尔推进一步，又很快陷入停滞。其间我联系了成都福利院，对方告诉我们，如果要进一步查询，最好May本人来到四川，在公安机关登记立案。

于是我们开始认真规划这趟旅程。

2025年6月，我即将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回到成都，May则准备从荷兰飞来中国。我们商量好了时间，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什么都找不到。她告诉我：“至少我可以看看父母生活过的地方。我一直想吃真正的四川菜，就是那种有很多花椒的。而且，我也想在成都见到你，我目前在中国唯一的朋友。”

我比May先回到成都。就在May准备出发前两周，北京时间2025年7月2日晚上，我收到了她发来的消息：“‘宝贝回家’通过警方数据库找到了与我的DNA匹配的血样。”

匹配度，百分之百。May的父母就在成都附近，平原上的一座小县城。

我把那几行字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计划中的一次寻找，变成了确定的重逢。我忍不住在家里大叫起来。两个已经睡着的女儿被我从床上摇醒。大女儿小练揉着双眼坐起来说，妈妈，你看起来就像是找到了你自己的亲生父母。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某种长期停留在想象里的东西，突然落到了现实中。除去兴奋，我似乎还有一点说不出口的失落——谜底揭晓得太早，故事被提前翻到最后一页。

7月18号一大早，我、女儿小练和我弟小喜一起前往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迎接从荷兰飞来的May和她男友。此前，我已经和May的亲生父母所在的县公安局工作人员沟通好，按照警方既定的程序，必须有一个认亲仪式，还有再一次现场采血的DNA比对。接上May之后，我们就去公安局，May的父母正在那里等她。

小喜负责开车。May提前告诉我，她和男友带了不少行李，需要一辆大车，小喜临时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辆七座商务车。

认亲现场情况会比较复杂。刚从美国高中放暑假回国的小练英文比我好，我分配给她翻译的任务。

直到去机场的路上，小练才开始紧张。

她想象不出认亲现场会是什么样子。她对这种事情的全部理解来自电视剧和短视频。车开到一半，她忽然问我：“如果May一见面就哭着责问亲生父母，当年为什么要抛弃她，我怎么办？我不想翻译这样的内容。”

我安慰她说，按照这几个月和May的交流留下的印象，我觉得她不是那样的人。

过了一会儿，小练又问：“那要是亲生父母哭穷，找May要钱怎么办？我也不想翻译啊。”

这种可能我实在不敢保证不会发生。小练自己低头想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很认真地说：“那我还是先不要翻译给May听。我先跟她父母讲道理。”

眼前即将发生的事情实在太陌生了。事实上，那一整天，所有人都紧张。而最紧张的人，当然是May。上午八点半，她飞越半个地球，出现在天府机场到达口。

May看起来比照片里瘦小，微卷蓬松的长发也比照片上更浓密。四个巨大的箱子几乎将她淹没（后来知道，箱子里装的是送给父母和亲戚的礼物），若不是她那位高大英俊的荷兰男友站在旁边，我差点没有第一眼认出她。时差加上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她看上去却一点儿也不疲惫。看见我们，她飞奔过来，眼里亮晶晶的，紧紧抱住了我。

从机场到县城公安局，一个多小时车程。

我想让May一个人平静一会儿，除去必要的信息沟通就不再说什么。小练还在心里默默预演认亲现场。小喜专注开车。May的男友同样沉默少言，始终握着May的手。倒是May显得比我们活跃。她一看就是那种特别会替别人考虑的女孩，她问小练平时喜欢玩儿什么。小练说是音乐。May就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给我们看。原来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她偶尔会在阿姆斯特丹一家音乐俱乐部做DJ。照片里的她戴着耳机站在灯光下，和此刻坐在车里的样子完全不同。

她又问起车窗外那些姿态优美的树叫什么名字，我查了翻译软件回答她，是成都近年才大面积栽种的蓝花楹，遗憾的是花期在上个月。看见远处的农田和房舍，她指给我看，说这些景象跟荷兰很不一样。又过一会儿，我跟她说，你要不要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她几乎是用感激的眼神回应了我。

那天天气很好，成都难得有这样的大晴天。几朵白云停在蓝色的天空里。May盯着那几朵云看了一会儿，慢慢闭上眼睛。小喜调低了车内音响，正在播放的是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

多么奇怪，一路上谁也没有提起即将发生的认亲。时间在往前走，音乐在流淌，景物在往后退，仿佛是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出行。

我转头看那个闭着眼睛、微微皱着眉头的姑娘。她显然没有睡着。她把身体往下移动，脖子用力缩，脑袋埋下去，似乎想让自己消失。我惊讶地想到：这个女孩，就这样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准备见从未谋面的亲生父母。她对他们一无所知，而几十分钟后，他们就会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直到车子开进县公安局，那种刻意维持的平静才终于被打破。

一直和我联系的陈警官已经等在门口，他告诉我们，May的亲生父母比约定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到达，现在已经在会议室里等了很久。May立刻说了一声抱歉。

我们跟着陈警官往里走。大厅里已经有不少来办事的人。我们穿过人群，也穿过许多好奇的目光。那些目光大多不是投向May，而是投向她那位高大得有些显眼的荷兰男友。

然后是电梯。电梯门打开。走廊尽头，一间敞着门的会议室。

最先到达的不是画面，是声音。很多人压低嗓音交谈的声音。有人轻轻咳嗽。纸张翻动的声音。杯子碰到桌面的声音。然后我们才看见里面的人。至少二十来个。

穿制服的，没穿制服的；坐着的，站着的。所有人都在等。

我试图分辨哪两位是May的父母。May也在辨认吗？我看不出来。她此刻倒真像是时差没倒过来，恍惚中，脸上还留着刚见到陈警官时礼貌而拘谨的笑。会议室里人实在太多了。没穿制服的人里，年龄看上去可以做May父母的有好几对。后来知道，那些都是听说认亲消息后赶来的亲戚。

陈警官开始向我们介绍迎上来的公安局局长。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位置陆续坐下。

会议室里的木桌椅拼成了一个大大的长方形，只比会议室小一圈，中间的地上摆放着几盆鸭脚木。门口的位置是空的，我们被安排坐在这里。

等大家都坐定之后，我顺着桌子望向对面。另一侧的正中央，坐着一对夫妇。

胖胖的公安局局长大约五十多岁，他伸手朝对面示意，对May说：“婷婷，这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一直很想你。”说这句话时他不像是在说话，倒像一个演技不怎么好的临时演员背一句排练过很多次的台词。

那对夫妇表情庄重，坐得笔直。中间的鸭脚木有点高，挡住了夫妇的面孔，May想站起来，但起身的一刹那又坐下了。所有人都不说话，盯着May，May往对面又挤出一丝笑容，和面对陈警官时挤出的笑容一样，同时用力朝对面点点头。

接下来的流程，所有人都进入了一种类似舞台表演的状态：介绍各自的名字、来历，确认身份，念文书，起身送锦旗，合影。合影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局长头上方电子屏上打着一行字：荷兰籍华人苟婷婷女士回乡认亲仪式。

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眼前发生的一切如此明确清晰。但又因为仪式、表演或者别的什么，某种真实性被抽离了。

全过程进行了大约15分钟。局长最后宣布：认亲仪式结束。说完他长舒一口气，换成四川话说，好了好了，归一了。

大家骚动起来。局长又提高了音量说，这下我们就不管了哈，DNA再次比对可以专门安排个时间再来，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你们可以在这儿说说话，叙叙旧——他立即发现“叙叙旧”这个词不准确，自己使劲摇摇头笑起来。他示意警员们和他一起离开，一边走一边对着May说，婷婷，以后要常回家来看父母喔。接着看向我和小练：两位老师，谢谢你们翻译哈，对了，我女儿也在外国读书，在英国读大学，你们都很厉害，都很厉害。

May走到父母身边，没有任何意外，她长得太像妈妈了。妈妈抹着此刻才流下来的眼泪，呆呆地望着May，无辜，无措，像是在等待May给她一个回应，又像是拿自己的表情、身体和眼泪没办法。May有一瞬间的迟疑，笑容僵在脸上，随即嘴巴瘪下来，像个委屈的小孩，走上前，投入妈妈怀里。没有人说话，小练转身望我，伸伸舌头。

只有衣服面料摩擦，细细碎碎的声音。妈妈今天穿着一件崭新的织锦旗袍。

爸爸在一旁，不知该怎么做才好，干脆起身招呼那些亲戚，说起中午一起吃饭的事。

May的妈妈旁边还有一个和May长得几乎一样的女孩，只是皮肤更白一些，胖一点，妈妈介绍说是May的姐姐，今天刚巧是她孩子满一百天。

一位自称是May舅舅的中年男人提高声音说：“我们先离开这儿嘛，回家说话。”大家随声附和。妈妈立刻站起身，一只手拉住May，另一只手拉住我，急匆匆往门口走。

大家一起去May的姐姐在县城里的家。May的父母平时住在乡下，最近半年，姐姐怀孕生产，两位老人一直在县城帮忙照顾。

妈妈坚持要坐我们的车。可七座商务车的第三排已经被May带来的几个大箱子塞满了。我和小练主动提出坐别的车。妈妈却拉着我的手不放。她让我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她拉住的不是我，而是May。

最后的安排是：May和男友、小练坐那位舅舅的车，May的父母和我上了小喜的车。车门刚关上，妈妈和爸爸就开始讲述他们这一边的事情。他们说了很多很多话，但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请帮忙告诉女儿，我们当年有很多不得已。

妈妈说，那个时候家里实在太穷了。May出生时，姐姐才两岁，全家人连吃一顿饱饭都做不到。有一天，村长带着一对夫妇来到村里。那对夫妇开着小汽车，一看就是有钱人。村长介绍说，他们在成都的一所大学教书，一直没有孩子，想收养一个。她当时想，对方有文化，有工作，有能力给孩子更好的生活。“跟着我们一家人吃苦，不如跟他们走。”

夫妇带着May离开时，留下了七十块钱。妈妈坚持不肯收。“我不是卖孩子。”她把那七十块钱塞进了孩子衣服里，说，钱还是花在孩子身上吧。

孩子是生下来十几天的时候被带走的，之后那一个星期，她天天哭。“哭得眼睛都看不见了。”说到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眼睛。“现在太阳大一点的时候，我还是看不清。”

这些年里，她一直以为May生活在成都。她无数次想象过孩子长大后的样子，觉得她一定读了大学，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她不愿意打扰孩子的人生，从没想过主动寻找。到如今她才知道，当年那对夫妇并没有把孩子留在身边。至于他们后来为什么没有留下她，她又如何进入成都福利院，至今没有人能够完整说清。

既然妈妈从没想过寻找May，那么DNA又为什么会进入公安系统数据库？

五年前，家里遭过一次贼。值钱的东西几乎都被偷走了。爸爸去公安局报案，按照办案程序，警方采集了他们夫妇的DNA信息，录入全国数据库。也就是说，五年之后，这份原本为了寻找小偷而留下的DNA，却在数据库比对中找到了失散三十一年的女儿。

说完这些，妈妈又反复提起另一件事。她希望我们带May回村里看看。去看看她出生时住过的破房子，看看那个村子，“看了她就晓得了。”妈妈似乎觉得，自己讲再多也没有用，只有亲眼看见才能理解。

但是——

在姐姐家里，May打开那几个从荷兰带来的大箱子，拿出的第一件礼物，是送给妈妈的。那是一本厚厚的相册。从成都福利院留下的第一张婴儿照片开始，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再到工作后的生活，几百张照片几乎装下了她的前三十一年。每张照片旁边都贴了纸条，写着中英文对照的文字说明，第一页上早已写着：

Dear Mom and Dad, I have never blamed you. Sometimes life requires us to make difficult choices, and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at.

以及May求助AI翻译的、并不完全准确的中文：爸爸妈妈，我从未责怪过你们。有时候人生中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这一点我完全理解。

小练提高音量念了两遍这句话。

时间被浓缩在一本相册里。妈妈几乎是用贪婪的眼神看那些照片，想把错过的三十一年一次性看完。爸爸不断招呼May和我们吃茶几上的葡萄，一边招呼一边抹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