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六年保姆，我伺候过七个独居老头。直到遇见老孙头，我才知道他们到底在找什么。那天他把工资卡塞进我围裙兜里，手抖得像风中的树叶。我愣在那儿，十四年没掉过眼泪的人，破防了。
我叫刘红梅，今年四十，在城里当了六年保姆。
头三年在月嫂公司干，后来嫌太熬人，转去做住家保姆，专门伺候独居老人。六年下来换了七个雇主，清一色是老头。老伴走得早，儿子在上大学，我一个人挣钱养家，不挑活儿。
很多人背后嚼舌根，说伺候单身老头不干净。我懒得解释。他们不知道那些老头什么样——有的能自己吃饭但记不住关煤气，有的腿脚还行但一星期说不上一句囫囵话。他们的儿女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同城但一年回不了两趟。我去了，就是给他们做个伴，顺便看着别出事。
前六个都还好，各有各的怪脾气，但大体过得去。直到去年秋天，家政公司给我派了新活儿——老孙头，七十二岁，退休教师，老伴走了四年，独居。
头回去他家，我差点没接。
三十平的老公房，一室一厅，东西堆得下不去脚。茶几上是泡面碗和药瓶子摞一起，沙发上的衣服不知道穿了多少天，空气里有股说不清的霉味。老孙头坐在窗边一把藤椅上，瘦得像根晒蔫的丝瓜，眼镜架在鼻梁上，手里攥着一本书。
“孙老师，我是刘红梅，家政公司派来的。”
他抬头看我一眼，点点头，又低头看书了。
我放下包就开始收拾。先把泡面碗刷了，药瓶子摆进抽屉，沙发上那堆衣服分门别类，该洗的洗该叠的叠。墙角那个搪瓷痰盂里泡着几双袜子，我捏着鼻子倒了换了新的。等我把厨房擦出来的时候，天都黑了。
老孙头一直坐在那儿看书，动都没动。我去问他晚上吃啥，他头也不抬：“随便。”我说那下碗面吧，他嗯了一声。
面端上桌，他放下书走过来。吃了一口，忽然停住了。
“咋了孙老师？不合口？”
他摇摇头，又低头吃。可我看见他眼镜片后面那双眼，有点发红。
就这样，我在老孙头家安顿下来了。活儿不重，就是洗衣做饭打扫卫生，顺便提醒他吃药。他话少，除了吃饭基本不跟我说话，整日坐在那把藤椅上看书。有时候我看着他那佝偻的背影，觉得他像一棵栽在花盆里的老树，根须早就把盆底撑满了，可没人给他换盆。
慢慢我摸清了他的习惯。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雷打不动。七点吃早饭，小米粥配咸菜。八点到十一点看书，中午小憩半小时，下午继续看。晚上七点看新闻联播，看完就洗漱上床。日复一日，连坐的椅子都没挪过地方。
唯一的例外是每周三下午。那天他会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揣上钥匙出门。去哪儿我不知道，也不问。有一回他回来的时候下雨了，淋得透湿，我拿毛巾给他擦头发，他躲了一下，但还是让我擦了。
干了大概两个月，有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听见他房里有人说话。凑近门一听，是老孙头的声音，絮絮叨叨的：“今天红梅做了红烧排骨，你爱吃那个，我给你留了一块放在冰箱里。还有院子里的桂花开了，香味飘进来，我想起你以前总摘桂花泡酒……”
我心里咯噔一下，悄悄退回自己房间。
第二天我拉开冰箱，果然看见最上层用保鲜膜包着一块排骨。我没吭声，中午做饭时把那块排骨热了，搁在他碗边上。他看见了，愣了一下，抬头看我。
“孙老师，菜凉了，快吃。”
他低下头，把那块排骨夹起来，慢慢放进嘴里嚼。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过了几天是周六，他儿子一家来了。儿子看着挺体面，穿西装打领带，儿媳妇拎着水果，孙子抱着平板打游戏。一家人坐在客厅里，老孙头还是坐他那把藤椅，儿子坐沙发上玩手机，孙子坐地板上打游戏，儿媳妇在厨房转了一圈说“爸你这收拾得挺干净啊”，然后一家三口待了不到四十分钟就走了。
门关上那一刻，我端着刚切好的西瓜从厨房出来，客厅里就剩老孙头一个人。他坐在那儿，下巴搁在拐杖上，盯着关上的门发呆。
我把西瓜放在他手边。他没动。
“红梅，”他忽然开口，“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招人烦？”
我蹲下来给他削西瓜皮：“谁说的。我爸要走的时候我才二十三，那会儿我刚嫁人。他拉着我的手说，红梅啊，爸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没多陪你几年。你说人老了咋会招人烦？招人惦记才对。”
老孙头没说话。过了好半天，他端起西瓜咬了一口。
那天晚上我收拾完厨房回屋，发现围裙兜里多了个东西。掏出来一看，是张银行卡。我拿去还给老孙头，他坐在床上，眼镜摘了，整个人缩在被子里的样子特别小。
“孙老师，这啥意思？”
“工资卡。”他声音闷闷的，“密码是你生日。”
我愣住了。
“红梅，”他抬头看我，没戴眼镜的眼睛有些迷茫，“我这辈子教了四十年书，儿女双全，旁人看着挺好的。可我每天坐在这屋里，从早到晚，能跟我说话的除了电视机就是你。我知道你是拿了钱来的，你走了还有下一个。可我……”
他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个字几乎听不见：“我就想有个人，能在我走了以后，还记得往冰箱里给我留块排骨。”
我站在那儿，十四年前我男人走的时候我没哭，送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没哭，一个人进城打工睡地下室的时候我也没哭。可那天晚上，站在老孙头那间飘着药味的小屋里，我破防了。
我把银行卡塞回他手里。
“孙老师，卡你收着。我不走。”
他抬起头看我，嘴唇动了动。
“我保证。”我说，“你要是哪天没了，我给你收尸，逢年过节给你烧纸上香，行不行？”
老孙头愣了半天，忽然咧开嘴笑了。那是我头一回看见他笑。没牙的嘴咧着，像个小孩。
“行。”他说，“那咱说好了。”
后来我又在老孙头家干了八个月。他身体越来越差，开春的时候住了回院，我去陪护，他儿子来换我，我回家睡了一觉又来。出院之后他更不爱动了，整天躺在床上，但还是雷打不动地看书。我给他读，读着读着他睡着了，我就给他把被子掖好。
今年六月，老孙头走了。走得很安详，晚上睡的觉，早上没醒过来。我给他换了身干净衣裳，等着他儿子来。他儿子哭得稀里哗啦的，拉着我的手说刘姐谢谢你。
我没哭。我说应该的。
料理完后事那天，我回他家收拾东西。打开冰箱，最上层用保鲜膜包着一块红烧肉。是我头天做的，他一口没动。
我蹲在冰箱前面，攥着那块凉透了的肉，眼泪终于下来了。十四年的铁闸，被一块红烧肉撞开了。
现在我又换了新雇主，也是个老头，比老孙头还大两岁，话更少。我去的第一天，他老伴的照片摆在电视柜上，他让我每天擦一遍。我说行，擦得锃亮。他把家里的钥匙串解下来递给我一把，绳子上拴着个褪了色的红绳结。
我接过来，揣进兜里。
厨房水龙头有点滴水，我等会儿去买个垫圈换上。晚饭打算做西红柿鸡蛋面，不知道他爱吃不爱吃。不爱吃也没事，下回换别的。
冰箱里得留点东西。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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