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文学评论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性大合唱”。众多评论家、海外汉学家、先锋作家统一以“书写人类共通人性”为核心标尺赞美其作品，将抽象人性论奉为解读莫言文本的唯一密钥。这套论调刻意剥离具体历史语境、社会制度与阶级现实，用悬浮的“普遍人性”掩盖文本对特定历史的片面化书写，既是唯心史观在文学领域的典型投射，也成为回避历史辩证审视、消解本土历史叙事的遮羞布。立足唯物史观辨析“共通人性”的理论陷阱，拆解这场舆论合唱的内在逻辑，是厘清当代文学评判标准的关键。

一、理论幻象：所谓“共通人性”只是剥离社会属性的片面截取

诸多评论者口中亘古不变、跨越国界的“共通人性”，本质是混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理论谬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针见血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人固然存在趋生畏死、渴求温饱、怜惜弱小等生物本能，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底色，但绝非完整意义上的“人性”。同样是苦难，旧社会底层农民的生存煎熬源于封建土地剥削，特定年代普通人的困境有独特的时代成因，资本社会个体的痛苦来自物化与异化，不同生产关系下，人的欲望、选择、善恶标准截然不同。

鼓吹莫言书写“统一人性”的评论，恰恰主动剔除文本背后的制度、时代、阶级框架，只抓取情欲、苦难、生死等表层本能，将局部生理感受放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人性，陷入抽象人性论的固有误区。

二、舆论溯源：是谁掀起解读莫言的“人性大合唱”

这场单一化的人性叙事合唱，由国内学院评论家、海外诺奖评审、先锋作家三方合力推动，各有其内在诉求。

其一，以刘再复、谢有顺为代表的学院评论家，是本土论调的核心源头。刘再复提出莫言超越时代局限，以《丰乳肥臀》、《蛙》书写全人类共通生存苦难，主张搁置历史背景单纯谈人性②；谢有顺在各类学术讲座中反复强调，时代政策只是衬托永恒人性的外壳，文本核心价值在于挖掘不分族群的善恶本能③。这批学者长期奉西方自由主义文论为圭臬，天然排斥以历史、阶级视角审视文学。

其二，马悦然、大江健三郎等海外文学界人士，是这套叙事的外部推手。诺奖评委马悦然数十年向瑞典学院推介莫言，评判标准完全依托西方抽象人性框架，偏爱剥离中国本土历史的文本解读；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对谈时，刻意淡化作品里的中国特定历史，将全部冲突简化为人类通用的生命困境④。西方文坛推崇“普遍人性”，本质是用自身价值标尺筛选东方文本，方便完成其预设的东方叙事建构。

其三，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在各类文学研讨中普遍认同这套人性叙事框架，形成圈层共识，再经由媒体、自媒体不断扩散，最终塑造出“莫言是人性书写巅峰”的统一舆论。

三、深层危害：以“共通人性”为盾，回避历史维度的辩证审视

这场“人性大合唱”存在三重不可忽视的思想弊端。

第一，消解历史特殊性，模糊历史是非。面对《蛙》、《檀香刑》等涉及特定时代的文本，评论者以“人性永恒”转移讨论重心，回避辨析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取舍、放大阴暗、弱化时代主流的叙事偏向，把历史争议简化为人性探讨，回避客观的历史评判。

第二，淡化阶级与社会矛盾，传导唯心价值观。抽象人性论默认私欲、阴暗是人的根本底色，将各类社会苦难全部归因于人性本身，遮蔽制度、时代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弱化改造社会、改良现实的价值追求。

第三，构建文学评判的西化单一标准。将“书写普遍人性”抬高为文学最高追求，贬低扎根具体历史、立足家国整体叙事的现实主义创作，形成一套重个体阴暗、轻集体光明的偏颇评判体系。

四、辩证边界：承认情感共鸣，拒绝以抽象人性消解历史

我们并不否认人类存在跨文明的浅层情感共鸣，对苦难的共情、对残暴的反感具备普遍性，但这种浅层共鸣不能作为解读文学作品的核心标准。

真正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应当兼顾个体生命体验与宏大历史语境，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刻画人，而非抽离一切背景，单纯堆砌人性阴暗。一味用“共通人性”为文本所有叙事缺陷兜底，本质是用西方唯心文论遮蔽本土历史真实，是文化审美层面的自我矮化。

结语

围绕莫言著作的“人性大合唱”，根基是西方传入的抽象人性论幻象。所谓超脱时代、不分族群的共通人性，只是剥离社会关系后的片面想象。文学评论若一味拿这套话术回避历史辩证审视，只会造成文学评价标准的失衡。唯有回归唯物史观，立足具体历史、社会关系解读文本，区分人的自然本能与社会属性，才能跳出抽象人性论的认知陷阱，建立贴合本土历史与现实的文学评判尺度。

注释：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人民出版社,2018.

② 卫毅.苦难是他的第一摇篮——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谈莫言[J].南方人物周刊,2013(01).

③ 谢有顺.《蛙》：生命叙事与人性悲悯[N].广州日报,2023-11-10.

④ 莫言,大江健三郎.作为老百姓写作[M].海天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