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走的那天，殡仪馆里很冷清。除了我和我爸，以及几个平时走动频繁的邻居和朋友，大厅里空荡荡的。没有震天的哀乐，也没有成群结队的亲属。
我妈有六个兄弟姐妹，加上她，一共七个人。在这个讲究多子多福、开枝散叶的传统大家族里，她的葬礼本该是拥挤而喧闹的。
可是直到告别仪式结束，骨灰盒被妥善安放，那六个人里，连一个露面的都没有。甚至连一个托人送来的花圈、一个例行公事的慰问电话都没有。
不知道内情的人，大概会觉得凄凉。但我知道，如果我妈泉下有知，她一定会觉得轻松。因为早在三十年前，她就已经当这六个人死了。
从那时起直到她闭上眼睛，他们七个一母同胞的亲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甚至同一个区，却再也没有过任何来往，真正做到了形同陌路。
事情走到这一步，不是因为什么惊天动地的血海深仇，而是岁月里无数个日夜的偏心、算计、冷漠和压榨，一点点把血缘里的那点温情熬干了。
我外公外婆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我妈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养七个孩子，意味着家里永远在为一口吃的发愁。在这样的家庭里，爱和资源一样，是不可能平均分配的。
大舅是长子，自然承担了外公外婆最多的期盼，从小就享有绝对的权威。四舅和六舅是男孩，更是外婆的心头肉，尤其是四舅，作为中间最小的儿子，几乎是被溺爱着长大的。
二姨和小姨因为嘴甜，也总能讨得大人们的欢心。唯独我妈和五姨，夹在中间，成了最不受重视的存在。
五姨性格泼辣，从小就知道护食，凡事都要争个高低。我妈却是个老实本分的性子，或者说，她是被那种环境规训成了一个习惯于牺牲的人。家里缺钱，我妈刚读完小学就被勒令辍学，去镇上的糊纸盒厂做童工，赚来的钱全部上交，用来供大舅和四舅读书。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外婆总是先紧着三个儿子，剩下的再分给其他几个姐妹。我妈永远是吃得最少、干得最多的那一个。冬天天没亮，是她起来生炉子；晚上一大家子人的衣服，是她在冰冷的井水里洗出来的。
那时候她总觉得，只要自己多干一点，懂事一点，父母总会看到她的好，兄弟姐妹也会记她的情。可惜，她错了。在畸形的家庭关系里，懂事的人往往只会被理所当然地剥削。
各自成家后，这种隐秘的不公逐渐演变成了明面上的算计。大舅仗着长子的身份，总喜欢在家里发号施令，谁家有点什么事，他都要插手管一管，但他只出嘴，从来不出力。四舅结婚时，女方要的彩礼高，外婆拿不出，大舅便张罗着开家庭会议，要求几个出嫁的女儿必须“支援”弟弟。
当时我爸刚下岗，我还在生病，家里连几百块钱都凑不出来。我妈硬着头皮跟外婆诉苦，外婆却冷着脸说：“你弟弟打光棍，你这个当姐姐的脸上有光吗？你去借，也要把钱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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