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成把握。”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晚，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发电，谈到攻占兰州的准备时，把话说得很实。

不是十成，不是稳操胜券。

兰州城外，第一野战军已经压上去了。可彭德怀心里清楚，眼前这座城，不只是西北一座省会，更是马步芳集团在甘、青之间摆下的一道硬门槛。

门槛后面，是青海。

青马部队在西北经营多年，骑兵机动快，地方关系深，熟悉山川道路。前头硬打兰州，后头还要追青海、宁夏、新疆，粮弹、道路、民族关系，哪一样都不是小事。

这仗不能只看炮口。

毛主席早看到了这一层。

八月六日，他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里，把西北问题挑明了：西北地区广，民族复杂，党内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少，要想解决得彻底、健全、迅速，“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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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落在兰州战场上，就不是一句空话。

毛主席接着点了一个人：邓宝珊。

邓宝珊和马步芳部将领有旧识，在甘肃也有声望。毛主席的意思，是可以考虑用他主持甘青过渡机构，打开局面。

最要紧的是后面一句。

“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

这才是那把钥匙。

很多人后来只记得兰州战役的炮火：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争，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啃。

可毛主席看的，是山头背后的人心。

马步芳主力必须打。这个判断没有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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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青海不能只靠一路追打。马步芳在兰州可以败，残部却可能往西退、往山里散，若把战线拖长，第一野战军就得在陌生地区继续耗下去。

这就是彭德怀说“六七成把握”的分量。

他不是怯战。

他是在算大账。

八月四日，第一野战军下达攻取兰州、西宁的作战命令。部署里已经有两层意思：正面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主力；侧翼和后方，则要切断退路，牵动青海。

王震率第一兵团向临洮、临夏方向推进。

临夏不是随便选的。

这里靠近青海，是回族群众聚居区，也是马步芳集团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之处。谁能在这里打开口子，谁就能把兰州战役的后半盘棋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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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第一兵团攻占临夏。

兰州城下炮声未停，另一条线已经伸向青海。

临夏东公馆一带，开始出现一批特殊人物：马丕烈、马良、马全钦、徐季直、祁子厚等地方上层和开明人士。后来组成的和平代表团，随军赴青海劝降。

他们不是战场上的主攻部队。

可他们能走进一些枪炮走不进去的门。

马丕烈是回族上层人士，曾任国民党方面职务，在当地有社会关系。马良又与马步芳家族有亲缘联系。这种关系，在平时也许只是旧社会的门第网络；到了战局崩裂时，却成了劝降、联络、瓦解残部的一条路。

毛主席说的“旧人”，在这里有了着落。

一边，是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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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外围，国民党军依托山地工事顽抗。第一野战军连续攻击，付出很大代价。沈家岭等阵地反复争夺，火力、土工作业、近战突击，全都压了上去。

另一边，是攻心。

被俘人员经过教育、释放，回去后带回的不只是话，还有亲眼见到的政策。地方代表团又向青海方向活动，告诉残部：兰州已不可守，继续抵抗没有出路。

这两手，缺一不可。

只劝不打，马步芳集团不会松。

只打不劝，青海残部可能散入更广阔的地区，后患无穷。

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

马步芳在兰州失守前后出逃，马继援等人也相继西撤、南逃。青马主力遭重创，西北战局一下子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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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正收口，还在后面。

王震部继续向青海推进。九月，马丕烈、马良等人参与劝降活动，在青海寻找、劝说青马残部将领。部分青马高级将领和部队后来放下武器，西宁随之解放。

枪声没有把所有问题一次打完。

但枪声打开了门，政策收住了局。

彭德怀后来总结兰州战役，最值得看的不是一句豪言，而是他当初那份谨慎。正因为知道难，才没有把战场看成一条直线。

毛主席那封八月六日的电报，也不只是给兰州一仗支招。

绥远、宁夏、新疆、青海，都在同一盘棋里。能打的地方坚决打，该争取的力量尽量争取。西北辽阔，民族复杂，若只凭军事推进，胜利会慢，代价会大。

兰州战役的反常处，就在这里。

最硬的一仗，背后有最细的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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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上炮火翻卷，临夏那边却有人带着旧关系、旧身份、旧声望，走向青海残部的驻地。

彭德怀要的是攻下兰州。

毛主席看的，是兰州之后的大西北。

一九四九年秋，黄河岸边的部队开始西进。羊皮筏子、渡口、军马、粮袋，一样样往前挪。马丕烈等人随军奔走，劝降信和部队命令一道传向青海。

兰州城门打开了。

青海那道门，也跟着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