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六蓝水库溃坝，附近村庄都被淹成了泽国，说实话，很多视频看了都让人不忍，很难想像人们在那样突如其来的灾祸面前如何才能挣扎着活下来。然而，当地现在除了抗洪抢险，倒还严防一件事——“防止外国抹黑我国”。
网上已有不少截图证实，六蓝水库所在的横州市石塘镇等地，要求志愿者如果发现有外国记者，务必要“让群众关注一下，发现后马上汇报村委，让群众不要接受任何采访”。
当然，这也并不意外，毕竟又不是只有广西才这样，2021年河南暴雨成灾，“德国之声”（DW）驻北京特派记者 马蒂亚斯∙比灵格（Mathias Bolinger）就曾在郑州街头遭一群人围攻，要他“滚出中国”，因为他被误认为是曾“刻意抹黑中国”的BBC记者 白洛宾（Robin Brant）。
当时《环球时报》说，群众对西方媒体的抹黑产生愤怒情绪“完全事出有因”，不过，它也“强烈不建议”各地民众对西方记者个人进行现场围堵，更不要以强制方式阻止他们拍摄。
那确实事出有因，却不必然是因为外国人不友好的“抹黑”，因为重点不在他们真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他们的身份。对习惯了“家丑不可外扬”的中国人来说，被外人看见自家的窘迫，仅此就已足够令人羞耻，那是必须竭力避免的事，情不自禁就心生反感——不想被你看见，而你还非要看，这本身就被视为一种深深的冒犯。
有时候，这也是在以己度人：当一些国人为国外水深火热而幸灾乐祸时，难免以为我们倒霉时，他们也会报以同样的反应。然而，真正可悲的是：你如此看重别人的反应，但欧美公众实际上很少会关注世界另一头的角落里发生的事。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关注，那重要吗？我们这边热议“美国斩杀线”时，美国人可并不在乎。
对很多人来说，在外人面前维护自家的脸面，那近乎一种本能。我遇到过太多人，哪怕对母校、家乡也有怨言，但批评则是留给他们自己的特权。外人要是“说三道四”，他们立刻就会警觉起来，自觉地转入防御状态。
由此隐约可见一种心态：个体的自尊，是与所属群体的对外形象绑定在一起的，因此，哪怕内部也有矛盾，但必须“一致对外”，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此，重要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恰是为了这个“家”的光彩形象，牺牲小我。
这也是我们在每次灾祸发生后反复看到的景象：除了少数执着的人去追问悲剧的根源之外，多数人都在为救援中的艰苦卓绝而感动，甚至是为新的救援技术而骄傲。坏事就此变成了好事，丧事喜办，苦中作乐。
在“红星新闻”的一篇报道《》中，重点放在了神奇的“机甲平台”上，而不是为什么这么多学生被围困了这么久。底下的高赞评论，都是这样：
当然，跟这不一样的声音，大概率也很难发出来，但之所以有那么多国人沉浸在感动之中，那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去追问悲剧的原因，不仅需要一种理性的反思能力，更重要的是相信人在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这其实本身就是现代社会才逐渐发展出来的思维，但并不是每个人天然就会这样看问题的。
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降临在自己头上的灾祸，通常都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接受下来的。1866年的孟加拉大饥荒，英国殖民当局的政策失当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然而，当时上百万农民慢慢饿死，没有发出一声怨言，更没有愤怒与反抗。
哪怕明明是人为造成的事故，抱有传统信念的人想法也不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出了车祸，我们现在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追究肇事司机的责任，但有的人却会觉得这都是命：为什么偏偏是自己的亲人在那个时间点出事？为什么不是别人？
宿命论乍看起来相当无力，却能让人获得一种奇怪的内心平静：不用耗费心力去追究，当然也就不会因此长时间心神不宁，反正都当作天灾接受下来就完了。
问题就在这里：只有当你相信自己有力量去追寻真相、讨回公道，才会行动起来，否则你根本没有动力。在很多时候，这么做的人甚至反而会在接连遭受挫败之后被嘲笑：“早就跟你说过，没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无力的人们将希望寄托在被神化的集体力量之上：他们相信，那将会是一个从天而降的“解围之神”，带自己脱离困境，而他们自己能做的，就是让渡自己的权利，耐心等待，懂事不抱怨，并在获救后感动感恩。
也难怪常有人感叹“我们有最好的人民”，放眼全世界来看，很少有哪里能像中国人这样温驯，即便出了什么纰漏，也默契地不让上面难堪，自觉维护群体的面子，只要救助到位，那记得的往往倒是那些“感人瞬间”。
但请你想想看，普通人真的那么需要被感动吗？相比起那些催人泪下的事，我想受灾的人宁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平淡度日。真正的幸福不需要什么戏剧性，而是在无人注意的时候就做好日常维护和预防，确保悲剧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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