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字，差点把谯周的“功臣相”撕开。
谯周话已经说不利索了。
他没有长篇议论，只在木版上写下八个字：
“典午忽兮，月酉没兮。”
旁人一看，心里发紧。
“典午”指司马，“月酉”指八月。也就是说，他在说司马昭到八月就要没了。
这话后来果然应了。
可问题也在这里。一个刚刚劝蜀汉后主刘禅投降、被司马昭封侯的人，为什么没在新朝飞黄腾达？
答案不只在功劳里，也在这八个字里。
谯周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朝堂中央的人。
他是巴西西充国人，少年丧父，跟着母亲、兄长过日子。家里穷，他却不怎么问产业，整日读经书。
蜀汉朝廷里，他更像一个儒生。
先是劝学从事，后来做典学从事，再后来迁光禄大夫。光禄大夫位次不低，可《三国志》说得很清楚：“虽不与政事”。
他有名望。
但他不是掌兵的人。
这就埋下了第一个反差：谯周最有名的一次政治发言，偏偏发生在蜀汉快撑不住的时候。
景耀六年冬，邓艾攻破江由，长驱直入。
成都原本以为魏军不容易打到这里，城守调度没有预备周全。消息传来，百姓惊扰，往山野里跑，拦也拦不住。
后主刘禅召群臣商议。
朝堂上摆着几条路。
有人说，去东吴。
有人说，去南中。
这两条路听着都有生机，可谯周站出来，一条条掐断。
他说，天子寄居别国，自古没有这样的事。去了吴国，就得向吴称臣；将来魏若灭吴，还要再受一次辱。
两次受辱。
这四个字，比刀还冷。
再说南中。
谯周看得也狠。南中本就偏远，过去多有反叛，诸葛亮当年南征之后，靠兵势压服。后来赋税徭役又重，人心未必可靠。
现在魏军已近，仓促南逃，身边的人能不能跟到底，没人敢保。
刘禅还在犹豫。
谯周又上疏，把逃往南中的害处列了四条。外要拒敌，内要供给，耗费越大，南中越可能反叛；魏军也不会只取成都，必然趁势追击。
最后，刘禅从了谯周的策。
蜀汉降魏。
蜀汉没了。
谯周却有了“全国之功”。
这四个字很刺眼。
在蜀汉旧臣眼里，他是劝降的人；在司马昭眼里，他保住了成都，也保住了刘氏宗族，省了魏军许多杀伐。
所以司马昭不是没赏他。
他封谯周为阳城亭侯，还下书征辟，让他去洛阳。
可谯周走到汉中，病倒了。
他走不动了。
这就是很多人忽略的地方：谯周不是立功以后被立刻冷藏，而是身体先垮了。
后来晋朝建立，司马炎又多次下诏，让地方把谯周送去洛阳。
谯周带病上路，泰始三年才到洛阳。病得不能起身，只能就地拜为骑都尉。
官给了。
人废了。
他自己还上表，说自己无功受封，请求退还爵土。
朝廷不许。
看起来，这已经算礼遇。可若说“重用”，又远远算不上。
谯周只能被供着。
这里才轮到那八个字登场。
“典午忽兮，月酉没兮。”
谯周写这话时，司马昭还活着。
这不是普通牢骚。
这是谶纬。
蜀亡前一年，他见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心里忧惧，还曾在柱上写过隐语，大意指向曹魏将受天下、刘禅将授人以国。
这种人，放在亡国之际，能帮你瓦解对手。
放在新朝殿上，就很难安心重用。
今天他能算蜀汉该亡，明天也能算司马氏有灾。
功劳是真的。
忌惮也是真的。
更要命的是，他的功劳本身就尴尬。
司马氏可以封赏降臣，却不能把“劝旧主投降”当成新朝的道德招牌大肆宣扬。一个靠劝天子出降成名的人，越被重用，越提醒天下人：成都不是打到最后一刻才下的，是被说下来的。
谯周适合封侯。
不适合站在台前。
到了泰始六年，谯周病重，晋朝又拜他为散骑常侍，他没有去上任。
这一年冬天，他死了。
临终前，他嘱咐儿子谯熙：自己久病，没有朝见过天子；如果朝廷赐朝服衣物，不要给他穿在身上。回旧墓的路险，要预备轻棺；殡殓完，把所赐之物还回去。
这话不像一个邀功的人说的。
他知道自己一生最重的一笔，写在蜀汉灭亡那一天。可他也知道，那一笔不好看。
一个老儒生，靠一张嘴保住刘氏，也送走一国；靠八个字说中司马昭之死，也把自己留在了新朝君臣不敢靠太近的位置。
洛阳病榻前，朝服摆在那里，谯周没有穿上。
参考资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