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了他一道”,我听见别人说此话时,感觉埋藏心计,也有点黑色幽默,还有些狡黠,摆人的一方洋洋得意,伎俩高超,暗中使绊子,使人被蒙圈了都毫无感觉。在他是举重若轻,被摆的人悲惨之处在于“吃闷亏”,被人做了还毫不知情,属于顶级内伤。明处按规则出牌,暗处被用规则玩弄。我琢磨这话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妈。
我妈一辈子判断是非,决定取舍,全靠她的直觉。没有一丁点算计防备之心。新中国成立初期她高中毕业,我外公外婆想让她继续上大学,她聪明伶俐,成绩优异,可她偏不听话,随热情向上的潮流,跟她的同学们一起报名考试参军,成为解放军一员。她说,解放了,同学们激情澎湃,参加解放军是年轻学生最向往的事情。自此,开始她独立生活的职业生涯。我外公找到军训的地方,妄图说服她放弃部队回学校继续念书,她拒绝了。她的直觉是单纯的,单纯得没有一丝丝杂念。同学向往的,也是她向往的。
后来军大培训的一段时间,经历各种政治学习,学生兵们纷纷表示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向组织靠拢,都递交入党申请书。她同样听话递交了申请。再后来,领导们动员青年学生跟家庭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因为青年学生们的家庭成分都不好,不是无产阶级。总是有钱的人家才会送孩子读书。我妈的好同学激动的在大会表态,一定与大地主父亲划清界限,断绝来往,从此真没有关系了。
我妈一直犹豫不定,她的同学说,你也要跟你家里脱离关系,你父亲剥削工人。我妈不吭气,也没有把界限划分开。她经常跟我说:你外公外婆生我,养我,我们家庭那么好,父母喜欢我,你外婆每天晚上做完家务,教我念诗词,你外公教我练字。我做不出不认父母的事情,他们肯定会非常非常伤心,我是要我父母的。后来,外公的所有产业被没收后,居委会不给他工作,断了经济来源。我妈每个月领了工资,首先寄给外公,供养外公至去世。她很得安慰,每次寄钱,她会说,还好那个时候我没有听她们的话,跟家庭断绝关系,不然我父亲和兄弟怎么生活。我妈的善良温柔来自于她家庭的文化教养。
我妈的底线是不伤害家人。另外一件事情同样表现出她的底线。我姨夫大学毕业到四川工作,性格直率,被划成为“右派”,组织找姨妈谈话,让她选择跟姨夫离婚,年纪轻轻不懂任何运动的姨妈被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写信给姐姐,问她的意见。我妈回信说,无论如何你不能离婚,你们两个感情好,又有两个孩子,离婚了,这个家就散了,双方都会陷入困境。孩子跟哪一方?要么没有爸爸要么没有妈妈。何况妹夫是上海人,在四川没有亲人,他一个人怎么过。姨妈听了我妈的话,不管组织说些什么,她坚持不离婚,保住了家庭。“右派”平反后,我们回四川,姨夫总是说,我们这个家得保全,最要感谢你妈妈。每次,姨夫做好吃的菜招待我们。
如此的政治糊涂态度,组织上只说再考验考验。
我妈对待工作和学习的思维很简单,她听领导的话,她认为所谓考验就是尽力工作。领导怎么说,她就照着做。她先当部队文化学校的教员,转业后是地方党校马列教员。身在边疆地区,主要任务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大鸣大放运动来了,领导动员大家,给单位提意见,人人都动脑筋多想点,提得越多越好,她想来想去突然想了条意见,于是她在会议上说,我们部队干部家属不应该有什么特殊待遇,更要做出样子,不怕吃苦,努力搞好教学。少数民族干部基础差,我们不要嫌弃,要耐心。意见提完了,领导还表扬她,她高兴得不得了。仿佛完成领导嘱咐的大事。
过了一段时间,领导找她谈话了,说是我们这里是边疆,农村小学缺乏教师,需要调她去一所农村小学教书。她二话没说,领着我和妹妹去到另一个小县城边远农村小学。部队驻地离城市远,我们一般都跟着我妈生活。那段时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妈白天忙教学,晚上去那些寨子家访,少数民族不喜欢送孩子上学,需要他们在家帮助大种地。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动员适龄儿童来学校。我和妹妹晚上蜷缩着,从窗户看外面黑暗的林子,大人们交代,如果树林里现出两道光,那就是豹子来了,千万不能开门。我们经常在惊恐中等妈妈回家。
接着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从部队到地方,动员部队家属退职,回家带孩子。说是丈夫工资高,养家足够了,老婆不需要再领一份工资,分担国家困难。我妈的一些同学朋友纷纷退职,有人约她退。她想都没想,决意不退,她说,一是她不会做家务(的确她一辈子不擅长家务),二是她要求入党了,一个家属连工作单位都没有,怎么入党呢。她坚持下来了,还被调入城里的学校。
“十年动乱”开始,社会上、单位上的人们纷纷分成两派,所谓的造反派和保皇派。此氛围逼使人人明确表明立场,同一派的亲如一家,不同派的视如仇敌,两派争相拉人,形成各自势力,辩论,打架。我妈在学校从来都是对教学认真负责,没一点马虎,她不参与政治,不拉帮结派,下班即回家。两派做她的工作,争取她。她在家里悄悄说,大家都是同事,友好相处多好,两派对立,越来越紧张,以后怎么见面,我就是不加入任何一派,跟每个同事好好相处。我爸说她,你这些话,只能在家里说,不能在外面说。她不会在外面说的,直到“十年动乱”结束,她一直逍遥着,不参加任何组织。没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斗争过任何人。事实证明,她对了。两派对立结束,她变成最受欢迎的人。她总告诫我:参加工作以后不要去参与政治斗争,挑起些矛盾,怎么相处。那时,学校停课,教师天天举行批判会学习会,发展党员也停止了。
我妈先后任教于三个学校,对教学对学生极端负责,跟领导跟同事没有任何矛盾,每在一个学校,都会被评为县级市级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有时,有领导会跟她说,我们在考虑你的入党问题,有的干脆不提。我妈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需要努力。我爸有时会发一点牢骚,你再积极一点,别要这个家了。我爸生病住院,我妈没请过假照顾他。这事过了几年,我爸还念叨着。也是奇怪了,我妈凭自己直觉做的事情的决定,大多数是对的,唯独入党这件事,没有什么感觉。
临近退休那两年,我妈身体越来越差。小学老师其实是个苦力活,管50多个孩子,维持正常秩序比教学更重要,体力透支不是一般。更何况她在的是郊区学校,没有公交车,来回走一个多小时,自己带中午饭,连个热饭的工具都找不着,我爸和我妈一心只想着怎么样提前退休。那时,提前退休属于难上难的事情。
这时,突然校长非常兴奋地跟我妈说,教育局通知你可以入党了。之前,校长也是觉得事情有些怪,她去教育局提了几次我妈的组织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我妈木然中有些吃惊,她似乎已经死心了,不想再提了。校长说,教育局的人会亲自跟你说。几天后,果然,教育局的领导来找我妈,说是她的档案里放着一份材料,在大鸣大放会议上,她有“右派”言论。教育局领导眉飞色舞:陈老师啊,现在右派平反了,你档案里的右派言论材料,我们已经抽出来了,你没有这个历史包袱了。
我妈愕然,一句话说不出来。她想起来自己提的那条不是批评的,而是鼓励自己的意见。这变成“右派”言论的话,记下来称其为档案跟着她几十年。
我妈被摆的这一道,跨度几乎覆盖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惨烈到无以言说。她一辈子没有伤害任何人,此道摆却伤害了她几十年。那是我记忆中她唯一一次长时间的失语。不是悲伤,不是愤怒,甚至不是委屈,而是一种比所有这些都更复杂的东西。
我们全家都无法言说,无法安慰她,滑稽的是,我们姐弟和她的女婿们早都入党,有的已经是领导干部。
我妈还是坚持入党了。
作者:英樱,现已退休。从事过大学教师、编辑、企业管理等职业。喜爱写作,尤喜欢散文随笔及报告文学写作。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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