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老教授，我妈恨了他三十多年。
哪怕他早就去世了，提起来的时候，我妈的眼珠子还会噌地冒出火，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仿佛对方正站在她面前。
我总调侃她：能在乎别人眼光到这种级别，连死人都不放过，放在奥运会“在意别人”这个项目里，她绝对能拿大满贯。

她是个天生的故事家。小时候想当记者、当作家，脑子里塞满了比她见过的人还多的戏剧。她可以给《亢奋》写剧本，或者编出任何一个狗血又上头的长篇。
但那条河被堵住了。那年她从村里出来，试着考进首都的大学，遇到这位著名的学者——也是她要报的那个系的主任。他看不起乡下姑娘，当着她的面把申请材料推到地上，用城里人的傲慢嘲笑了她。
妈妈什么都没说，捡起地上的纸，回老家继续念书。那条创作欲的河从此断了流，变成一潭死水，慢慢发臭，里面所有的鱼和生命力都跟着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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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她换了一种方式讲故事——
那些她亲耳听过、亲身经历过的遭遇，被她内化成了一部有声读物，每晚说给我听。不是睡前童话，反倒像是她唯一能把故事交付出去的通道。
她恨的第二户人家，是她的头一个“婆家”。那家人刻意隐瞒了关键的信息，把她推进了一场她根本不想要的婚姻。更讽刺的是，真正按住她、不准她退婚的，是她自己的父亲。为了面子，为了那个其实根本不会受损的公众声誉，他出卖了女儿的幸福。
所以我替我妈恨着外公。她做不到，在她眼里父亲始终是完美无缺的男人；但在我眼里，他就是个懦夫。

你看，人真的很奇怪——
有些人早就入土了，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我们却还要把他们供在心里，给他们发一张永久的入住许可证。我们一丝不苟地遵守他们的规则，好像这些规则给过我们什么好东西似的。
那些死去的人、消失的人，根本不晓得我们还在替他们“买单”。那个傲慢的教授大概到死都不知道，有个女人一直替他背着一袋叫“被看扁”的情绪。而那家说谎的人，恐怕早已忘了自己说过什么谎，我妈却还在梦里和他们吵架。

我甚至怀疑，妈妈心里深处对她的父亲是有怨的，只是她永远不会承认。
有时候，我们替太多人活着：替死人活，替伤害过我们的人活，替那个明明该恨却不敢恨的人活。唯独忘了，那些从未见过我们此刻生活的人，根本不值得占据我们脑海里的任何一块位置。
他们的戏份，早该杀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