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中国经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现代转型。100余年间，“传统”被几经放逐与召回，而现代中国的历程却始终在回应着与它的关系。我们既会看到诸多传统经典一度失去其文化正统权力，或被作为文明的反题，或被博物馆化为遗产，似乎淡出了鲜活热闹的文化现场；我们也会看到某些传统经典神奇地重新进入现代文化场域，不仅仅是作为被记忆的经典，而且生成新的文化命题，参与着现代文化的建构。《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命运奇特、来自3000年传统却始终活跃在现代中国文化场域的经典。
近百年来，围绕着《红楼梦》，交织着时代主题与微茫个体的因缘际会，沉淀着从庙堂诸公到中外学者乃至闾巷人家几代人的智慧、追求与命运，其间至大者关乎文明与家国，至微者也可肇始于片言只语或兴之偶得。“红学”一词虽发端于戏言，却终成传统经典在当代文化中一个独一无二的场域。俞平伯曾称入此场域如入“梦魇”，此说在当时虽曾遭批判，然而站在今天回望这百年来纠葛其间的难评之理论、难尽之考证、难断之是非、难言之恩怨，“梦魇”之感又何尝不是当语。
从此意义上说，李彤先生的《红学外史》，立意要以史笔梳理这个延续百年、纷纷扰扰的“梦魇”，这样吃力未必讨好之举，非至痴至迷不会为，无大勇大智不能为。厚厚两册书稿，虽然作者自谦“本书不是一部庄重的红学史，也不是理论或学术著作”，但作者论一事必多方取证以免片面、写争论必各方说理以避偏颇、定一论必证据确凿以求毫厘不失的史笔精神让人肃然起敬；而在涉及学术问题时，作者梳理文献、辨伪求真、出入文史、说理精到的学术功力，又让人由衷佩服。作者称这是一部“纪实文学”，全书出场人物时间跨度将近百年，有政治领袖也有各色知识分子，还有引车卖浆三教九流，凡百余人从作者笔端走入读者眼底，作者却在百年历史波涛中有条不紊地铺排各色人物，结构大小事件，人虽多而各自面目分明，事虽杂却经纬分明不乱，这样的运笔能力，加之文笔流畅隽永且常出幽默俏皮之语，又使得这部著作确如长卷小说般可喜可读。
概言之，全书最值得称道者，是知人论世，堪称史论无私又笔端有情。
书中所涉之人，既有蔡元培、胡适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术巨擘，也有张伯驹、聂绀弩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还有李希凡、蓝翎这些与时代风潮同起的争议人物，甚至毛泽东、胡乔木等领导人也在书中纷纷出场。这些人物围绕红学彼此关系错综复杂，恩义固深，嫌隙也难免。作者能够站在史家公正立场，将可信可考的历史事实本身一一铺排于读者眼前，让每一个人物的品格风度、是非对错成为读者自可公论的信史。
他写先贤胸怀，让读者既看到蔡元培先生在红学判断上的偏颇，又不忘让读者知道他一边写文章驳诘胡适，一边将自己发现可为胡适论争的材料尽快送到胡适手中；而胡适一方面感谢蔡先生对自己的提携鼓励，一面也毫不避讳与蔡先生就学术展开争论。在两位先生的几个往来回合间，先贤以学术为公器、不以私情废公器，也不以学术之争结私怨的磊落襟怀在读者面前呈现得入木三分。写书生风骨，读者看到吕荧先生在灭顶之灾面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作者用了“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一语作评，其深切的敬仰、追思、感佩，在此一语间穿透纸面直入人心。写智者明达，于是读者看到了当年在一片乱相中深夜挑灯抄红楼的冯其庸，也看到了在下放生涯中走山过水以田野调查丰富自己历史研究的冯其庸。写长者温厚，读者看到了胡适在与周汝昌的半世师生中，无论是面对青年周汝昌的锋芒毕露、礼数粗疏，还是对自己去国后周汝昌上纲上线的批判，都不仅始终爱其才，更能体谅其处境。当读者读到胡适身在海外，对周汝昌的批判尽是体谅辩解之语并推荐其著作的事实，已无需作者多言，对一代文化巨擘的品格自有认知。
作者的笔往往延续这些重要人物的一生，写他们的意气风发、光彩熠熠，也写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身不由己、悲欢难平。他们是在学术上光耀史册的大学者，也是在时代大潮中身不由己、有自己局限与欲望的普通人。而更难得的是，在史笔公正、是非有断之上，作者的笔端更有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悲悯。普通市井人家不懂抄本价值，只关切能值价几何，作者便让读者看到他们的贫病困顿，而不是指责其造成珍本流失；俞平伯历经忧患选择沉默，作者写出他“碧海掣鲸闲此手”背后的苍凉感慨；而对张伯驹晚景的凄凉，作者也将时人的不平之语如实呈现，令百十年之后读者也可听闻。这些事件，是作者以数十年治史之力披检材料辩伪存真的信史，又饱浸着他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回顾这百年沧桑无数悲欢的感叹深情。这样有情感能量的史笔，读来既让人信服，也让人动容。
书中涉事，更是头绪繁多、立场各异、众说纷纭。如何在这万千头绪、恩怨纠缠中还历史本来面目？恐怕对红学历史略有涉猎之人都知道这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而李彤硬是用数十年功夫，咬定青山，考据史料，走访证据，抽丝剥茧，将一件件众说纷纭的“传闻”、一桩桩各说各有理的“纷争”，变成一个个有据可考、有史可证、逻辑严谨的史实，把来龙去脉清晰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对红学史，尤其对20世纪学术史而言，都是完成了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工作。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论事，既不设先验立场，也不随主流判断，更不避尊者贤者之讳，秉笔直书。同时，作者又绝不站在道德制高点苛责先人，而是在公论是非的同时，又将人物际遇放在历史大环境中予以体谅，或从人性出发予以理解。
1973年，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专家们合影 启功注写人名。前左六顾颉刚，后右五启功
这其间最典型的是鲁迅与顾颉刚之争、周汝昌与吴世昌之争。鲁迅与顾颉刚之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后人往往基于对鲁迅的敬仰，或闭口不谈，或力证顾氏指控不实。而李彤却爬梳争论的来龙去脉，比对盐谷温原著，考证鲁迅接触盐谷温著作时间与自述，着眼当时论争双方的公仇私怨，以令人信服的史料证实鲁迅对盐谷温原著有诸多借鉴，顾颉刚至死不放弃此指控并非毫无根据；而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中国学界并无严谨并通行的学术规范，鲁迅将此指控视为人身攻击也情有可原。这段文坛公案在此得以真相再现，让读者既见其是非，也能体谅其处境。而周汝昌与吴世昌的假诗公案，作者在完整呈现事件来龙去脉和双方说法的基础上，更是史笔直断，让读者既了解吴世昌的误判有其长期以来的局限与偏颇做因，也有其性格中天真与执着的一面为催化；而周汝昌从一个恶作剧开端，让自己的假诗在红学界一度以假乱真，并不完全如他所辩解的，是无心与巧合之下的阴差阳错，也有他自己有意误导、不可推卸的责任。史家的高度，绝不仅仅在史料考证的翔实、历史还原的完整，更在李彤这知人论世、从大历史中理解具体的人与事、既不偏袒也不苛责的深度，更在能对旁人不敢深论、不敢断言之事，有理有据公道直断的勇气与担当。
1975年秋游北京西山，左起：周笃文、张伯驹、夏承焘、任二北、张夫人潘素、萧钟美、萧 夫人王志渊、夏夫人吴闻、黄君坦、徐邦达、周汝昌。 吴常云 摄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未完之作。这个“未完”是遗憾，又何尝不是成就了《红楼梦》的多重可能性与无尽魅力，使其至今犹能不断生成新的阅读、阐释与研究空间？同样的，百年间的红学史也是难尽之学。李彤的这本《红学外史》使得“梦魇”有了泾渭分明、脉络清晰的呈现，为后人关注、研究这段历史打开了天地，而其提出的诸多问题，如如何认识这100年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语境？如何理解从蔡元培、胡适到李希凡、蓝翎直至今天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如何进入现代科学研究、如何从现代文学理论中给予定位与阐释？这些问题仍有着难以穷尽的研究空间。
陈思和教授曾经这样讲学者在学术史中的传承：“现代文学是一条河流……这条河带着前人的生命信息，从我们身上流过去，流过去时把我们湮没了。但当河水流过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生命信息也带了进去。那么这个文学史就是一个活的文学史，是有生命的文学史。”我们今天看百年红学史，甚至看以此为入口的百年现代学术史，亦如此说。若这条河能从《红学外史》流向我辈后学，汇入我们对3000年中国传统与我们呼吸于中的当下、对百年沧桑沉浮与我们正在走向的未来的思考与回答，则便是我辈后学向此书与作者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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