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父亲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张纸，手指在发抖。韩艳红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条手帕，时不时抹一下眼角。韩建平靠在窗边，低头翻着手机。
“小雨，这是爸的遗嘱。”父亲开口了，声音沙哑得不像他，“家里的房子、厂子、存款，都留给你阿姨和建平。”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
韩艳红抬起头看我，眼里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韩建平也抬起头，嘴角有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只有父亲不敢看我，一直盯着手里那张纸。
“可以。”我说，声音很轻，“我一分不要。”
然后我笑了。
那个笑很轻，像冬天的雪落在水泥地上，一点声响都没有。
我转身出门，身后传来韩艳红的哭声：“小雨，你别怪你爸……”我没回头。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丈夫和女儿，登上了飞往温哥华的航班。
二十年后，太平洋彼岸的电话打来时，我正在院子里修剪玫瑰花的枝桠。电话那头说：“你父亲病危，想见你最后一面。”
我站在阳光下，握剪子的手停在半空中。
01
那通电话是在下午两点打来的。
我正在院子里伺候那几棵玫瑰花。
温哥华的夏天不热，太阳晒在背上暖洋洋的。
我蹲在地上，拿着修枝剪，把那几根长疯了的枝条一根根剪掉。
泥土的气息混着玫瑰香，挺好闻的。
手机响了。我摘下手套，看了一眼屏幕——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中国。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请问是苏雨涵女士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听着有点耳熟。
“我是，您是？”
那边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组织语言。
然后他说：“我是老陈的儿子，陈小军。我爸让我跟您说一声，苏伯伯……病危了。心梗，现在在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医生说手术风险很高，可能挺不过去。他想见您一面。”
我这辈子没想过会接到这样的电话。
我站在原地，阳光晒在脸上，手里握着的剪子刃口上还沾着一点绿色的汁液。电话那边的人以为信号不好，喂了两声。
“我知道了。”我说。
然后挂断了电话。
回到屋里，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很久。丁高飞去超市买东西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盯着茶几上那盆绿萝，看了很久。
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里，我每个月往父亲的卡上打一笔钱。
第一年打的少一些，后来多了。
不多不少，够他吃穿不愁。
但这二十年里，我没有给他打过一通电话，没有写过一封信，没有回过一次国。
我这个人，心里有道坎。
迈不过去。
丁高飞回来时，看到我坐在沙发上发呆，问我怎么了。
我把电话的事说了。
他把购物袋放在厨房，出来坐到我身边，也没说话，只是把手放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握着。
“你怎么想的？”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
他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丁高飞这个人就是这样，话不多，但你知道他站在你这边。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身边丁高飞已经睡了，呼吸声很均匀。我侧过身看着窗外，月亮很亮，照在院子里那几棵玫瑰花上。
我想起小时候。
那时候母亲还在，父亲还不是什么大老板。
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两个布袋子，袋子里装着家具配件，走街串巷送货。
母亲在家里给厂里做会计，我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偶尔抬头，能看见母亲低头算账的侧脸。
后来母亲走了。
她才三十几岁，一场感冒拖成肺炎，又拖成心脏病。
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刚有点起色，父亲咬牙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
母亲走的那天晚上，父亲抱着我，眼泪一颗一颗掉在我头发上。
“小雨，爸答应你妈，这辈子最疼你。谁都不能欺负你。”
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
可后来呢？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脑子里乱成一团，像一团解不开的毛线。那些年的事，一件一件涌上来，挡都挡不住。
夜里三点多，我终于睡着了。
梦里我看见父亲站在老院子的石榴树下，头发白了一大半，身上穿着一件旧毛衣。
那件毛衣是我工作第一年买给他的，不知道他还在穿。
他站在树下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合，在说什么。
我听不见。
我想走近一点，但脚下像生了根一样，动不了。
阳光洒在他身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看到了他手背上那串佛珠。
那是母亲留给他的。
02
八岁那年，我第一次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母亲走的时候是个冬天，天特别冷。
我那几天有点感冒，没去上学，在家里的沙发上躺着。
母亲在床上躺着，脸色蜡黄，嘴唇发白。
父亲请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说没什么大事，就是身子虚，多补补就好了。
可第三天晚上，母亲开始喘不上气。
父亲急疯了，抱着她上了那辆二手面包车，一路往县医院开。我被邻居王婶接到她家，王婶给我煮了碗面条，我吃不下。
天黑透了，外面只有风声。
后来我困了，就趴在王婶家的桌子上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父亲回来了，站在王婶家的院子里，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他抱着我，一句话都不说。
我问他：“我妈呢？”
他没回答。
我又问了一遍。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我妈。
丧事办完那天，父亲抱着我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
那棵石榴树是母亲亲手种的，每年秋天都能结很多果子，又大又甜。
那天风有点凉，父亲把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上。
“小雨，”他声音很轻，“爸向你保证，这辈子谁都不能欺负你。爸会把最好的都给你。”
我点了点头，把头埋在他怀里。
那之后的几年，父亲像变了一个人。
他没日没夜地跑业务，从一个镇跑到另一个镇，从一个县跑到另一个县。
厂子从三个人变成十个人，从十个人变成三十个人。
那辆二手面包车换成了四轮小货车，后来又换成了轿车。
我们家的日子越来越好，但家里越来越冷清。
我还记得那些年，每天晚上都只有我一个人写作业。
父亲经常出差，有时候一走就是半个月。
我一个人在家，饿了就泡方便面，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
有时候半夜醒来，看到屋里一片漆黑，听到外面风吹树叶的声音，我就把被子蒙在头上，假装母亲还在。
邻居王婶看我可怜，经常叫我去她家吃饭。
她有个女儿跟我差不多大，叫小梅。
小梅每次看到我都会拉着我的手说：“雨涵，我妈说你没妈了，你以后可以天天来我家吃饭。”
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低着头，假装没听见。
父亲很少在我面前提母亲。
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她。
他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一张母亲的黑白照片。
有时候他出差回来，半夜睡不着，就会把那张照片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看。
我一直觉得，父亲这辈子不会再找别人了。
可是那年冬天，父亲突然跟我说，他认识了一个阿姨，人挺好的。
“小雨，爸想给你找个妈妈。”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有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年我十五岁，已经不小了。
我知道父亲一个人带着我不容易。
那些年他既要赚钱养家，又要照顾我，头发都白了半边。
有一次他出差回来，我看他蹲在洗手间吐，才知道他喝了多少酒。
“你觉得呢？”他又问了一遍。
我点了点头：“只要您觉得好就行。”
父亲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
韩艳红就是这样走进我们家的。
第一次见她是在城里的一个饭店。她穿着件淡紫色的毛衣，头发烫了大卷，眉毛修得很细。一见面她就笑了：“这孩子长得真俊。”
她给我夹菜，又给我倒饮料，问我在学校成绩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我。我还记得那天她身上的香水味，茉莉花的味道，很好闻。
父亲在一旁看着，脸上带着笑。
我那时候想，也许有个妈妈也挺好的。
可我不知道，这条路走下去，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
03
韩艳红嫁进来之后，头一年的日子确实好过。
她每天早上起来给我做早饭，煎蛋、小米粥、凉拌黄瓜，换着花样来。
晚上放学回家，桌上总有热菜热饭。
她还会给我织毛衣、买东西，我过生日那年，她给我买了一条裙子，浅蓝色的，上面绣着白色的小花。
我穿那条裙子去学校的时候，同学们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我笑着说是我妈买的。那是我第一次管她叫妈。
她当时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父亲看到我们相处得这么好，也松了口气。有一次他喝多了酒，回来说：“小雨，你阿姨对你真好。咱家终于像个家了。”
我点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可人心这东西，说变就变。
韩艳红嫁进来第三年，一直没有怀孕。我带她去医院做检查。她脸上没什么表情，淡淡的。结果出来那天，我陪她去拿的报告。
输卵管粘连。
医生说，这种情况想自然怀孕很难。
韩艳红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盯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
我坐在她旁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把报告折起来塞进包里，站起来说：“走吧，回家。”
回家的路上她一句话都没说。我偷偷看了她几眼，她眼睛红红的，但没哭。
那天晚上，父亲知道以后，在房间里跟她说了很久的话。
我趴在自己房间的门上听，听不太清楚，只听到父亲一直在说：“没事没事，咱慢慢治……”
后来我才知道，这份诊断书成了韩艳红的武器。
她开始在父亲面前“卖惨”。
动不动就抹眼泪，说自己命苦，不能给苏家留后。
父亲心疼她，什么事都迁就她。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连带着厂子里的事。
韩建平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厂的。
韩艳红说，她有个侄子大学刚毕业，没找到工作，想让他在厂里跟着学学。父亲没多想就答应了。
韩建平比我大两岁，嘴巴特别甜，见人就笑。
刚进厂的时候，他勤快得很，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
父亲觉得这孩子不错，就把他安排到了销售岗位。
我是后来才发现的——
韩建平进厂不到半年，销售部的人被他换了个遍。
原来那批老业务员走的走、调的调，新来的全是韩建平的人。
我当时还在读大学，暑假回来才知道这事儿。
我找到父亲，跟他说了这事。
他坐在办公室里，脸色有点不好看。
“建平那孩子挺能干的，新人上手也快。你阿姨说了，她侄子靠得住。”
“可销售部是厂里的命脉，”我说，“全让外人抓在手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父亲看着我，语气有点不悦：“什么外人？那是你阿姨的侄子，一家人。”
我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
那时候我不愿意跟他吵。
我觉得他是被韩艳红的“苦情戏”迷住了眼。
可我不愿意打破他心里那点念想——他好不容易有了个家，好不容易觉得自己对得起韩艳红了。
我以为，就算是假的，只要他不愿意醒，我就不戳破。
但后来发生的事，让我知道我想错了。
04
苏小小出生那年，是我人生最苦的一年。
怀孕的时候，我看着别人家女儿坐月子有妈伺候，心里不是滋味。父亲来过一次电话，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就是腰有点酸。
他说：“那你多休息。”
韩艳红接过电话，说：“小雨，你要是忙不过来，妈去帮你。”
我没当真。
她嘴上说说而已。我知道她不想来。她那个人，嘴上功夫比谁都好，真要做什么事，总有一千个理由推脱。
但我没想到，父亲也靠不住了。
预产期前一个月，我打电话给父亲，说想让他过来看看，顺便帮我照顾几天月子。他犹豫了一下，说：“行，我跟厂里说一声。”
可到了日子，他人没来。
我打电话过去，响了很久才接。接电话的是韩艳红。
“小雨啊，你爸……他不能过去了。我妈身体不太好，要在医院住几天，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去外省。”
我那时候肚子已经很大了，站着都费劲。
“阿姨，我爸答应我的。我下个月就要生了。”
“我知道，妈也知道你为难。可我妈这边——”她顿了顿，声音里带着哭腔，“你爸说了，让我安心照顾我妈，他帮你找个月嫂。”
月嫂？
我握着电话的手都在抖。
“那让我爸接一下电话。”
“他出门了，去医院给我妈送饭了。”
那天我在出租屋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丁高飞下班回来，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把事情说了，他坐在我旁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咱不求人。”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女儿苏小小是三个星期后出生的。
生的时候大出血，护士推着我往抢救室跑的时候，我在病床上一直喊我妈。
我喊“妈”，喊了很多遍，但我知道，不会有人回答我了。
出院那天，我抱着孩子站在医院门口等车。阳光刺得眼睛疼，我低头看着怀里那小东西，她闭着眼睛，嘴巴一张一合地吸着空气。
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劲儿——我要让这孩子过得比我好。我不能再让她吃我这样的苦。
满月那天，我给孩子拍了一组照片，发在朋友圈。底下很多人点赞，有人说“孩子真漂亮”，有人说“长大了肯定是个美人”。
父亲也点了个赞，但什么话都没说。
我盯着那个赞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翻了过去。
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已经变了。不，不是变——是碎了。一直都没拼起来过。
05
苏小小四岁那年夏天，父亲打来电话，说有事商量。
他说：“回来一趟吧，有点事。”
我没多想，以为他想外孙女了，或者说，他自己想我了。我把孩子托给邻居王婶照看，自己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回去。
到家的时候是下午四点。院子里那棵石榴树还在，只是看着好像不结果子了。我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才推门进屋。
客厅里坐着一屋子人。
父亲坐在茶几正中间，韩艳红坐在他旁边，韩建平和律师坐在对面。茶几上摊着一沓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什么。
“来了？”父亲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嗯。”
我在他对面坐下，跟韩建平隔了一个沙发的位置。
韩建平见我坐下，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韩艳红也没哭，就是面色平静地看着那些纸。
“今天叫你们回来，是有件事要说清楚。”父亲清了清嗓子，“我年纪大了，厂子里的事也管不动了。所以，我立了份遗嘱。”
他拿起那沓纸，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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