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秦汉为例,秦朝的覆灭和汉朝的建立,本质上不是什么“天命转移”或“民心向背”,而是一次特权阶级的全面洗牌。

秦靠军功爵制培养出来的军功地主阶级被楚汉战争中从底层杀上来的布衣军功集团所取代,他们建国后把特权牢牢攥在自己和子孙手中,迅速再生成一个新的世袭特权阶级。

往后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本质上演的都是同一出戏,只不过版本不同。

商鞅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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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

秦朝的特权阶级:靠军功爵制喂养出来的军功地主,和平年代喂不活

要懂秦为什么亡,先得弄清秦靠什么人打天下、靠什么人治天下。

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东方六国差不多,政权掌握在血缘贵族,秦的公族、各大庶长世家手里,爵位官职父死子继,平头百姓永无出头之日。

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商鞅两次变法,做了一件改变中国历史的事:废除世卿世禄,推行二十等爵制,把爵位、田宅、免役、任官资格,全部绑定到杀敌首级和纳粮上。

斩敌甲士一首级,赐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九亩,赐庶子一人供其驱使;爵至五大夫以上可食邑,至彻侯(列侯)有侯国封地租税可收。

与此同时,旧贵族若无军功,一律褫夺其世袭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这套制度在战国时期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统治阶级军功地主,他们在秦百余年的兼并战争中批量产生。

白起、王翦、司马错这些名将从下层摸爬滚打上来不必说了,普通秦军士卒靠砍头也能升到公士、上造、不更、大夫、五大夫乃至左庶长,获得免税免役的特权、成顷的田产和依附人口。

《睡虎地秦简》里大量出现公士、上造、五大夫等爵称,证明获爵者在秦国基层社会中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有特权的中间阶层。

他们就是秦帝国真正的统治基础,朝廷派他们去做郡县长吏或基层啬夫、令史,靠他们占有的授田收租构成国税基准,靠他们的特权身份压制没有爵或低爵的黔首也就是普通编户农民而维持统治。

但这个制度有一个先天的、致命的结构性短板,二十等爵制源源不断授爵的前提,是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

只有在战场上不断砍下敌人的脑袋,军功才能累积,爵位才能晋升,这个阶层才能吸纳新人、完成新陈代谢。

一旦天下一统、大规模战争结束,授爵通道立刻收窄乃至关闭,和平时期你上哪儿斩首级去?老一代军功贵族的子孙无法再凭军功晋升,而秦律最初原则是“爵及身而止”,不世袭。

虽然后来略有松动,高爵可降等继承,但远不如世卿世禄那么完整,这就导致军功地主阶层不仅停止扩张,还在自然萎缩,分家析产、犯罪夺爵、无新功可补,一代不如一代。

更关键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没有做一件极重要的事,他没有在和平时期主动培育一个新的特权再生产机制。

他没有把军功集团转化为合法的、可以广泛世袭的贵族、官僚阶层,如同后来英国把骑士、绅士纳入文官体系那样;也没有开放其他上升渠道,比如选举、荐举、学校等,来吸纳关东的知识分子、地方豪杰和新崛起的中小地主。

他做的事是,把六国旧贵族,包括齐田氏、楚昭屈景、燕太子丹族人等强迁到咸阳和巴蜀,拆散他们在原籍的宗族网络,使之失去地方根基;同时以严刑峻法、连坐、异常繁重的徭役,如筑长城、修驰道直道、戍五岭、造阿房宫与骊山墓,直接榨取编户齐民,律令规定失期当斩。

结果是三路皆输:秦的军功地主阶层人数本来就不多,高爵者尤少,来源断绝、日渐僵化萎缩;六国旧贵族被迁徙而未消灭,积蓄怨恨等待时机;最广大的农民和中下层地主,包括不少有低爵的戍卒却被压榨到活不下去。

陈胜吴广那九百戍卒里不少人是有低级爵位的黔首,照样因“失期当斩”被逼造反。

所以秦朝覆亡的社会根源在于:它的特权阶级,包括秦宗室和军功地主等,太封闭、太窄、不与关东精英分享权力,又把其余所有阶层统统推到对立面,当大泽乡一声喊起,没有任何一股社会力量真心替它卖命守城。

章邯率骊山刑徒七十万迎击周文大军时尚能暂时挡住,那是秦军法威慑下的临时武装,等项羽九战破釜沉舟、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卒、刘邦绕道入武关,旧秦军功集团早已在战乱中或死或降或散,没有人能组织起有效的政治与军事抵抗。

强悍的秦朝十五年后灰飞烟灭,不是因为它不够“强”,而是因为它的统治联盟太小、太脆、没有社会根基。

这里有一个常被忽视的要点,秦亡并不等于“军功爵制”消亡。

汉承秦制,二十等爵照样沿用,但汉初把它嫁接到了一个新主体,也就是反秦灭楚中立功的布衣军功集团上,让这个制度又活了两百年。

真正杀死秦的不是制度本身,是制度服务的那个特权阶级被战争淘汰出局了。

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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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

反秦与楚汉

大泽乡起义后天下大乱,反秦阵营里其实混杂着几股完全不同来历的力量,它们对“谁来享有特权”这个问题的答案各不一样。

第一股是陈胜吴广建立的“张楚”政权和各地自发暴动的农民武装。

陈胜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口号的革命性在于它否定了特权必须由血统或既有爵制赋予,暗示特权可以凭反秦军功重新分配。

但它自己没能给出一套可操作的分配方案,张楚政权迅速被秦将章邯击灭,这股力量主要表现为破坏旧秩序,而非重建新秩序。

第二股是六国旧贵族残余,如项梁寻访楚怀王后裔熊心立为楚王,张耳陈馀辅赵王歇,魏豹、韩成、齐田儋田荣等纷纷复国。

他们要恢复的是战国式分封贵族政治:权力应与血缘、故国名分挂钩,关东大族应重新享有封地免税和世官。

这股力量在反秦初期声势不小,但经过秦军反扑和楚汉战争消耗,到刘邦入关中、项羽分封十八路诸侯时,真正独立的六国旧贵族政治已基本破产,剩下的是依附于刘项两大军功集团的余烬。

第三股是以项羽为代表的楚军核心,项羽本人是下相项氏楚国世将之后,他的叔父项梁渡江第一件事就是立楚怀王以收楚人之心,项羽分封也优先照顾六国后裔名分,这带有明显的旧贵族政治逻辑。

但他自己的班底如骊山刑徒出身的黥布(英布)、龙且、钟离昧等人,他们并无贵族血统,是靠反秦军功起来的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