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元。
一九五三年前后，毛主席南下华东，谈到银行吸收存款，屋里几位干部一报数，数字小得出奇：罗瑞卿十元，杨尚昆八元，轮到谭震林，主席抬眼看他。
“谭老板，你有多少存款？”
这句话一出口，屋里气氛松了一下。
谭震林没有马上抢话。他在华东工作多年，打过仗，也管过地方，身上还带着江南干部那股爽快劲儿。别人叫他书记、主席、政委，毛主席偏偏叫他“老板”。
这称呼不是随口来的。
一九四〇年，江南东路一带，日伪据点密布，南京、上海、苏州之间，交通线被敌人盯得很紧。谭震林奉命到东路主持党政军工作，不能穿军装，不能亮身份，只能换一副模样过封锁线。
他借了绸布店老板的名义，化名林俊，拿着“良民证”，换上衬衣、长衫，戴上礼帽，像个做买卖的人。
那不是好玩的事。
岗哨前，一张证件递出去，眼睛一错，命就可能留在路上。可他硬是这么过去了，到了东路，随即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战友们看他那身打扮，又想起他一路闯关的样子，便喊他“谭老板”。
毛主席听说后，也笑着叫开了：“唱京戏的有个谭老板，我们也有个谭老板。”
名字就这么留下了。
可这个“老板”，早年并没有半点老板样。谭震林一九〇二年生在湖南攸县，少年时读书不多，后来到书纸店当学徒。店里有纸、有书，也有苦活。
他从柜台边走出来，先在攸县、茶陵一带组织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已经是红军里的政治工作干部，后来又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那是另一种账本。
他要下到地方去。
抗战到江南东路后，形势更复杂。东路夹在南京、上海、杭州之间，敌伪、顽军、地方势力犬牙交错。谭震林到那里，不只是带兵，还要建政权、做统战、筹粮款、发展武装。
他后来有个脾气，讲话直，嗓门高，批评人不绕弯。毛主席也曾半开玩笑地说他这一炮放得好，或者提醒他“炮”要放准。
所以“谭老板”三个字，听起来像玩笑，背后却是信任。
一九四九年后，谭震林从战场转到地方。杭州解放后，他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后来又在华东局、江苏等地工作，管恢复生产，管土地改革，管工农业建设。
枪声停了，账本更厚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紧，物资紧，抗美援朝还在消耗国力。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步前后，国家要办工业、修铁路、建厂矿，钱从哪里来，银行能不能把社会资金组织起来，是摆在桌上的硬问题。
干部自己有没有把钱存进银行，也就不是一句闲话。
毛主席问了一圈，数字摊在桌上。十元，八元，三十元。
谭震林说自己有三十元。
屋里人听了，毛主席便笑着点他这个老称呼：不愧是“谭老板”。
这笑声里没有富贵气。三十元，在几位干部中算多一点，可放在普通日子里，也只是一个干部身边有限的余钱。
真正重的，是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国家要让群众信银行，干部自己先得把钱放进去；国家要动员建设，干部不能只在会上喊口号。
谭震林心里明白。
他从书纸店学徒走到井冈山，从江南封锁线走到华东地方工作，见过没有钱办事的难处，也见过群众一点一点把局面撑起来的力量。三十元不大，可放在那张桌上，就有了另一层分量。
“老板”不是有钱人。
是能担事的人。
往后多年，谭震林还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工作。到晚年，他经历过风浪，也重新出来参加工作。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一岁。
多年后再看“谭老板”这个称呼，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一个被叫作老板的人，留下的不是产业，不是家财，而是一段从学徒、红军干部、抗日根据地领导者到新中国地方建设者的路。
那天屋里，毛主席问存款。
谭震林报出三十元。
桌上没有金条，也没有厚账册，只有几个干部报出的零散数字。谭震林坐在一旁，听见那声熟悉的“谭老板”，把自己的三十元也交进了那个年代的大账里。
参考资料：
一、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虎啸生风撼山林”：谭震林事迹记述》
二、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谭震林东路抗战纪实》
三、人民网·七一导航：《谭震林》
四、苏州市委党史办：《〈红色里程碑〉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五、《人民日报》一九八三年十月六日：《谭震林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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