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除夕的饭桌摆了三张,拼在一起,坐了二十几口人。

照例是大伯先举杯,说了几句吉祥话,然后话头一转,看向我,说:"建洲,听说你那个买卖现在还在做?"

语气不重,但意思清楚,这是要旧话重提了。

我放下筷子,准备开口。

我爸比我先动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解锁,在屏幕上点了几下,然后把手机屏幕朝外,推到桌子中间,没说一个字。

大伯凑过去看了一眼,表情变了。

三姑从旁边探过来,看见屏幕上的内容,愣了一下,把嘴里的话吞了回去。

二叔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落下来,也没再说什么。

那顿饭,再没人提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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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陈建洲,今年三十四岁,做的是工业零部件的定制加工,公司三年,现在有二十几个人。

说出来很平,但这三年走过来,不平。

辞职那年我三十一,在一家国企下属的机械厂做技术主管,干了六年,工资稳定,五险一金,逢年过节有福利,我妈说那是"铁饭碗",我爸说那是"祖坟冒烟才进得去的好单位"。

在他们眼里,我辞职这件事,约等于把一个金碗摔碎在地上。

我想创业,想法攒了将近两年。

做什么,我想清楚了——工业零件的小批量定制加工。

听起来很小众,但需求一直在:很多中小型制造企业,在研发和试产阶段,需要少量的非标准件,量太小,大工厂看不上,只能找外协,但外协市场混乱,交货周期长,品质不稳定,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缺口。

我在厂里做技术,跟上下游打了六年交道,知道这个缺口有多深。

我做过调研,算过账,列过方案,改了七稿,自认为可行。

把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时候,最先崩溃的是我妈。

她当天晚上坐在沙发上,把我从小到大的不容易数了一遍,说她和我爸怎么把我供出来,说我进国企多难,说"你辞了这个,你让我跟你爸怎么跟亲戚交代"。

我爸没有我妈那么激动,但他坐在旁边,一句话没说,那种沉默比说话还重。

春节家宴,是那年我正式提出辞职之后的第一个过年。

那顿饭,我吃得很漫长。

大伯是开头第一个,他做了二十几年的政府职员,奉行稳定即是一切的信条,夹了口菜,说:"建洲,听说你要辞职?"

我说:"想自己做点事。"

他摇摇头,"做什么都没有国企稳,你知道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

三姑接上来,她家里在镇上做服装生意,亏过一次,后来一提创业就摇头,"现在市场多难,我们做生意的知道,你在厂里多好,出来干嘛。"

二叔性子直,说话没什么转弯,"建洲,你脑子没问题吧?现在辞了去干什么,卖零件?那东西能挣钱?"

其余的亲戚,有随声附和的,有保持沉默但表情意味深长的,年轻一辈倒是没说什么,低头玩手机。

我坐在那张饭桌上,吃了一口菜,把接下来的反驳和解释压了下去。

不是我不想说,是我说不完。

你没办法在一顿饭的时间里,把一个商业逻辑、一套市场判断、两年的调研结果,讲给一桌子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但对"风险"有天然恐惧的亲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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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了,他们也听不进去,因为他们的参考系是固定的,稳定的工作是好的,辞职创业是冒险的,冒险是不聪明的。

所以我就吃饭。

那顿年夜饭,我爸一直沉默着,我妈给人夹菜,偶尔说几句场面上的话,没人提我爸的态度,但大家心里都知道,他是默许这顿饭这么说我的。

辞职手续办完,是过年后的二月底。

我把存款盘了盘,除去留给家用的,能拿出来创业的本金是三十七万,我爸和我妈咬牙各掏了十万,说是借给我的,说要打借条。

我打了借条。

那两份借条,我到现在还留着,压在抽屉里,没还,不是还不上,是觉得还没到时候,等时机到了,要好好还。

刚开始那段,我在工业区租了一个小厂房,两百平出头,二手设备,先招了三个工人,一个跟了我从原来厂里出来的老师傅,叫老周,五十出头,钳工技术是真正的好。

第一单生意,是我从前在国企认识的一个采购,他们公司在研发一款新产品,需要几十个非标准的铝合金连接件,时间紧,量少,找了三家没人接,我接了,定价给了他一个比市场均价低一成但我仍然有利润的数字。

老周带着两个工人,加了四天班,按时交货,质量没问题。

那个采购后来给我介绍了另外两家,就这么一点一点,口碑传出去了。

创业第一年,很苦,但有进账。全年算下来,扣掉成本和工资,净利润将将过了二十万,跟我之前在国企的年薪差不多,但是我花了多少精力和时间,不能比。

第一年结束,我在心里算了算,觉得方向是对的,继续。

中间有一段最难的时候,是第二年年中,接了一个大单,对方要求加急,我多采购了一批原材料,结果对方突然说项目暂停,单子黄了,原材料砸手里,加上那个月的工资和房租,现金流一下子紧了。

那段时间,我睡得很少,每天盯着账单,把每一笔支出往后推,算最坏的情况。

我没有告诉我妈。

我爸有一天来厂里找我,说是来看看,在厂房里转了一圈,看了一会儿工人干活,然后坐在我的小办公室里,问了我一句话:

"撑得住不?"

我说:"撑得住。"

他点了点头,没说别的,喝了杯我泡的劣质茶,然后走了。

就这一次,他来过一次,没有说加油,没有说我支持你,就只是来看了一眼,问了三个字。

但那三个字,我一直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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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批原材料,后来我找了家贸易商,折了点价出掉了,加上新接的几个稳定订单,现金流慢慢回来了,那道坎,迈过去了。

第二年全年,净利润到了六十万出头,我把公司规模扩了一些,搬进了更大的厂房,设备升级了一批,招到了第八个工人。

第三年,是往上走的一年。

那年我们接到了第一个外资客户,是一家做精密仪器的德资企业,他们在国内配套采购,之前一直用上海的供应商,后来因为交期问题转了一圈,通过中间人找到我们。

谈了三次,对方来厂里做了实地考察,对设备和工艺提了很高的要求,我们花了六周时间针对他们的需求做了工艺调整,打了样件,对方的工程师看完说了一个字:"OK。"

那个合同签下来,是我们三年里最大的一张,年框协议,稳定供货,对公司的意义不只是钱,是一个背书。

后来又有两家类似背景的企业找过来,都是通过那家德资客户的渠道听说我们的。

第三年收尾,我把账目整理了一下,净利润超过了一百八十万。

员工到了二十六个人,厂房扩到了将近八百平,设备添置了一批,账上有积累,现金流稳健。

那年过年前,我爸打来电话,说今年回来过年,说你三姑和大伯都会来。

我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