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17时18分，聊城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师高飞因病去世，年仅47岁。
而在此两天前——6月6日，他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直到实在支撑不住才住进医院。
这个从山东阳谷县农村走出来的博士，高中时父亲去世，读研究生时母亲也走了。他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完了漫长的求学路，最终拿到博士学位，留在高校任教。他育有两个孩子，是同事眼中“谦和低调、热心仗义”的人，是学生心中“耐心细致、亦师亦友”的人，是亲友口中“值得托付、让人可安心依靠的人”。
查出癌症后，他很快回到了工作岗位。家人劝他多在家休养，他总说手头的事放不下，交接起来麻烦，等忙完这一阵再说。
这一等，就是永别。
高飞不是孤例。
翻开近期的新闻，类似的噩耗密集得让人窒息——
2026年7月10日，同济大学转化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孙方霖教授因病去世，得年五十八岁。
同是7月，电子科技大学特聘副教授廖珂因病逝世，年仅36岁。
6月1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董一庆因病去世，终年31岁。
3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新影在埃及因呼吸衰竭去世，终年48周岁。
1月，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健胜因病逝世，年仅50岁。
再往前看——2025年，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刘永锋因突发疾病离世，终年48岁。其遗孀在公开信中称，他长期严重过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宁万涛因病去世，年仅44岁。南京大学青年教师东思嘉离世，年仅33岁。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12月，当年已有68位中青年学者不幸逝世。
68条生命。68个破碎的家庭。
这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中有人刚拿到博士学位，有人正处于学术产出的黄金期，有人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中国高校教师健康白皮书》显示，45岁以下教师群体中，78%存在慢性疲劳综合征，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比普通职场人群高出40%。
研究机构对2012—2021年媒体公开的52个典型个案分析发现，中青年教师“过劳死”平均年龄仅为46岁。
46岁——本应是人生最成熟、最有力量的年纪。
“我们常常自嘲是在用生命换论文。凌晨两三点还在修改文章是常态，周末泡在实验室或图书馆是标配。不是不知道健康重要，而是停不下来。” 一位青年学者这样说道。
停不下来——因为“非升即走”的倒计时在响，因为职称评定的指标在催，因为项目申请的截止日期在追。
全国政协委员刘宁曾呼吁：“全社会不要把‘过劳’当成典型、树为榜样，不要在‘没日没夜工作’和‘成功’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应当保障年轻人的休息权。”
这句话值得每个人听进去。
高飞的堂弟向媒体回忆，住院两天前他还在坚持工作。
“坚持”这个词，在太多时候被赋予了太多的赞美。但有些坚持，代价是生命。
我们赞美奋斗，但不能让奋斗变成对生命的透支。我们歌颂奉献，但不能让奉献变成对健康的掠夺。
教育部等七部门已发文要求“每年组织教师免费进行一次身体健康检查”。各地也在推动“减轻非教学科研负担，关注身心健康”。但政策的落地需要时间，而生命经不起等待。
高飞追悼会已于7月6日举行。他永远地离开了讲台，离开了那两个年幼的孩子。
但愿他的离去，不只是又一条让人唏嘘的新闻，而是一记真正敲响的警钟。
生命只有一次。学术可以等待，项目可以延期，职称可以慢慢评——但人没了，一切归零。
请所有正在用健康换明天的人，停下来，哪怕只是今天。
因为你的家人还在等你回家。
参考文献：
- 极目新闻、红星新闻、齐鲁网等媒体报道
- 《中国高校教师健康白皮书》相关数据
- 社会研究方法评论《高校中青年教师过劳死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 教育部等七部门《进一步加强尊师惠师工作的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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