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包惠僧回忆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包惠僧

包惠僧

特别提示：本文作者包惠僧是党的“一大”代表；其文章来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属于个人回忆类历史资料性质。敬请阅读时注意辨别。

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包惠僧

包惠僧（1894年—1979年7月2日），男，汉族，湖北黄冈人，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老人。

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27年，因违反政治纪律被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后脱党。脱党后，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

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晚年以"栖梧老人"笔名发表回忆文章，参与中共一大旧址勘查工作。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2009年，骨灰迁回湖北团风县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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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

（一九五三年八、九月）

包惠僧

一九二〇年秋天，第三国际的代表之一马迈也夫同志到武汉，当时我任共产党武汉支部书记，我同他作过两次长谈，知道俄国革命后的一些情况。他说他不久回莫斯科进陆军大学学习，他鼓励我到莫斯科去学习，因此我就写信给临时中央请求去莫斯科学习，中央答应了，但一时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不能在短期内成行。同年的冬天，上海经济来源断绝，武汉的几个同志如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张眉轩（他不久就脱离了）等都回家过农历年，我一人在武昌几乎无钱举火。我把武汉的工作结束一下，写信告诉陈潭秋，即带着三个青年团员（当时简称S•Y）到上海，作去莫斯科的准备。

我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党的机关部。我见了李汉俊才知道第三国际的代表伟基斯克（化名吴廷康）回国了，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约到广东去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备科校长，中央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代理。新渔阳里六号办了一个华俄通讯社，由杨明斋同志负责，并不经常出稿，办了一个俄文补习班，由杨明斋任教，约有十几个学生在那儿学俄文，这些学生中我记得有刘少奇、许之桢同志、付大庆同志、李启汉、罗亦农同志及彭述之、卜士奇等。

当时去海参崴的船还不通，经过大连满洲里到赤塔的路也不通，去莫斯科的计划，一时没有办法。李汉俊留我暂在中央工作，中央成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由我同杨明斋同志负责，主要的工作是选派学生赴莫斯科留学，办俄文补习班，并参加上海的一些宣传组织活动。

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只有李达、俞秀松、施存统（不久到日本去了）、沈玄庐（他来来去去不常在上海）。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还是一九二一年春天才加入，沈译民是初夏才加入，李启汉（李士林）是同年五一劳动节后才加入。

最初的工作是参加印刷工人、烟草工人、纺织工人的组织活动。四月间送了一批学生赴苏俄留学，是由海道到海参崴，再由西伯利亚铁路到莫斯科，我记得刘少奇同志及彭述之。卜士奇等是这一次去的。

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我们在上海天后宫举行了集会，在各报上写了一些宣传的文章，发了几种传单，这一次的五一劳动节虽然没有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但在中国举行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会，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统治上海的反动当局为这一次的运动震动了，法国巡捕房派了武装巡捕搜查了我们的机关部（渔阳里六号），住在六号一部分准备留俄的学生也搬走了。李汉俊也有点打饥荒，他决定暂时把机关部停止活动，要我到广州去找陈独秀决定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或者把中央搬到广州去。

约在五月底我到了广州，见了陈独秀，报告了上海的情形。陈独秀说，上海无工作好做，广州的工作很多，你就暂在广州工作。

于是，我就住在新兴马路（城内大新公司旁边）《新青年》杂志发行部，在《群报》（《群报》是受党指导，陈公博任总编辑）任撰述，并派我在宣传员养成所当学监（尚未到差）。

约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等来馆，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来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去出席。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行前陈独秀同我说：大会后你还是回武汉工作，你在武汉工作比较有作用些。我接受了他的意见。

我到了上海，先住在渔阳里六号，后迁到法租界打铁滨博文女校楼上，这是临时租定招待各地代表的地方，租房子的名义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在开会时统计出席代表有七个地区，共十三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玉烬〔尽）美、邓恩铭，上海李达、李汉俊，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东京周佛海。还有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

开会的地址是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门牌号数记不清，可问李书诚夫妇）李汉俊家。

各地区代表分别报告了各地工作情况和政治环境后即进行讨论党纲和劳动运动的计划，这两个问题占了这次会议主要的部分，会议进行到第四天，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也参加了。

宣布开会不到半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个穿灰色竹布长褂的一个陌生面目的人跑上楼来把门帘揭开，一只脚跨进门内，就进到了我们的会场说一句：“对不起我走错了”。忙匆匆地就走了。马林很机警地问这是什么人？都说不认识。马林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即刻解散。”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

过了约在两个钟点的时候，我再回去看看。据汉俊说：“你们走了不过十多分钟，陈公博还没有走，有十几个巡捕和包打听来搜查了一番，并没有搜去什么，他们问我们开什么会，我答应是北京大学的儿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会。好在他们都知道这是阿哥（李书诚）的公馆，最后还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走了。”

当夜我们到李达家里会谈（在渔阳里二号，是陈独秀的住宅，李达也住在此处）。大家的意见，明天的会，要改地方，即决定以游览的姿态到嘉兴南湖找一只大船，尽一日之辰来结束这个会。

次日早车我们都到了嘉兴南湖，只有陈公博没有去。李达的爱人王会悟（非同志）是嘉兴南湖人，带她去当向导。

此处风景甚好，游人并不多。我们雇了一只大船，并准备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的计划，便进行选举，选出三个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两个候补委员即李大钊、周佛海，并决定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李达任宣传，陈独秀未返沪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

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只到过两次会。第一次马林作了一个政治报告，时间比较长，李克诺斯基谈了一点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马林口若悬河，词令甚好；李克诸斯基好像是个工人出身，说话很简短，也没有讨论到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党的经济来源和开支情况由张国焘一手包办，也没有在大会上和委员会上作过报告，开支代表的旅费，也是由张国焘一意为之，也没有人过问。这样的做法，我们都不满意，但也没有明白说出来，除了开了会就各回原处的代表们以外，留在上海的周佛海、李汉俊，李达和我都有同样的意见。

大会结束以后，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煮任主任，这个组织并没有经过大会讨论过，出版一种劳动周刊，发行的对象是各工厂的工人，由张国焘、包晦生（我的化名）、李获微、李启汉负责编辑，这个刊物开支很大，收效不多，后来又加了董锄平。许白昊也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展开了纺织厂、香烟厂、各印刷工厂的工人组织活动，在闸北又袋角（译音）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夜校，由我同李振瀛、李启汉轮流去上课。

当时的工作情况比代表会议以前是有进步，可是我们的工作仍局限于一部分工人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政治上的作用不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那是太不够了。马林对我们提出了意见：要我们把陈独秀请到上海来，重新布置党的工作。当时李达、周佛海等对马林的意见很不高兴，以为这是看他们不起，张国焘没有表示意见。经过了一次会商，接受了马林的意见，决定派我到广州去请陈独秀回上海。我即马上动身坐海船到香港改乘火车到广州，见了陈独秀说明了上海各同志的意见。他即决定辞职赴沪。我们回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同马林会面，谈了几次，意见未得一致，因为陈独秀是个最重感情的人，他听了我们同志间先入之见，也以为马林是看不起中国党。

正在僵持当中，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言次不同意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他并准备介绍我到重庆师范学校去教书，他主张同志们应从独立生活的环境中去发动革命，不要以革命为职业。

此时张太雷同志也到了上海，他经常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下午（约在一九二一年九、十月之间），我到陈独秀家想问问他同马林再次会谈的结果。一会儿杨明斋、柯庆施（他此时还是青年团团员）也来了。我们在他的楼下客厅里闲谈，陈独秀还在楼上，忽然有人打前门（经常是走后门），我们开门一看，来人说会陈独秀，我们认得这几个上海白相人打扮的人一定是包打听。我们就说，陈独秀不在家。他问我们为谁，我们答应是客人。独秀听着人声嘈杂，知道出了事，下楼来想从后门出去，但是后门已有武装巡捕把守，不准出门。他只好回到客堂同我们坐在一起。接着，进来了四，五个便衣侦探，七、八个武装巡捕，问我们那个是陈独秀？我们都说：陈独秀不在家。我们一一报了假名（陈独秀报的假名是高坦甫）。他们守着我们，随即开来了两部汽车，叫我们跟他们走。我们上了汽车，一会儿到了薛华立路法国总巡捕房，在候审室等了约两个多钟头，并到技术室取了我们的指纹。邵力子、褚辅成（他两人当天就释放了）也都从陈独秀家里押解来了。褚辅成同陈独秀见面就说，我刚到你家就被押解来此。于是，陈独秀就不得不承认是陈独秀。

这一次被捕的有陈独秀及他的夫人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及我。我们坐了四天洋牢，经过了保释，打了官司，罪名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罚了款，这一段公案算是完了。

过了两天，陈独秀来找我说：“派你到武汉去工作，负党的责任兼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支部主任。今后党不开支经费，只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你的生活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开支，你今后不要教书或当记者，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好了。“从他的这一段话，我了解他出监以后同马林会商，意见已经一致了，他也不坚持他的反对职业革命论了。

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设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弄堂里，租了两处房子（详细地址记不清了），李启汉、李振瀛住在里面，张国焘和我是另外在外面租的房子。我住在公共租界马霍路马德里三号楼上，算是《劳动周刊》的通讯处，收件人是鲍一德，也是我在当时的化名。

不久设了三个支部，即北京支部是罗章龙负责，广州支部是谭平山负责，长江支部在武汉是我负责，后来在长沙设了一个支部是毛泽东同志负责。

陈独秀回到上海，马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联合国民党，发动我们的政治斗争问题。当时，共产党的分子都是一些不满现状纯洁天真的青年，都把国民党看成是堕落腐化的集团，把孙中山呼为“孙大炮”，如果这个问题提到党中作民主讨论，是很难通过的。因此，最初没有提出讨论过，只是在马林与陈独秀的默契之下，由马林去找孙中山商谈。

约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间我在武昌接着张太雷从芜湖发来的电报，要我某日到恰和码头接船。届时，我去接船，接着了，是张太雷和马林。他们说：在汉口不耽搁，马上到粤汉路买火车票南下。因为坐海船到广州，必须经过香港，怕英国鬼子找麻烦（据说马林曾在香港被驱逐出境过），所以从粤汉路走较方便（其实粤汉路此时还没有全通车，此行到湖南萍石，再改乘轿子到韶关，再在韶关乘粤汉路火车到广州，走起来并不方便）。我们便叫了一只小船过江到徐家棚车站，买了票送他们上了车。这就是马林第一次访孙中山于广州、（马林到广州后，未见到孙中山，后又转赴桂林，会见了孙中山一一编者注）即是中苏友好的开端，也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开始。

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中间，张国焘作风不正，公私不分，是很显然的，我和李达，李汉俊，周佛海等对他都不满意。接着，张国焘即以北大同学为基础搞了一个党内的小组织，主要的分子是罗章龙、高君宇、刘仁静、邓中夏等。这个组织在北京、上海发展得很快，武汉也很厉害。当时李汉俊、李达被开除党籍，我被排挤，多半是小组织的作用。

张国焘当时是组织部长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又有北大同学的班底，他在党内专横跋扈是很露骨的，他对陈独秀表面很恭敬顺从，心里是另外一套，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时，他曾用共产党的名义印发宣言，暴露陈独秀的身份，这个宣言并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通过。陈独秀在法国巡捕房的案子并没有了结，这个宣言的作用等于告密。我从洋牢里出来看见这个宣言，虽然是把陈独秀恭维了一番，可是把陈独秀的一切革命的关系都暴露了，使反动统治阶级便于提防他，压制他，使他动弹不得。我看了之后，问张国焘为什么要发这个宣言？他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很必要。当时别人对这个宣言如何看法？我因为不久就离开上海，不知道。以我的看法，这是张国焘对陈独秀不利的一种阴谋诡计。

一九二一年初冬，我奉派回武汉主持党务。经过半年的时间，党团都有相当的发展，各种工会都组织起来了。汉口人力车夫工会是在人力车夫总罢工之后组织起来的，由施洋负责。徐家棚的粤汉铁路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由李书渠负责。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江岸总部及郑州以南各站都有组织，由项英负责。其他如扬子铁厂，汉阳兵工厂都有秘密小组，工作方面顺利。

当时武汉机关部在武昌黄土坡二十五号楼上，住在机关内的有陈潭秋、陈荫林、刘子通、黄负生夫妇及我。《武汉星期评论》的编辑部就在此处，是刘子通、黄负生负责。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妇女读书会，亦附设在内，活动和范围是武高、一师、一女师和武汉中学。

约在一九二二年春，长沙劳工负责人黄爱、庞人铨被赵恒惕枪毙了，我党声援黄庞惨案，曾在长沙发动罢课示威活动，这一运动是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的。赵恒惕下令缉捕，毛泽东同志曾避居武昌，即住在黄土坡我们的机关内部，我们住在一起约十余日，我同毛主席从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后，也常有接触，要算这一次接触的时间最长，谈话的时间较多，我对他的印象也最深。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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