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陆读书台：松江千年文脉的实物见证|云间志|千年文脉|华亭|杨维桢|苏轼|读书|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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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古称华亭，别名云间，地处太湖以东、南濒大海。张扩笔下“净如扫迹蚊无几，多不论钱蟹正肥”的秋日华亭，水清蟹肥，物产丰饶，又“旁舍击牛尝社酒，荒城捣练给征衣”，勾勒出渔耕并存的田园生活。陆机、陆云兄弟正是在这片山水间筑台读书十余年。华亭地区建县以来第一部县志《云间志》记载的唐询《华亭十咏》序言中说：“历吴、晋间，名卿继出，风流文物，相传不泯。”华亭的山水不仅“养人”，更“养文”，它为文人提供了避乱修身的空间，也为文脉的延续提供了沃土。

鹤与华亭县的关联从晋代至唐宋一直为世人所熟识，据《云间志》记载，华亭县东有一处名为“鹤窠”的地方，相传是产鹤之地。而县西的西湖，古称谷水，湖东的滩碛便是传说中的“唳鹤滩”。晋太安二年（303），陆机兵败遭谗被杀，二子同死，葬于华亭；陆云坐兄连累被杀，葬于清河。陆机临终时发出“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千古一叹。在家乡华亭的生活，是二陆人生中为数不多的闲暇。对于二陆，人们多关注他们入洛后的仕宦经历和悲剧命运，却忽略了华亭鹤唳之前的十余年生涯。这十余年里，除了华亭山水间的飞鹤，伴随他们的还有山崖上的读书台。

“台”本指用土石等材料夯筑而成、既高且平的四方平台。二陆读书台遗址在今小昆山上九峰寺北坡崖下，有石桌、石凳相依。一方石台，承载了入洛前二陆的经历与生活。

晋·陆机《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

陆机、陆云出身东吴显赫的将门世家，祖父陆逊是东吴丞相，父亲陆抗是东吴大司马。《吴志》载，汉庐江太守陆康与袁术有矛盾，派陆逊、陆绩率宗族避难于华亭谷，此谷遂成为陆氏家族世代聚居之地。明人陆容《菽园杂记》记载：“昆山在松江府华亭界，晋陆机兄弟生其下，皆有文学，时人比之‘昆冈片玉’。”昆山因二陆得名。

公元280年，陆机20岁，陆云19岁。二月，陆机之兄陆晏、陆景在晋军灭吴的战事中遇害。三月，吴主孙皓投降，东吴灭亡。国破家亡之际，陆机、陆云退居华亭故里。兄弟二人在小昆山下简单修葺旧宅，并在东北坡崖壁下筑起一方简陋的读书台。据《世说新语》注引《八王故事》记载，华亭为吴由拳县郊外别业，有清泉茂林，环境清幽，兄弟二人“共游于此十余年”。

吴灭之初，东南士族普遍受到晋朝冷落，加之两位兄长皆死于平吴之战，二陆因此退居旧里，未尝主动入仕。这种观望态度在当时吴地士族中并非孤例，面对亡国之恨与新朝征召，多数士族选择了退避与等待。然而南北交流已是历史大势，晋武帝逐渐调整对吴策略，吴人也需在晋政权中寻求出路。双方破冰的关键，在于吴地世家大族。太康末年，陆机兄弟与顾荣一同入洛，时人号曰“三俊”。二陆入洛，才华震动京城，太常张华对其极为器重。在洛阳的文会上，陆云以“云间陆士龙”应对荀隐的“日下荀鸣鹤”。“云间”从此成为松江的雅称，流传至今。

陆机兄弟的北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才陆续有更多观望中的东南士族子弟赴洛阳求仕。二陆则始终未曾淡忘故土。陆机作《思亲赋》《怀土赋》《思归赋》等作品，抒发的俱是桑梓之情。这种进退维谷的心境，不仅贯穿了他们在洛阳的仕宦生涯，也为日后“华亭鹤唳”的临终之叹埋下了隐因。西晋八王之乱中，陆机卷入权力角逐，最终与弟陆云、陆耽同遭杀戮。

二陆退居华亭故里时，于小昆山筑读书台。正是在这段远离尘嚣的岁月里，他们潜心学问、磨砺艺术，可以说造就了他们日后入洛、名动天下的知识与精神根基。陆机后来写下《文赋》，系统探讨文学理论与艺术想象的问题，将道家、玄学的思想与文学创作相贯通，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一大关捩；而他传世至今的书法《平复帖》，秃笔蘸燥墨，浑朴高古，天趣横溢，就是这种艺术想象的实践产物。董其昌称《平复帖》为“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启功先生评曰：“十年遍校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这幅两晋唯一存世的名家真迹，后世尊为“墨皇”“祖帖”。

历代文人往往将二陆文作与读书台并提。北宋以来，登临小昆山、凭吊二陆遗迹者络绎不绝。庆历四年（1044），梅尧臣慕名来华亭，瞻陆氏故宅，登二陆读书台，作《过华亭》诗，感旧伤怀。其后王安石辞相退隐江宁时，专程来华亭，伫立读书台上，赋诗感叹：“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欹倾。不如鹤与猿，栖息尚全生。”借二陆仕途之悲剧，寄自身进退之思虑。苏轼亦于谪宦途中登临读书台，在石壁上题“夕阳在山，子瞻”六字。沈辽《陆机云碑》诗云：“朝日欲出已复西，人间兴废那可知。昆山陵谷久已变，水旁唯有将军碑。”小昆山那条通往读书台的小径上，名士贤者、诗人墨客的留痕至今仍可得见。

宋代以后，随着科举制度日益成熟，“读书—科举—仕进”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自庆历新政推行“精贡举”，科举取士由侧重辞赋、墨义转向策论与经旨，并广设州县之学，华亭县学应运而生。

南宋庆元年间，徐民瞻出任华亭知县。他自少年时仰慕二陆文章，曾读《文选》所收陆机、陆云之作，深叹其词深意博，以未见全集为憾。他受命赴云间任职时，见二陆遗像被随意置于吏舍之旁，“尘埃漫污，暧昧殊甚”，便在县学东侧廊屋建造了一座祠堂，用以祭祀陆机、陆云两兄弟，祠堂匾额上题写“二俊”二字，此举深得华亭县民称赞。此后，徐民瞻又多方访求二陆遗文，先得陆机集十卷，次年又得陆云集十卷，遂缮写刊刻，名曰《晋二俊文集》，使二陆著作得以流传。

同为《云间志》编撰者的林至也是华亭人，对本乡先贤素怀景仰，为徐民瞻撰写《二俊堂碑》。林至在文中详述二陆之价值，认为汉末文章之弊已极，建安诸人虽竭力驰骋而不能复先汉之旧，而二陆于东吴偏安之际，“独以文章擅雄江左”。魏了翁后来撰写《华亭县建学记》，评价这段历史说，华亭文风之盛，非一日之功，而是自二陆以来数百年文脉积淀的结果。林至、徐民瞻等以二陆为号召、推动县学教育的举措，正使得这一文脉得以延续。魏了翁的记述，将二陆、科举教育、地方文治三者贯通起来，使二陆读书台的精神传统与后世科举社会的文化实践相衔接。

二陆不仅因文学成就被推崇，更因“闭门勤学”的经历成为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精神楷模。明清两代，松江府共出进士七百多人，当时松江有“十里一鼎甲，三里一进士，里里有举人”的美誉。可以说，二陆读书台所开启的崇文重教传统，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松江“科举大邦”的局面。

读书台自晋代兴建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始终受到华亭地方社会的珍视与维护。南宋绍熙年间编纂的《云间志》，是现存最详实记载二陆住宅的方志，该志明确记载了读书台的位置及与二陆故居的关系，标志着读书台从私人读书处正式进入官方地理志书的视野。元末，杨维桢撰《二陆祠堂记》，记其谒华亭县学时所见：“余谒淞学，合释奠礼以祀者，乃有二隽焉。问之庶老，则曰陆士衡、士龙也。”释奠礼为古代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华亭县学将二陆列入释奠对象，表明二陆已获得官方祭祀的地位。

明清两代，二陆读书台的记载愈加详备。《（嘉庆）松江府志》卷七记小昆山读书台“相传为二陆读书处”，又《干山杂志》记“岩下有二松，乔柯劲干，传说为晋代遗物”。清代学者王昶《晚登昆山过泗州塔院访二陆读书台》诗云：“塔院迹未湮，书台胜堪玩。”其自注亦提及读书台遗迹尚存，足见读书台至清代仍为文人追慕之所。

对二陆读书台的记载经历了从古迹著录到官方祭祀、从地方记忆到国家认可的过程。读书台虽肇始于晋代，其文化生命却在后世的科举社会中不断被激活、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松江千年文脉的实物见证。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