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午后，阳光原本刚好能透过出租屋那扇半开的窗户，斜打在我的书桌上。我正对着电脑屏幕核对上个月的账单，盘算着距离在这个城市买下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开间，还差多少首付。
手机的震动声打破了这份难得的平静。屏幕上闪烁着“二姨”两个字。
我深吸了一口气，按下接听键，习惯性地喊了一声：“二姨，周末好。”
“林子啊，忙不忙？二姨跟你说个事儿。”电话那头的声音依旧是记忆中那种不容置疑的高亢，甚至没等我回答忙或不忙，她就直接切入了正题，“你表弟浩宇下个月要定亲了，女方那边非说要一辆二十万的车。家里凑了凑还差个缺口，你现在这几年在城里混得不错，你先拿八万块钱过来应急。”
她的语气不是在商量，也不是在请求，而像是一个来结账的债主，理所当然地下达着通知。
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视线落在电脑屏幕那张写满密密麻麻开销记录的表格上。八万块。对于在这个二线城市里做着普通行政工作、每个月精打细算甚至不敢轻易点外卖的我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这是我整整三年，熬了无数个大夜，省下了无数件衣服和无数顿大餐，才一点点攒在卡里的底气。
“二姨，八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浩宇买车，大概什么时候能把这钱周转回来还我？”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两秒钟。
紧接着，是一阵带着几分不可思议，又夹杂着几丝愠怒的笑声：“还？林子，你跟二姨说还？你浩宇弟弟这是要结婚，是咱们老李家的大事。你作为当姐姐的，添砖加瓦不是应该的吗？我压根就没想过这钱还要他还！”
那句“压根没想过还”就像一根冰冷的刺，精准地扎进了我的鼓膜。
那一瞬间，我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说不出的荒谬感和深切的疲惫。我看着窗外漂浮的灰尘，语气冷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二姨，既然你没想过还，那我也没想过借。”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瞬间粗重了起来，二姨的声音陡然拔高了八度：“你说什么？你这丫头良心被狗吃了？你忘了当初你爸生病住院，是谁大半夜拿了一万块钱送到医院的？没有我那一万块钱，你家能挺过那个坎儿？现在你出息了，六亲不认了是不是？”
“那一万块钱，我爸妈当年连本带息加上这十几年的逢年过节，早就还清了。我没忘，但我也不能因为那一万块钱，把我自己搭进去。”我不想再听她接下来的歇斯底里，直接按下了挂断键。
房间里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电脑机箱发出嗡嗡的低鸣。
二姨口中的那一万块钱，是我家头顶上悬了整整十五年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十五年前，我爸在工地上出了意外，急需手术费。那时的十万火急中，二姨确实拿了一万块钱出来。这份恩情，我爸妈记了一辈子，我也记在心里。
可是，这份恩情的利息，未免太高昂了。
自从借了那笔钱，我爸妈在二姨面前就再也抬不起头来。哪怕两年后我们家省吃俭用把那一万块钱还上了，二姨依然以“救命恩人”自居。逢年过节，我家送到二姨家的礼品永远是最贵重的；二姨家农忙，我爸妈哪怕请假扣工资也要去帮忙。
浩宇考不上高中，二姨一通电话，我爸就得厚着脸皮去求爷爷告奶奶找关系；浩宇来城里找工作，在我家那个原本就拥挤的两居室里白吃白喝住了大半年，走的时候连句谢谢都没说，反而抱怨我家伙食不好。
这一切，我爸妈都忍了。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人得知道感恩，你二姨当初帮过咱们。”
感恩是对的，可感恩不该是一场无休止的道德绑架，更不该是一张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不出我所料，二姨的告状电话很快就打到了我妈那里。
半小时后，我妈的电话打了过来。接通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林子，你二姨刚才打电话过来，哭天抢地的，说你白眼狼。”我妈的声音里透着浓浓的无奈和疲惫，“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城里攒钱不容易，可她毕竟是你二姨，浩宇也是你看着长大的。要不，你就当借给妈，妈以后慢慢还你？你手里要是宽裕，就先拿给她吧，不然亲戚都没法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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