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夏天，电视里每天都在循环播放着抗洪抢险的新闻。窗外的知了叫得让人心烦意乱，空气里仿佛都透着一股滞闷的潮热。那一年，我九岁，也是在那一年，我的世界连根拔起，被栽进了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壤。

父亲在我六岁那年因病去世，母亲独自带着我熬了三年。在亲戚们的反复劝说和现实的重压下，母亲终于向生活低了头，决定带着我改嫁给纺织厂的电焊工陈叔叔。陈叔叔也是个苦命人，妻子早年因意外离世，留下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儿子，叫陈浩。

搬家那天，没有仪式，也没有多少行李。一辆借来的人力三轮车，装着母亲的几件旧衣裳、我的两箱课本，还有一床洗得发白的旧棉被。母亲坐在三轮车边缘，死死地攥着我的手。她的手心里全是汗，眼神里透着掩饰不住的忐忑与惶恐。

她一遍遍地低声叮嘱我：“小雅，到了新家一定要听话，眼里要有活儿，千万别惹你陈叔叔和浩浩哥哥生气。咱们是去别人家里过日子，不能任性。”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里却像揣了一只受惊的兔子。对于那个即将成为我“家”的地方，我充满了未知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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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车停在纺织厂家属院的三号楼下。陈叔叔早就等在那里了。他是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男人，穿着洗得有些褪色的蓝布工作服。看到我们，他略显局促地在裤腿上蹭了蹭满是老茧的双手，然后默默地扛起最重的一个樟木箱子，走在前面带路。

沿着贴满小广告、刷着半截绿漆的楼梯爬上三楼，陈叔叔推开了一扇暗红色的防盗门。那是一套老式的三居室，面积不大，但收拾得还算干净。

屋里的格局很明显，一间朝南，带着个小阳台，阳光透过玻璃洒满了一地，宽敞明亮；另两间朝北，窗户对着后面楼栋的阴影，面积小了一圈不说，还隐隐透着一股老房子特有的霉潮味。

朝南的那间房里，靠墙摆着一张崭新的写字台，墙上贴着几张篮球明星的画报，床头还放着一个篮球和一个随身听。很显然，那是陈浩的房间。

陈浩当时正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手里把玩着一个魔方。十二岁的少年，正处于变声期和拔高期的尴尬阶段，手长脚长，眉眼间带着几分属于那个年纪特有的桀骜和冷漠。看到我们进来，他没有起身，只是停下手里的动作，淡淡地瞥了我们一眼。

“浩浩，叫阿姨。”陈叔叔放下箱子，声音里带着些许威严和恳求。

陈浩闷闷地喊了一声“阿姨”，目光扫过躲在母亲身后的我，没有说话。

陈叔叔搓了搓手，指着那两间卧室，语气变得十分为难：“这房子就三间卧室，南边这间一直都是浩浩在住，北边那间原来是当杂物间的，我这两天刚收拾出来，放了张单人床。要不……”

他的话还没说完，母亲就赶紧接过话茬，语气里满是讨好与卑微：“老陈，看你说的，北边那间就挺好。小雅个子小，在哪儿睡都一样。浩浩正在长身体，还要静下心来学习，南边这间采光好，理应他住。”

我低着头，死死地盯着自己破了皮的凉鞋鞋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并不贪图什么好房间，我只是从母亲那卑微的姿态里，真切地感受到了寄人篱下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