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报告递过去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空气像是突然凝固了。林总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原本正在回复邮件的手指停顿在键盘上。他微微皱着眉，目光在那张薄薄的A4纸上扫过，随后抬起头，眼神里带着几分不解和毫不掩饰的不满。
作为这家行业头部公司的销售副总，他在商场上向来以雷厉风行著称，对下属的要求更是苛刻到了极点。
“陈默，你这是什么意思？”林总将辞职报告往桌上一扔，纸张滑行了一段距离，停在我的手边。
我看着他，语气平静：“林总，我想休息一段时间。家里的事情太多，身体也吃不消了，我没办法再胜任现在的工作强度。”
他冷笑了一声，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那是他准备谈判或者施压时的习惯动作。
“休息？陈默，你今年才三十五岁，正是男人的黄金打拼期。公司刚把华东区的盘子交给你，明年的期权池里也有你的名字。你现在跟我说你要休息？”他的声音逐渐拔高，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盯着你这个位置？年薪七十万！算上年底的绩效分红，你一年的税前收入逼近百万。你在这个时候跟我说要辞职，是对这七十万的年薪还不满意吗？”
面对他的质问，我没有像过去五年里那样立刻低头认错或者表态保证。我伸手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一叠装订好的A4纸。那不是业绩报表，也不是客户名单，而是我昨晚在书房里熬到凌晨，一笔一笔整理打印出来的银行流水单。
我把那叠纸推到林总面前。
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伸手翻开了第一页。他的目光最初是不屑的，但仅仅看了几行，他翻页的动作就慢了下来。办公室里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的轻微嗡嗡声，以及纸张摩擦的沙沙声。
第一页上，用红笔圈出来的是一笔四万五千元的支出，收款方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那是我父亲上个月突发急性心梗，连夜送进ICU抢救时的押金和部分手术费用。
那天晚上，我正在陪一个重要的客户喝酒。酒桌上觥筹交错，客户正兴致勃勃地讲着他的高尔夫球经，我的手机在口袋里疯狂震动。我借故去洗手间接起电话，听到的是我妈带着哭腔的声音：“默啊，你爸快不行了，医生说要立刻做心脏搭桥……”
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第一反应居然是：这个单子今晚必须要签下来，否则下个月的团队业绩就完不成。我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用冷水洗了把脸，给妻子打了电话让她先赶去医院，然后深吸一口气，推门回到包厢，继续陪着笑脸给客户敬酒。
直到半夜两点，拿着签好的合同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躺在了重症监护室里。隔着厚厚的玻璃，看着他身上插满管子，我的妻子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头发凌乱，脸色苍白。她没有骂我，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只是木然地递给我一张缴费单。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穿着西装的禽兽。
林总的目光继续往下扫。第二页，是密集的小额支出记录，收款方是一家心理咨询中心。每周一次，每次八百元，已经持续了大半年。
“这是什么？”林总指着那几行字，声音里的怒气已经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
“这是我太太的心理咨询费。”我看着他的眼睛，没有任何回避，“中度抑郁伴随重度焦虑。”
我的妻子原本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也有自己的工作。但自从我升任大区经理后，出差成了家常便饭，一年有两百天在天上飞，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公司开会，就是在应酬。家里的所有重担——孩子的接送辅导、老人的生病照料、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全部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我总以为，我每个月按时把厚厚的工资交到她手里，就是对这个家最大的负责。我用“等我忙完这段时间”“等拿了年终奖我们去旅游”这样的话敷衍了她一次又一次。
直到有一天深夜，我应酬完带着一身酒气回家，发现卧室的门反锁着。我用备用钥匙打开门，看到她一个人坐在飘窗上，看着楼下偶尔驶过的车辆，眼神空洞得可怕。
我不解地问她在干什么，她转过头，用极其平淡的语气对我说：“陈默，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我现在从这里跳下去，你大概也是没空来参加我的葬礼的，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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