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培拉女童萨法8年前因钝器伤导致内出血死亡，当时她只有2岁。但究竟该由谁负责，至今仍无答案。警方怀疑，这名苏丹难民家庭的女儿死于一宗“极其骇人”的谋杀案，但案件至今无人被捕，也没有举行死因调查。她的父亲正焦急等待一个说法。
阿布巴克尔·安努尔至今仍清楚记得那通电话。那是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临近中午，电话那头是他的女儿萨法。距离3岁生日还有3周的萨法，当时和母亲及哥哥住在堪培拉。她的父亲则在500公里外的维多利亚州乡镇谢珀顿做水果采摘工。
安努尔回忆那次通话时说：“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们？’”那之后，父女二人再也没有说过话。当天下午约1时50分，萨法被紧急送往堪培拉医院，随后被宣布死亡。她的家人8个月前才在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签发的难民签证后抵达澳大利亚。
尸检认定，她死于钝器伤造成的内出血。澳大利亚首都领地警方在案发6个月后才向公众通报此案。警方当时怀疑，萨法是一宗“极其骇人”谋杀案的受害者。
8年多过去，尽管监控画面显示，萨法在死亡当天上午曾出现在公共场所，看上去快乐、健康，警方至今仍未逮捕任何人、提出指控，也未公布嫌疑人姓名。案件没有举行验尸官死因调查，也没有其他公开调查。无论是家属、堪培拉规模不大的苏丹侨民群体，还是更广泛的社区，都没有人公开呼吁查明真相、伸张正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案件在最初引发一阵关注后，便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现年42岁的他，已经等了8年，始终没有等来警方所说的突破。因此，在得知媒体再次报道女儿之死后，他决定站出来，打破笼罩在这起案件上的沉默。安努尔希望举行验尸官死因调查，也希望让造成女儿致命伤的人受到应有惩罚。他批评警方，坚称调查中出现过失误，而且在调查最初几周，本可以投入更多资源。他说：“对我来说，哪怕100年后，正义也必须到来。归根结底，我要为女儿讨回公道，做这件事的人应该受到惩罚。”
安努尔出生于南达尔富尔。这里位于苏丹西部，因长期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而广为人知。2003年第一次达尔富尔战争爆发后，他搬到首都喀土穆，并在那里结识了后来的妻子胡达·雅各布。两人随后有了第一个孩子。
由于担心在战乱国家抚养孩子，这个年轻家庭离开东北非，前往印度尼西亚。2015年5月19日，萨法·阿布巴克尔·安努尔出生于苏拉威西岛港口城市望加锡。后来，这家人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签发的难民签证，并在萨法2岁生日后不久来到澳大利亚首都定居。
安努尔谈起女儿时说：“她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她总是很快乐，总是在笑。她总想学东西，总爱问问题。她喜欢音乐，每次我们放歌，她都会坐在我身边，听我唱，然后跟着学，还会跳舞。”
2018年4月30日早上8时40分，有人看到萨法、她的母亲和哥哥三人在堪培拉内南区格里菲斯下公交车。那里距离国会大厦车程不远。到了当天下午，萨法已经死亡。
《卫报》澳大利亚版获悉，其中一人是雅各布。另一人是出生于苏丹的男子卢艾·沙奥尔。他在堪培拉与雅各布结识。安努尔得知女儿遭受致命伤后，几位朋友立即把这位震惊中的年轻父亲送回堪培拉，并直接赶往医院。等他到达时，萨法的遗体已经被送去尸检。直到尸检结果出来后，警方才将她的死亡视为可能的谋杀案，并升级调查。
安努尔对《卫报》澳大利亚版说：“这是一起犯罪。神志正常的人，不会对一个孩子做出这种事。”在女儿死亡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中，萨法的哥哥后来被儿童保护机构带走。父母二人则继续留在堪培拉。沙奥尔在案发后数月返回苏丹。《卫报》澳大利亚版了解到，他目前仍在海外。
《卫报》澳大利亚版联系雅各布的律师时，对方拒绝置评。记者未能联系上沙奥尔发表评论。回顾女儿去世后的数周和数月，安努尔认为，警方没有为此案投入足够资源，也质疑为何在调查仍在进行时，沙奥尔会被允许离境。他说：“警方投入的资源与案件的严重程度并不相称。警方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警方在向《卫报》澳大利亚版提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萨法之死仍被视为一宗未结的人身死亡案件调查，警方仍决心查明应对此负责的人。警方说：“围绕萨法·安努尔之死，警方进行了彻底、专注且全面的调查。这项工作在过去8年中一直持续，包括今年也开展了与调查相关的询问工作。”
警方还表示，正与首都领地验尸官合作，但是否举行正式或公开的死因调查，以及何时举行，由验尸官决定。《卫报》澳大利亚版曾询问首都领地总检察长塔拉·切恩和警务部长玛丽莎·帕特森，领地政府是否支持举行死因调查，但得到的答复是，此事属于独立验尸官权限范围。
验尸官未回应《卫报》澳大利亚版的提问，包括是否因警方调查仍在进行，潜在的死因调查被暂缓。按照首都领地的验尸程序，如果验尸官认为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必须将案件移交给公诉署署长；在相关事项处理完毕前，验尸程序必须暂停。
一名不愿具名的堪培拉苏丹社区成员表示，举行验尸官死因调查，将是解答悬而未决问题、安抚公众的重要一步。萨法被安葬在堪培拉北郊的冈加林公墓。大约一年时间里，她的墓地只有一张白色标签，上面还把她的名字误写成了“萨菲娅”。
后来，这张标签被一块紫色铭牌取代，费用由她父亲支付。铭牌上是一只飞向天空的蝴蝶。当被问及是否会去墓地探望时，安努尔摇了摇头。他说：“在找到犯下这起罪行的人之前，我永远不会去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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