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格斯福尔斯——当大巴沿着94号州际公路驶向明尼苏达州中西部小城费格斯福尔斯时,83岁的罗恩·泰特坐在前排。对这位鳏居老人来说,费格斯福尔斯是塑造了他的地方。他人生前18年都在这里度过,在一所清一色白人班级里,他是唯一的黑人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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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座城市对他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很复杂:大多是美好回忆,也夹杂着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这里承载着一个只会发生在美国的故事,既有机会,也有偏见;既有孤立,也有归属。泰特把手放在胸口,哭了起来。“对不起。”他低声说。车上坐着的,都是“最初85人”的后代。“最初85人”是指一批黑人家庭。1898年4月6日,他们从肯塔基州坎贝尔斯维尔登上火车,离开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美国南方,迁往这个北方州的小城。

他们听说这里有工作。对那些对奴隶制记忆犹新的家庭来说,这是一次重新开始。在7月一个闷热的早晨,泰特坐在85岁的姐姐玛丽莲·约翰逊身旁。后排坐着他们的子女、孙辈、侄辈和外甥、外甥女。兄妹俩望着前方的公路,两人都出现了早期失智症症状。泰特的妻子去年去世,他随后搬到北卡罗来纳州,住到儿子附近。家人知道,这很可能是这对八旬兄妹最后一次回到童年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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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泰特飞回明尼苏达。家人们聚集在怀特贝尔湖约翰逊居住的辅助生活机构,展开一张巨大的家谱。周四早晨,几十名家人登上大巴。这场“车轮上的家族重聚”驶上公路,也驶回过去。“这个地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泰特说,“有好的,也有不那么好的。”到泰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时,1898年迁居费格斯福尔斯的大多数黑人家庭已经再次迁走,很多人去了双子城地区。只有他的家人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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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这个地方已经很多年了,”詹姆斯·德雷珀说。他的妻子帕姆是泰特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他们必须离开肯塔基,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让我觉得很了不起。这就像一个移民故事:‘我不知道那边有什么,但肯定会比这里更好。’”在馆内,这个家族参观了当地历史展陈:老校舍、圆锥形棚屋、皮毛猎人。走到一幅巨大的黑白肖像前时,他们停下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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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他们谈起旧日回忆:去附近罗斯湖钓鱼的家庭旅行;在费格斯福尔斯过圣诞节时,30个人挤在一栋房子里过夜;外婆洛林做的柠檬方块;曾外祖母内莉自制的果酱和饼干;还有一次,罗恩·泰特从邻居门廊偷走一个空牛奶瓶,用退瓶的钱买了1美分糖果。“从小到大,你一直知道自己属于某种更大的东西。你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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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的人生已近暮年,但这一生过得充实。少年时在费格斯福尔斯当球童、打高尔夫,让他获得了佛罗里达农工大学——一所历史上的黑人大学——的高尔夫奖学金;之后,他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从事管理工作25年,后来又回到母校任教。其间,他有了孩子和孙辈,因工作去过美国各地,后来在佛罗里达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如今则住在夏洛特一处辅助生活社区,离儿子很近。

成长过程中,他一直努力融入周围环境,也希望通过做一个“模范公民”来争取人们支持种族平等。大学期间,在佛罗里达,他因试图推动电影院取消种族隔离而坐了几周牢。两年后,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泰特说,自己的一生见证了美国的好与坏。美国充满矛盾:同一个国家,既选出了贝拉克·奥巴马,也选出了唐纳德·特朗普;一个力量来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也常常因这种多元而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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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美国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承诺要朝着更好的方向努力。“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泰特说,“因为有那样一种承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块写着“TATE”的大墓碑,周围环绕着较小的墓碑。泰特点了点其中一块。“那是我祖父。”他说。哈登·泰特,1861年至1935年。生于肯塔基的奴隶制之下,后来获得自由;在美国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中忍受屈辱,20多岁时北上,成为“最初85人”之一。罗恩·泰特从未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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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手放在胸口,眼泪流了下来。“我非常感激,我们现在还能找到这些。”他说。这时,他的侄子朝他喊道:“他们让我把你带上坡,伙计!除非你想睡在这儿!”侄子扶住他的后背,泰特慢慢爬上坡,朝大巴走去。那辆车上,等待着他的是一个庞大而欢乐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