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父离婚付抚养费女儿上大学索高额费用遭拒起诉后判决意外
晨曦
周建国收到法院传票那天，是九月初的一个下午。厂里刚发完上个月的工资，会计老刘在走廊里喊他名字，声音穿过车间里那台老掉牙的冲床的轰鸣，他只听了个大概。等他摘下耳塞从工位上走出来，老刘已经把那个牛皮纸信封塞进了他手里。
“寄到厂里的，收发室签收的。”老刘说，“你最近得罪谁了？”
周建国翻过来看了一眼寄件人那栏——某某区人民法院。他的手在信封边缘停了一下，然后撕开了口子。里面是一张传票和一纸起诉状副本。起诉状上原告的名字他认得，周雨婷，他的女儿。诉讼请求列了四条：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年满十八周岁后的生活费，每月一千五百元；支付二零二三年教育费，学费六千八百元，住宿费一千元，电脑一台九千元，手机一部三千元；支付剩余三年学费一万五千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起诉状底下是打印的日期，三个月前。
他把传票折好塞回信封，跟老刘说了句“没事，广告”，然后回了工位。冲床的声音重新灌进耳朵里，他把那个牛皮纸信封塞进了工具箱最底层，压在一把旧扳手底下。
那天晚上他没有直接回家。下班后在厂门口的小面馆要了一碗雪菜肉丝面，加了一个荷包蛋，慢慢吃完。面馆里电视开着，播的是本地新闻，声音被油烟机盖过去大半。他坐在靠墙的位置，把荷包蛋的蛋黄戳破，拌进面汤里。
周雨婷十八岁生日是去年冬天的事。那天他发了条微信，转了两百块钱，写了句“生日快乐”。周雨婷回了个“谢谢爸爸”，后面跟了个微笑的表情。再往前数，上一次见面是前年过年，他在杭州转车，约了她在火车站旁边的肯德基坐了四十分钟。她说了些学校里的事，他听着， mostly点头，临走时往她书包里塞了五百块钱。她推了一下，说“够花了”，他还是塞进去了。
再往前，就是离婚那年的事了。周雨婷当时十一岁，她妈带着她搬去了杭州，他留在老家这边。法院判的抚养费是每月八百，他打到她妈卡上，打了七年，直到周雨婷满十八岁。那之后他没再打过。不是不想打，是他觉得按法律来说，到岁数了就不用打了。他一直这么以为的。
面吃完了，他把碗推到一边，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找到周雨婷的名字，拇指悬在上头停了几秒，又按了锁屏键。
厂里的工友老赵跟他住一个小区，有天晚上在楼下碰见，递了根烟过来，随口问：“你闺女上大学了吧？学什么专业？”
“会计。”周建国说。
“会计好，好找工作。”老赵点着烟吸了一口，“学费贵不贵？”
周建国想了想：“还行。”
“你一个月给多少？”
“没给了。”周建国说，“满十八了，法律上说不用给了。”
老赵看了他一眼，没接话。两个人站在单元门口的灯底下抽完了一根烟，老赵拍了拍他肩膀说“回见了”，上楼去了。周建国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他跺了一下脚，灯亮了，他才往里走。
诉状上周雨婷列的那台电脑和那部手机，周建国反复看了好几遍。电脑九千，手机三千。他自己现在用的手机是厂里发的，五百块的杂牌，用了三年，屏幕右上角裂了一道缝，他一直没换。厂里去年效益不好，奖金砍了一半，他一个月到手四千二。房租一千一，水电煤气两百多，吃饭省着点一个月七八百，剩下的他存着，存了这些年，银行卡里不到三万。
他有时候想，周雨婷知不知道这些。
开庭的日子定在十月下旬。周建国请了半天假，换了件干净的衬衣，是去年过年买的，只穿过两回。法院在区里，坐公交四十分钟。他到的时候还早，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个老太太在门口哭，旁边一个年轻姑娘在劝，声音压得很低，他听不清说什么。
书记员叫他的名字，他站起来跟着进去。法庭不大，审判台后面坐着一个中年法官，戴眼镜，头发有点白。原告席上坐着周雨婷，旁边是个年轻女律师，应该是她妈给请的。周雨婷穿了件白毛衣，头发扎起来，比以前瘦了点，脸廓比以前分明了。她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没出声，然后把目光移开了。
审判长核对了双方身份，宣布开庭。原告律师先陈述诉讼请求，声音清脆，语速很快，把起诉状上的内容念了一遍，然后补充道：“原告周雨婷目前就读于浙江某大学会计学专业，年满十八周岁但尚无独立经济来源，学费及生活开支主要依靠母亲一人承担。被告周建国作为原告父亲，在原告年满十八周岁后即停止支付任何费用，导致原告学业和生活面临严重困难。恳请法庭依法支持原告诉请。”
法官转向周建国：“被告，你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什么意见？”
周建国站起来，手在裤缝上蹭了一下。“我，”他清了清嗓子，“我每个月工资四千二，房租要交一千一，剩下的钱还要吃饭。我不是不想给，是我给不起那么多。而且，”他顿了顿，“法律上说抚养费付到十八岁就不用付了，我以为……”
“被告，”法官打断他，“你只需要陈述你对原告诉请的意见，法律适用问题法庭会依法审查。”
“我不同意。”周建国说，“我付不起那么多。”
原告律师接着举证，提交了周雨婷的录取通知书、学费缴纳凭证、住宿费收据，还有一张电脑和手机的购物截图。“原告目前使用的电脑是学习必需品，会计专业需要运行专业软件，旧电脑无法满足学习需求。手机也是基本通讯工具。”她把材料递交给法官，“同时，原告母亲独自抚养原告多年，收入有限，已无力继续承担原告大学期间的全部费用。”
法官翻看材料的时候，法庭里很安静。周建国听见中央空调出风口嗡嗡的响声，还有隔壁法庭隐约传过来的说话声，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内容。他看了一眼周雨婷，她低着头，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扣着，一下，一下。
“被告，你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有没有异议？”法官问。
“没有。”周建国说。
“你有没有证据要向法庭提交？”
周建国摇了摇头。
原告律师继续陈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原告虽已年满十八周岁，但尚在全日制大学就读，没有劳动收入，客观上无法独立维持正常生活，应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法官翻到某一页，抬了一下手，示意她停下。“原告代理人，关于‘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法律定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一条有明确规定——”他低头看了一眼材料，“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全日制大学本科教育不属于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
原告律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法官又说：“原告有没有证据证明其属于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
“没有。”原告律师说。
法庭里安静了几秒。周雨婷的手指停在桌沿上，不动了。
法官转向周建国：“被告，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周建国站起来，衬衣的下摆从裤腰里滑出来一截，他没注意到。“我就想说，”他看着周雨婷，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你上大学的学费，我当时不知道你要那么多。你要是早跟我说，我……我可能凑一凑也能凑出来一些。但是你一下子列了电脑九千、手机三千，我……”
他说到这儿停住了。周雨婷抬起头看他，眼眶有点红。
“我一个月四千二。”周建国又说了一遍，然后坐下了。
法官在笔录上写了几行字，抬起头：“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原告周雨婷已年满十八周岁，身体健康，目前接受的是高等教育，不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被告周建国对原告不再负有法定的抚养费给付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年满十八周岁后的生活费、教育费及相关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他顿了一下，目光在父女之间扫了一个来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雨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周雨婷负担。”
法槌落下来，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法庭里格外清晰。
周雨婷坐在那儿没动。她旁边的律师在收拾材料，低声跟她说了一句什么，她摇了摇头。周建国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他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转过身。
周雨婷还坐在原告席上，白毛衣的袖口被她攥在手里，攥得指节发白。
“雨婷。”他叫了一声。
她没抬头。
他又叫了一声。这回她抬起头，眼泪已经下来了，顺着脸颊淌到下巴，她没擦。
“爸，”她说，声音抖了一下，“我电脑真的坏了。上个学期做账务处理实训，做到一半蓝屏了，作业全没了。我重修了那门课。”
周建国站在那儿，手插在裤兜里，摸到了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传票。他把它掏出来，看了看，又塞回去。
“你那个电脑，”他说，“什么牌子的？”
“联想。”
“九千？”
“那个配置是最低的。”她说，“我挑的最便宜的。”
法庭里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他们两个，还有那个书记员在收拾桌上的材料，键盘敲得噼啪响。周建国走到原告席前面，在周雨婷旁边的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椅子是金属的，冰凉，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那股凉意。
“你妈知道你来起诉我吗？”
周雨婷点头。
“她怎么说？”
“她说让我自己决定。”
周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中央空调还在嗡嗡响，书记员收拾完了，拎着包出去了，门在身后带上，咔嗒一声。
“你手机也坏了？”
“屏碎了。”周雨婷说，“修一下要八百，不如买新的。”
“三千那个？”
“嗯。”
周建国从裤兜里摸出烟盒，看了一眼法庭墙上“禁止吸烟”的牌子，又塞回去了。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无意识地敲着膝盖骨，咚、咚、咚。
“我卡里有两万八。”他说，“本来是留着应急的。你学费一年六千八，四年两万七千二，正好够。”
周雨婷看着他，没说话。
“电脑和手机我暂时买不了。”他说，“你先用旧的凑合凑合，等我年底奖金发了，再给你买。今年厂里效益比去年好一点，年底应该能发个三五千。”
周雨婷的眼泪又下来了。她用手背擦了一下，袖子湿了一片。
“爸，”她说，“我不是故意要告你的。我妈说你不接她电话，也不回微信，她实在没办法了才让我去问律师。律师说可以起诉试试……”
“我知道。”周建国说。
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子底下。“学费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回去跟你妈说，以后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别走法院。一张传票寄到厂里，全车间的人都看见了。”
周雨婷站起来，白毛衣上沾了几滴泪渍，颜色深了一小片。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
“走吧。”周建国说，“我送你去公交站。”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法庭，走廊里的日光灯白惨惨的，照得地面上的瓷砖发亮。周建国的皮鞋踩在上面，咯吱咯吱响，周雨婷的运动鞋没什么声音。走到法院大门口，外面天阴了，风比早上大了些，卷着落叶从台阶底下打着旋儿过去。
周雨婷在台阶上站定，把围巾往上拢了拢。
“爸，”她说，“你去年过年怎么没回老家？”
“厂里加班，三倍工资。”周建国说。
“哦。”
风又吹过来一阵，周雨婷缩了一下脖子。
“你去吧，”周建国说，“车来了。”
公交车的顶灯远远地亮着，从街角拐过来，慢慢靠近。周雨婷往前走了两步，又回过头。
“爸，”她说，“那个电脑，我可以先不换。手机也能凑合用。”
周建国点了点头。风把他的衬衣下摆吹起来，他用手按住了。
公交车停了，门打开，周雨婷上了车。她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隔着玻璃朝他摆了摆手。周建国也摆了摆手。车门关上，公交车重新发动，拐过街角不见了。
他在台阶上站了很久。天越来越阴，眼看要下雨。他把手伸进裤兜，又摸到了那张传票，拿出来看了一眼，然后慢慢撕成两半、四半、八半，碎片撒进旁边的垃圾桶里。
往回走的路上他给老赵打了个电话。“老赵，你上次说你们厂招会计实习的，还招不招？”
“招啊，咋了？”
“我闺女，学会计的，大二了，想找个地方实习。”
“行啊，让她过来看看。”
“嗯。”周建国说，“谢了。”
挂了电话，雨开始下了，细细密密的，落在脸上凉丝丝的。他没躲，就那么走着，走过法院门口那条长长的梧桐树道，叶子黄了一半，被雨打下来几片，贴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
他想起周雨婷小时候的事。有一年夏天，她大概六七岁，在院子里追一只蝴蝶，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哭着跑过来找他。他把她抱起来，用凉水冲了冲伤口，贴了个创可贴。她抽抽搭搭的，眼泪鼻涕糊了一脸，但创可贴贴上之后就不哭了，指着院子里那只还在飞的蝴蝶说“爸爸你看”。
他没看蝴蝶，他看着她。
那些事过去很久了。久到他有时候想起来，觉得像是别人的记忆。
雨越下越大，他拐进一家小卖部，买了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站在屋檐底下点了一根，吸了一口，烟雾被风吹散，混进雨幕里。
手机震了一下。他掏出来看，是周雨婷发来的微信，就一行字：
“爸，到学校了。雨下大了，你路上慢点。”
他把烟掐了，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他把手机揣回兜里，走进雨里。雨点打在肩上，衬衣很快就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冰凉。但他没觉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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