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说‘我太拖延’了。”武汉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詹伟笑着说，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现在大家更习惯用“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记者注）倾向”来形容。类似地，社恐不再叫社恐，而是“回避型依恋”，注意力不集中也被调侃为“前额叶受损”。

最近，一张调侃“二十几岁打开各大软件就这样”的截图在社交平台走红，截图中充满认知觉醒、审美积累、班味等网络热词。詹伟和同学们都刷到过相关帖子，互联网仿佛变成了一个大型“赛博确诊”现场。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下，一些学术味十足的社会科学、心理学、医学领域词汇走红。年轻人热衷于用这些术语“自我确诊”，对奥德赛时期、多巴胺陷阱等概念张口就来。

对于这股风潮，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昱伶认为，这并非年轻人在无病呻吟或故意拽词，其背后有着真实的社会心理需求。“确诊”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思政教育应该帮助青年看见问题、穿越问题，让他们认识到，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更是具有主体性的创造者。

让理解成为思政教育的起点

“赛博确诊”的现象，在刘昱伶和学生的交流中并不少见。有学生月底该交作业却迟迟交不上来，问及原因，对方会说自己有ADHD倾向，或是完美主义者，怕写不好，结果就一直拖延下去。她还提到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学生曾希望保研，最终却因排名稍稍落后而落选。当被问起近况时，他没有直接表达失落，而是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我是一个被绩点系统淘汰的人。”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鲁力，也常常在教学中遇到类似情形。作为一名思政教师，鲁力能共情这些学生。“相比于过去那种压抑情绪或纯粹宣泄情绪的方式，他们现在能用一些专业概念来理解社会、理解自身的困境，这是一种进步。”他认为，这说明年轻人正在尝试用更理性的方式认识和表达自己。

在刘昱伶看来，这些术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像是学生面对复杂焦虑时的一层“保护壳”。“当面对学业或亲密关系压力时，这些听起来‘很科学’的概念名词，恰好可以为这种感受‘正名’。”她说，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也就为自身困境找到了一个解释框架。

基于这种理解，刘昱伶肯定这种表达方式的积极意义，它帮助学生将内心模糊、不易言说的感受与诉求，用一种可表述的形式展示出来，从而被看见、被理解。与此同时，当未来不够确定时，概念本身也能提供一些秩序感。

不过，两位老师也对这种倾向表达了担忧。刘昱伶认为，大学生价值观尚未定型，很容易被网络语言或社会话语所“编码”，给自己贴上标签。如果这些标签替代了学生的反思和行动，他们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沉寂状态，反而变得更加无力。

刘昱伶坦言，自己有时也免不了被概念和框架所束缚。她以近年来流行的MBTI测试为例：“我总说自己是INTJ型人格，作为一个‘J人’，做事就必须得非常有计划。”但很多时候，这种框架反而成了一种自我困扰，让她不敢尝试计划之外的事。“可实际上，人是会不断变化的。”

鲁力也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我们认为，环境能够塑造人，但人同样能够改造环境。”他提醒，如果过分沉溺于给自己贴标签，人很可能会丧失主观能动性。

跳出概念,看见问题本质

针对青年热衷的“赛博确诊”，思政教育能做些什么？刘昱伶回忆起一名令她印象深刻的学生。

有一次在课堂上，她和学生讨论新质生产力，以及青年如何让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等话题。课后，一名学生发来了他的学习感悟。“他说，自己已经‘确诊’为‘一根烤肠’——喜欢躺着，偶尔翻身，脂肪含量高，压力过大就会‘爆’。”刘昱伶笑着回忆，“我一听，好像还挺合理。”在她看来，这种看似戏谑的“自我诊断”，恰恰折射出学生们在课堂引导之后，开始学会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审视自身处境。

经过这节课的学习，这名学生的想法与之前大有不同。他在感悟中写道，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方方面面都缺专业人才。在课堂上，他看到了投身科创行业、返乡创业、做国潮实业和跨境出海的年轻人，都在按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行。他由此认识到，要做到“不盲目跟风攀比，不消极内耗，将个人成长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做好自己，踏步前行”。

在鲁力看来，思政课为热衷于“赛博确诊”的青年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框架，带着他们跳出“小我”局限，看到更大的格局。“我们会讲家国情怀、青年担当，讲为了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价值，让学生们不过多纠结于一时的得失，学会用长远的价值追求消解当下细碎的焦虑。”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跳出“小我”、融入“大我”，才能获得更强的精神内核。

鲁力强调，思政教育的重要着力点，是指导学生将个人境况放到历史、时代、制度和实践的复杂关系中去理解。他说，这样做不是为了讲大道理，而是让学生真正建立起一种视野，既看到困难，也看到机遇；既承认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也相信通过共同奋斗可以推动改变，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方向和力量。

“很多课程是注重训练专业能力，很少有机会去探讨青年自身的认知和成长问题，而思政课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空间。”刘昱伶谈到，思政课的另一重价值，在于告诉学生，生命永远在概念之外发生。理想的思政课教学，不会教学生用更高级的词汇包装焦虑，而是带着他们在概念之外，重新触摸生活真实的质地。

刘昱伶提起曾遇到的一个学生，成绩不算拔尖，但特别热爱志愿服务和基层实践，而且“不是冲着学分去的”。“她有时很焦虑，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反而不如那些绩点高、论文多的同学得到的表扬多。”这个学生的困惑并非个例。从“赛博确诊”中高频出现的优绩主义到精神内耗，折射的恰恰是不少青年对单一评价体系的困惑和焦虑。在课堂上，刘昱伶常从马克思主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视角予以回应和引导。

“有竞争、有评价、有指标，焦虑和内耗就不可避免。”但她告诉学生，我们是人，不要把人变成指标的附庸。理想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健康的社会评价体系，应该鼓励多元化发展，而不是把所有人都推向同质化竞争的窄门。她说，教育不只是培养“会赢的人”，还要培养有公共责任、有健全人格、有创造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应该是全面开花结果，而不是被一把尺子量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