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一、问题缘起：回忆录与地图为何“对不上”？
做党史考证的人，大多遇到过一个尴尬：老同志的回忆录写得清清楚楚，翻今天的行政区划图一看，却怎么也对不上号。地方差几十里、上百里的都有，西南、西北几省交界的山区尤其严重。原因在哪？很多人归咎于“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但这解释太偷懒。真正的关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土地是私产，可以像普通商品一样跨省买卖。于是出现一种奇特的局面——各省辖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飞地”。一块本该属于A省行政序列的地，产权上却挂在B省某家地主名下，行政归属、税赋、户籍全走B省渠道，地图上就成了一块嵌在A省肚子里的“B省岛”。
1950年代之后，政务院内政部统筹川滇黔、川甘青、冀豫鲁这些交界带做过一轮大规模勘界，大量飞地被划拨归并，1954年前后是集中交割的高峰。今天我们用的是“归并后”的地图，去对照20世纪30年代的红军行军、会议选址、人物行程，坐标系本身就错位了。这不是回忆录错了，而是我们的底图错了。这套逻辑，我们在2019年8月那次川滇黔交界调研里，第一次把它变成可操作的方法——姑且叫“飞地分析法”。
二、叙永案例：木瓦房白泥村与那句“很快到了云南”
2.1七十多年的疙瘩
党史上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在1935年2月3日至5日之间召开。1972年6月，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长篇讲话里回忆：“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到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他还讲过一句更具体的话——会议后很快就到了云南境内。
这句话难住了党史界众多的专家七十多年。按今天的行政区划，“鸡鸣三省”会址可能的候选地主要有三个：四川叙永石厢子、云南威信水田寨花房子、贵州毕节林口迎丰村。如果锁定石厢子（今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直到今天它离云南省水田寨的公路距离也有22公里，红军2月5日上午从石厢子动身，怎么可能“很快”到云南？于是学界反复争论，形成了石厢子说、水田寨说、林口说等三种典型的观点，“鸡鸣三省”会址遂成了党史上的一桩著名悬案。
2.2“飞地”现形
2019年8月，我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泸州市相关部门到扎西—水田—石厢子一带做广泛深入的踏勘。当地老乡指给我们看，石厢子场镇以西不到5公里（直线），现在叫木瓦房、白泥村的那片，1954年之前根本不是四川的，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乡的在四川的飞地，1952年9月14日交接、1954年12月2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复，才整体划入四川古蔺（后归叙永石厢子片区）。本课题组查阅到的1934年印制的四川《水潦》地图、1944年威信县地图、1950年7月古蔺县地图、1944年美军陆军制图局绘制的中国地图，均标明四川境内的木瓦房村一带为滇属“飞地”。据查考1952年即有“云南省威信县水田乡木瓦房村划归四川省古蔺县石坝区”的政府文件（见四川省民政厅1986年12月编印的《四川省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5》），1954年12月云南、四川两省人民政府正式“同意将威信县水田乡飞地原木瓦房村（即白泥村、后山村、龙杠村）划归古蔺县管辖”。1961年12月开始筹备将木瓦房所在的石坝划归叙永，1963年木瓦房村一带正式由古蔺县划入叙永县管辖。
有民间文物和文字资料印证，石厢子素有“鸡鸣三省”之称。2019年9月，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在石厢子彝族乡水潦铺村五社村民许刚家祖坟处发现一块墓碑。碑上刻有“自明至鸡鸣三省居住五百余年”等文字，立碑时间为“大清光绪丁丑三年”。这个记载表明，最晚是从清代以来，石厢子就被称作“鸡鸣三省”。水潦彝族乡岔河村大洞小学操场边的石墙上有一副对联称石厢子“居临三省”，联曰：“遥溯自禹甸周圻，分茅胙土，迄于今世守一隅，慎忽忘国恩家训，明勋汉绩绍箕裘。不羡他秦楼楚馆，画栋珠帘，即此地居临三省，闲收拾蜀雨滇云，赤水黔山尽归屏障。”这副对联原为水潦土司庄园正门的门联，作于1931年。可见，证明“飞地”的直接证据有五样：1.1944年威信县地图，木瓦房标在水田乡项下；2.1950年古蔺县地图，这一片还不在四川册子里；3.美军抗战航测绘1∶25万中国地图，同样把木瓦房画在滇属飞地位置；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川滇两省区划调整的政府往来公函原件；5.清代墓碑文字证明，石厢子是鸡鸣三省之地。也就是说，红军1935年2月5日清晨在石厢子开完会，往西走不到5公里，踏上的木瓦房就是当时的云南威信地界，再往前翻山进扎西（威信县城）就顺了。周恩来那句“很快就到了云南境内”，一点毛病都没有——他记忆里的“云南”，是从“飞地”口子进去的，不是从今天省界算的。
2.3会址由此落定
飞地这一层捅破，“鸡鸣三省”会址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1.时间：1935年2月3日（除夕）至5日凌晨，中央纵队驻石厢子三天两夜；2.事件：2月4日夜到5日凌晨，政治局常委分工——张闻天（洛甫）接替秦邦宪（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交权，实际上毛泽东开始成为党的核心；3.地理：石厢子场镇以凤凰山（鸡鸣山）为制高点，至滇黔两省界不到5公里，“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完全成立；4.行程衔接：5日上午离石厢子，经木瓦房（滇属飞地）入威信扎西，2月9日全军抵扎西——与伍云甫日记、朱德2月5日3时电令全部对得上。
泸州叙永石厢子，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因一块形似箱子的巨石矗立场头，因而取名“石厢子”。1935年2月4日晚上至2月5日凌晨，正值大年三十至大年初一这个时段，“鸡鸣三省”会议召开，也就是说，毛泽东等领导人以“开会”的方式在这里度过了跨年夜。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度过的唯一一个春节，战士们惩恶霸，开粮仓，得到了短暂的休整，当地群众更是把这个春节称为“红军年”。但一片喜庆祥和的背后，党的组织问题、行动方针问题依然严峻，急需解决。那么，“鸡鸣三省”会议，究竟研究决定了哪些重大事情呢？
首先，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明确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使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落到了实处，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第二，会议还讨论和研究了另外两个议题：一是制定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鉴于叙永攻城不利，敌人重兵防守长江，决定暂时放弃遵义会议制定的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部署红军向扎西地区转移，以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二是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问题，为中央苏区以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第三“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中的重要一环，为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石厢子，在这个特别的春天里，党和红军站在新的起点上从此阔步向前，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春天。
后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等把“叙永县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旧址”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川滇黔三家争了几十年的“归属权”，底图一层查清，落回四川。
三、“飞地分析法”作为党史研究方法论的提出
叙永这个案例不是孤例，它揭示的是一个普遍的方法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省际飞地的成因，主要是三条——一是土地私有+跨省买卖：山地、林地、矿地尤甚，一个云南地主可以在四川叙永买一片山，税籍、籍贯全走云南；二是土司、羁縻州残留：改土归流不彻底的边缘带，行政归属历来模糊；三是战乱时期的“寄籍”“侨置”：清末民初军阀割据，一块地今天姓川明天姓滇，文书没跟上。
后果是什么？所有涉及省界交界的党史事件——红军行军路线、会议选址、地下党交通线、游击队活动区——只要卡在1954年勘界以前，回忆录和今天地图就一定有偏差。你不先查飞地，就别想把坐标钉死。我们初步梳理，类似叙永这样的“飞地干扰项”至少还有几类典型场景。比如——1.川黔交界（赤水、习水、古蔺一带）：盐道、烟土道沿线的“插花地”极多；2.滇黔交界（毕节、昭通一线）：威宁、镇雄周边的“川属飞地”“滇属飞地”互相嵌套；3.陕北晋绥交界：红军东征、西征路线的省界描述，也有类似错位现象；4.华南粤桂湘赣交界：朱毛红军早期转战区，飞地问题同样没被系统清理过。我们的判断是——“飞地分析法”应该成为党史基础考证的一道前置工序，排在“核对日记—比对电报—踏勘地形”之前。底图不校准，其余所有功夫都可能做歪。
四、余论
做“鸡鸣三省”会议课题这几年，我们常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代党史工作者的便利，是有GPS、有遥感、有省档案馆里1950年代那批勘界公函；但我们的不便，是太多人已经习惯拿今天的行政区划去“套”八十年前的行军，套不上了就怀疑回忆录、怀疑当事人。周恩来那句话悬了七十多年，不是因为哪位老同志记错了，是因为我们忘了——石厢子西边5公里，1935年还归云南省管辖。飞地分析这套方法，叙永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样本。往后看，川陕、川甘、湘鄂川黔、鄂豫皖这些老区，凡是省界互相嵌套的，都值得用这一方法重新看一遍。党史上的“悬案”恐怕不止“鸡鸣三省”会址这一桩，底图一层一层剥，说不定还能解出几个来。（杨华军同志为此文写作提供了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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