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裹送来那天，哈尔滨下着雪。
我正蹲在面包房后院起炉子，手上沾满了面粉。
邮递员喊了好几声我才听见，他从栅栏缝里递进来一个牛皮纸包，边角磨得发白，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
我撕开口子，一张照片先掉了出来。
照片上，我那个“死了”五年的婆婆蒋玉珍，正站在莫斯科红场边，挽着个年轻男人的胳膊。那个男人，是我前夫王风华。
照片背后有一行字：这是三个月前拍的，我没死。你呢？
我的手一下子僵住了。
再翻，一本黑色笔记本从纸里滑落。
翻开第一页，夹着一张泛黄的出生证明。
母亲那一栏写的，不是我这三十年来叫的那个女人，而是三个俄文字母。
我蹲在地上，手掌撑着一袋面粉，半天没站起来。
01
五年前那个冬天，莫斯科也在下雪。
我挺着七个月的肚子，站在王家别墅的大厅里，地板上泼了一摊热汤。汤是蒋玉珍泼的，碗碎在我脚边，溅起的油星烫得我小腿生疼。
“你还想赖到什么时候？”蒋玉珍坐在沙发上，翘着腿，手里端着茶杯，语气像是在赶一只流浪猫，“你一个没爹没娘的小地方丫头，配得上我儿子吗？”
我没说话，低头看着地上那摊汤。鸡汤的味道混着瓷砖的凉气往上冒，闻着有点恶心。
王风华坐在另一头的沙发上刷手机，屏幕上是个女孩子的照片，笑得很甜。他眼皮都没抬一下，好像这场闹剧跟他没关系。
“风华，你倒是说句话。”蒋玉珍把茶杯往桌上一顿。
王风华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淡，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你回老家住一阵子，等我妈消气了再说。”
消气。这两个字让我明白了。
我在这个家里，就是个出气筒。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大门时，身后传来蒋玉珍的声音：“她那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们王家的还不一定呢。”
门关上了。
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莫斯科零下三十度的天，我穿着一件薄羽绒服，站在别墅外面的雪地里，不知道往哪走。
手机响了，是姐姐郑思雨打来的。
我没接，怕一开口就哭出来。
那个晚上，我在机场候机厅坐了一整夜。
回国机票花了两千块，那是我身上所有的钱。
过了海关，我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攥在手心里。
戒指是王风华求婚时买的，三千块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把它丢进了垃圾桶。
飞机起飞时，我摸了一下肚子。孩子在动，一蹬一蹬的，好像在提醒我，还不能垮。
到哈尔滨那天，养父郑世在火车站接我。
他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白了大半，看见我就笑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他没问我为什么回来，也没问王家的事。
他把我领回家，锅里热着一碗面条，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
姐姐郑思雨晚上赶过来，看见我的肚子，愣了三秒，然后破口大骂：“王风华那个王八蛋，他不是人！我去找他算账！”
“姐。”我拉住她，“别去了。”
“为什么不去？你怀着他们家孩子，他把你赶回来，这算什么事？”
“算了。”我说。
郑思雨看着我，眼圈红了，骂了一句：“你怎么就这么没出息。”
我没回话。不是没出息，是太累了。累到连恨的力气都没有。
镇子不大，我租了一间便宜的房子，一个月两百块。
房里就一张床、一个灶台、一个柜子。
我白天去镇上饭店洗碗，晚上回来缝棉鞋，一双能卖十五块。
龙凤胎是早产，七个半月就出来了。
那天我正在饭店后厨刷盘子，肚子突然疼得站不住。老板娘看我脸色不对，赶紧叫了救护车。送到镇医院时，羊水已经破了。
生第一个时我还能喊出声，生第二个时我连喊的力气都没了。
两个孩子都小，四斤多点儿，像两只小猫崽子。
儿子叫大宝，女儿叫小宝，送到保温箱里住了半个月。
我出院那天，姐姐郑思雨来接我。她看着我瘦了一圈的脸，没说话，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我。
“拿着。”
“这是什么？”
“两万块钱。我把后山那块地卖了。”
“姐——”
“别说了。”她打断我，“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那两个小的想。王家可以不要你，你不能不要你孩子。”
我抱着她，在镇医院门口哭了一场。
那年冬天特别冷，交完取暖费，我卡上只剩下六十三块。
02
孩子半岁时，养父来看我。
他拎着一袋大米，一桶豆油，从镇口走到我租的房子，走了快一个小时。进门时他喘得厉害，坐在凳子上歇了好一阵。
“爸，你以后别走这么远了。”
“不碍事。”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干巴巴的烧饼，“镇上买的，趁热吃。”
我接过烧饼，看见他手上的裂口。那是冬天干农活冻出来的口子，又深又黑，像旱地的裂缝。
“今年地里的收成还行吧？”
“还行。”他说，“你别操我的心，好好带孩子。”
闲了几句，他突然说：“小瑾，你妈当年留给你的那串手链，你还收着没？”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串手链我见过，打我记事起就被养父收在一个铁盒子里，压在柜子底下。手链是银的，串了几颗老珠子，磨得发白，看着不值什么钱。
“收着呢。”我说，“怎么了？”
“没什么。”他顿了顿，“那东西是你亲妈留下的，好好收着。”
“我亲妈到底是什么人？”
他没回答。低着头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我走了，你照顾好自己。”
我看他往外走，追了一句：“爸，你总是话说一半。”
他没回头，出了门。
那天晚上，我把铁盒子从柜子底下翻出来，打开手链看了半天。珠子在灯光下泛着暗光，上面刻着一些细小的花纹，像是字母，又不像汉字。
我不知道这东西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养父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提一件事。
几天后，镇上来了个陌生人。
那天我抱着大宝去卫生院打疫苗，在门口碰上一个中年男人。
他穿着一件皮夹克，操着南方口音，逢人就问“你家有没有老物件”。
他看见我手腕上露出的红绳，凑过来问：“大姐，你这手链哪儿买的？”
我下意识把手缩回去：“祖传的。”
“哦，祖传的。”他笑了笑，眼睛盯着我的手腕，“能不能让我看看？”
“不能。”
我抱着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回到家，我把手链从红绳上解下来，塞回铁盒子，压到柜子最底下。然后又在上面摞了几件旧衣服。
姐姐晚上过来，我跟她说了这事。
“收古玩的？”她把眉毛一挑，“收古玩的跑到咱们这个犄角旮旯来？你信吗？”
“我不信。”
“那就是冲你来的。”郑思雨压低声音，“你那个婆婆不是什么善茬，她要是知道你有东西，指定不会消停。”
我没接话，但心里明白，姐姐说得对。
那阵子，我老做同一个梦。
梦里有个女人，看不清脸，站在雪地里，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她朝我伸出手，说一句俄语，我听不懂，但心里觉得特别难受。
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但我知道，我身上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这个秘密，养父知道一半，我婆婆蒋玉珍大概也知道一点儿。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日子还是要过。孩子一天天长大，钱一天天不够花。
大宝体质弱，三天两头发烧，小宝倒是壮实，但也不是省心的主。
一次大宝发高烧，我半夜抱着他跑去镇医院，急诊大夫说孩子烧到四十度，得住院。
我掏遍口袋，只凑出两百多块。
医院说要先交押金，我说行，我明天取钱。
然后跑回姐姐家借钱。
那天晚上，我抱着孩子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看着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往下淌。大宝烧得迷迷糊糊，嘴里一直喊“妈妈”。
我把他搂在怀里，轻轻拍着他的背。
“妈妈在，妈妈在。”
眼泪掉在孩子的小被子上，我赶紧擦掉。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隔壁床的大姐递过来一个橘子：“姑娘，吃点东西，别把自己熬垮了。”
“谢谢大姐，我不饿。”
“有什么难处就说，别一个人扛着。”
我看着窗外。哈尔滨冬天的天，黑得像锅底。
03
孩子两岁那年的春天，南方口音的男人又来了。
这次他没在街上转悠，直接敲了我的门。
我正在屋里给孩子缝衣服，听见敲门声，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水果，笑得很客气。
我把门打开一条缝：“你找谁？”
“大姐，你还记得我不？去年在卫生院门口见过。”
“记得。你有什么事？”
“我收老物件的。”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我想买个这种珠子，您帮我看看您手上有吗？”
他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颗暗红色的珠子，跟我手链上的珠子一模一样。
我心一沉，脸上没露声色：“没见过。”
“是吗？”他打量着我，“您再想想，这东西值大价钱，一颗能卖好几万。”
好几万。我心里一动，但随即又按住了。
“你找错人了。”
我把门关上了。关门的那一刻，我听见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晚上我跟姐姐说了这事。
“好几万？”郑思雨压低声音，“你那串手链好几颗呢，那得多少钱？”
“姐，你不觉得奇怪吗？他为什么盯上我？”
“你是说……”郑思雨的表情变了，“他是王家派来的？”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总觉得，那串手链不简单。”
“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藏着。看看再说。”
那天晚上，我把铁盒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打开了手链，在灯下仔细端详。
珠子一共七颗，每颗上都刻着细小的花纹。
我仔细看，发现那花纹不是乱刻的，好像是字的变形。
我拿着珠子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这东西，会不会是一把钥匙？
这个念头让我一宿没睡着。
一个月后，养父郑世摔了一跤。
他骑着三轮车去镇上卖菜，下坡时没刹住，连人带车翻进了沟里。送到医院一查，小腿骨折，腰椎也伤着了。
我赶去医院时，他正趴在病床上，看见我就笑：“没事，摔了一跤，养养就好了。”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我嘴上骂着，眼睛却红了，“你这么大岁数了还骑三轮车，你图什么？”
“图不给你们添负担。”他说，“你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我不能再拖累你。”
“你是我爸。”我说，“你从来不是什么拖累。”
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天，出院后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的。我把他接到我那儿住，他死活不肯，说“一个人住习惯了”。我知道他是怕给我添麻烦。
那年秋天，两个孩子都进了镇上幼儿园。
我腾出时间，在一家面包房找了份工，一个月一千八。
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姓刘，手艺好，人也和气。
我跟着她学做面包，揉面、醒面、烤制，慢慢也上手了。
有一天，刘姐跟我说：“小瑾，你手艺学得差不多了，要是想做，姐帮你盘个店。”
我摇摇头：“我没那个本钱。”
“钱可以借，可以攒。”刘姐说，“你总不能一辈子在别人店里打工。”
她说这话时，我正在揉面。面团在我手里翻来覆去，慢慢变得光滑。我看着它，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也许，我真的可以试试。
日子就这样过着。平淡，漫长，一天天挨过去。
我有时候会想起王风华。
不是想他这个人，是想那段时间。
我跟他在莫斯科认识，他在雪地里跟我表白，说他喜欢我。
我以为那是爱情，现在回过头看，那不过是他的习惯——习惯对女人好，习惯骗人。
我当时太年轻。
他给我买了件大衣，我就觉得他不嫌弃我穷。
他带我去了几次高档餐厅，我就觉得他是真心对我。
现在想想，他不过是贪我长得还行，又听话。
临到婆婆不喜欢我，他就把我丢掉了。像丢掉一件用旧的衣服。
我想明白了，就没什么好难受的了。
五年时间，说起来很长。但一天天过下来，也就是两个孩子的哭声、无数个凌晨醒来喂奶的黑夜、银行里永远存不起来的余额。
第三年，我攒了一千块。
第四年，我攒了三千块。
第五年，我存了五千块。刘姐答应，把她的面包房盘一半给我，我可以分一半利润。
我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在小镇上做面包，把孩子拉扯大，攒点养老钱，安安稳稳过完。
直到那个包裹出现在面包房后门的信箱里。
04
包裹是七月初到的。
那天我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哈尔滨的夏天天亮得早，四点来钟东边就泛白了。我提着水桶到后院，准备生炉子烤第一批列巴。
一开门，看见邮递员小张站在栅栏外，手里举着一个牛皮纸包。
“萧姐，你的包裹，莫斯科寄来的。”
我愣了一秒：“莫斯科？”
“对，昨天到的局里，今天给送来了。”他把包裹从栅栏缝递过来，“你签字。”
我接过包裹，在签收单上写了名字。牛皮纸包不大，跟本厚书差不多，边角磨得发白，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沉甸甸的，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
我蹲在后院地上，把包裹放在膝盖上，撕开胶带。
先掉出来的是几张照片。我捡起来一看，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住了。
照片上，蒋玉珍穿着一件驼色大衣，站在莫斯科红场边，头发染黑了，脸上带着笑。她挽着身边一个年轻男人的胳膊，笑得特别灿烂。
那个年轻男人，是我前夫王风华。
我翻到照片背面，上面有几行字，字迹潦草。写着：这是三个月前拍的，我没死。你呢？
我没死。什么意思？谁写的？
我的手开始抖。抖到照片都拿不稳。
我翻开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纸。纸是泛黄的，边角卷起，看着有些年头了。上面是一份出生证明。
我出生时是在莫斯科一家医院。父亲一栏是空的，母亲一栏写着三个俄文字母。
安娜·伊万诺夫娜。
旁边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字：此人之女，有全权继承莫斯科城北苏兹达尔区三处房产及家族古董。钥匙在后。
钥匙。
我翻到最后，果然看到一把老式钥匙，黄铜的，拇指大小，用红绳穿起来。
我蹲在后院地上，手掌撑着一袋面粉。脑子里嗡嗡响，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我那个“死了”五年、在莫斯科呼风唤雨的婆婆蒋玉珍，活得比谁都好。
而那个我一直以为只是个没爹没娘的农村丫头，居然有一个俄罗斯贵族妈妈？
五年前蒋玉珍骂我“配不上”，现在我回过味了。
她怕的根本不是我配不上。
她怕我有朝一日，翻身了。
那天上午我没烤面包。我坐在后院的小马扎上，把包裹里的东西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笔记本里记录着一个人的生平，我亲生母亲的生平。
安娜·伊万诺夫娜，俄罗斯没落贵族后裔，祖上曾在沙皇宫廷做珠宝匠人。
苏联时期，她家产被没收，人也东躲西藏。
后来家族悄悄攒下一批古董，藏在莫斯科城北的老房子里。
安娜嫁给一个中国人，生下了我。
后来男人跑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被人盯上了那批古董。
她害怕，跑到边境，把孩子托付给了一个中国倒爷。
那个倒爷，就是我养父郑世。
笔记本里甚至还夹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皮肤白皙，眼睛深邃，抱着一个婴儿站在雪地里。
婴儿裹在蓝底白花的襁褓里，露出一张红红的小脸。
女人低头看着孩子，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那个婴儿，是我。
那个女人，是我妈。
我把照片贴在胸口，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从小没有妈妈。我喊了三十年“妈”的人，是我养父的媳妇。她在我十岁时就过世了，留给我的只有几张模糊的照片和一个名字。
我从来不知道，我的亲生母亲长什么样。
现在我知道了。她漂亮，有一双灰色的眼睛，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
可她已经不在了。
笔记本里最后几页写着安娜的病历。她三十八岁那年得了癌症，在边境小城的一间出租屋里去世。去世前，她把所有东西收拾好，托人转交给郑世。
郑世守了这个秘密三十年。
三十年。他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过。
那天下午，我收拾好情绪，把那串手链从铁盒子里取出来，跟钥匙放在一起。我看着它们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心里翻涌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不是悲伤。是一种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愤怒和力量。
我本来打算今晚就给养父打电话问清楚。但想了想，还是放下了手机。有些事，得当面问。
05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养父家。
养父住在我老家的老房子里，三间砖房，院子很大。我到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他愣了一下：“这么早过来，孩子呢？”
“送幼儿园了。”我把自行车支在墙边，“爸，我有话问你。”
他看见我的表情，手里的玉米粒停了。放下盆子，他进了屋，坐在炕沿上。我从兜里掏出包裹里的笔记本和照片，递给他。
他看见那本笔记本，脸色一下子白了。
“这东西哪来的？”
“寄来的，莫斯科那边寄的。”我说，“爸，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了。”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有麻雀叫，院子的葡萄架被风吹得沙沙响。
“你妈叫安娜。”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哑，“俄罗斯人，贵族出身，家里有东西。当年她被人盯上了，跑到绥芬河，抱着你，蹲在路边哭。”
“那天我从边境那边回来，路过看见她。她给我跪下了，说：求求你，把我闺女带走。她说有人要杀她，她活不了多久了。她说只要你活着，她藏的东西就都是你的。”
“她把笔记本和手链塞给我，让我一定替她收好。还写了一份遗嘱，按了手印。”
养父说到这里，擤了一把鼻涕：“我带着你回来了，跟她媳妇说你是我捡的。我媳妇那人嘴碎，但我信得过。她到死那天都不知道这事的来龙去脉。”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不敢。”养父低着头，“王家那边一直在查你的底细。蒋玉珍那个女人，心狠手辣。她要是知道你有这笔财产，还能放过你？”
“你当年被赶回来，我其实猜到了。这家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盯上的是你妈留下的东西。”养父抬起头看着我，“可你是我闺女，我不管你穷不穷，你都是我的女儿。我不想你为了几个子儿去跟那家人拼命。”
我看着他，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可你已经拼命了。”我说，“你为了我的孩子，把地都卖了。”
“那是我外孙，我应该的。”
那天我在养父家待了一整天。
他把他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
他说安娜当年把东西藏在莫斯科城北一栋老房子的地窖里，钥匙就在手链上。
他还说，蒋玉珍这些年一直在找那批古董的下落，只是没找到门路。
“你那个婆婆，知道你妈留下的东西，但她不知道具体在哪。”养父说，“她以为你妈只是个普通难民，不知道你妈的家世。”
“那她为什么还要赶我走？”
“因为她想让你走投无路，逼你拿那批东西出来救命。”养父说，“她算盘打得精。但没算到你能撑这么久。”
我坐在炕沿上，看着手链上的七颗珠子。
原来这东西，一直在等我。
离开养父家时，天已经黑了。我骑着自行车往回走，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风吹过来，玉米叶哗啦啦响。我骑得很慢，脑子里转着很多念头。
我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是藏着掖着，还是主动出击？
我想起蒋玉珍那张照片上的笑脸，想起王风华站在门口连眼皮都不抬一下的冷淡。
一股火气从胸口往上窜。
我萧瑾瑜不是没有根。我有妈，有家产，有血缘给我撑腰。
你们不是想要那批古董吗？我偏不让你们找到。
我要让你们，跪在我面前，看着我把钥匙插进锁孔。
第二天，我去了哈尔滨。
找了一家正经的律师事务所，把笔记本和遗嘱拿给律师看。
律师姓李，中年男人，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他翻了翻材料，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萧女士，您母亲的这份遗嘱完全合法。我已经向莫斯科方面发函确认，那三处房产目前登记在您母亲名下，无人继承。根据俄罗斯法律，您作为她唯一的直系后代，拥有全部继承权。”他顿了顿，“不过，您需要本人去莫斯科办理手续。”
“需要多久？”
“顺利的话，一两个月。”
我说行。
我回到镇上，把面包房的事跟刘姐说了。刘姐听完我的事，拍了一下桌子：“去！必须去！你妈拼了命给你留的东西，你不能不去拿！”
“那我走了，店里——”
“店里我顶着。”刘姐说，“你放心去，回来再干都行。这店我给你留着位置。”
那一夜我失眠了。
我看着炕上两个睡得香甜的孩子，心里翻江倒海。
我原本只想安安稳稳过完这一辈子。
可蒋玉珍不让我安稳。
王风华不让我安稳。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让他们安稳。
06
八月中旬，我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出发前，我把孩子托付给姐姐郑思雨和养父。郑思雨拍着胸脯保证：“孩子你放一百个心，我保证他们吃得饱穿得暖，一个病都不会生。”
“姐，辛苦你了。”
“说什么话，一家人。”
大宝和小宝站在机场大厅里，抱着我的腿不撒手。大宝说：“妈妈，你要早点回来。”小宝说：“妈妈，我想吃面包。”
“妈妈回来给你带俄罗斯的列巴。”我在两个孩子脸上各亲了一口，拉着行李箱走进安检口。我不敢回头，怕一走就舍不得走了。
飞机上，我旁边的座位空着。窗外的云层厚厚地铺着，像冬天的雪地。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五年前的事情。
那年的莫斯科，我从来没真正看透过。
我只知道那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别墅，蒋玉珍每天早上去打麻将，午后逛街购物，晚上在家敷面膜。
王风华在公司上班，偶尔回来吃顿饭，也总是低头看手机。
我像一个外人，在那个冷冰冰的别墅里活着。
有一次我偷偷翻王风华的手机，看见他跟一个女人的聊天记录，里面全是暧昧的话。
我质问他，他满不在乎地说是同事。
我把聊天记录给蒋玉珍看，她说：“男人嘛，在外面应酬应酬很正常。你一个做媳妇的，怎么这么小气。”
那一刻我就知道，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个外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是蒋玉珍闺蜜的女儿，叫肖佳莹。
家里有钱，跟王家是世交。
蒋玉珍从一开始就打算让儿子娶她，只是王风华那阵子喜欢我，想玩玩新鲜。
我怀了孩子后，蒋玉珍觉得麻烦来了。她想让我打掉，我没同意。于是她想了个办法——逼我走。
后来我听说，我走后没半年，王风华就跟肖佳莹结婚了。
他们过得好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包裹里那张照片上，蒋玉珍挽着王风华的手臂，笑得特别灿烂。这说明她儿子回来了，还活着。
而且，还在查我的底细。
飞机降落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时，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我拖着行李箱走出航站楼，一股久违的冷风扑面而来。
五年前，我灰溜溜地从这座城市逃走。五年后，我又回来了。
不一样的是，这次我手里，有钥匙。
李律师帮我联系了一个当地律师，叫伊万，三十多岁，中文说得还可以。他在机场接我，把我带到酒店安顿好，递给我一份文件。
“这些是你母亲那三处房产的登记资料。”他说，“那批古董目前存放在一个私人保险柜里，需要你母亲生前留下的钥匙才能打开。”
“钥匙在我手上。”
“很好。那我们先办房产继承，然后去取古董。”伊万顿了顿，“不过有一件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什么？”
“您前夫的家族，最近几个月一直在调查你母亲。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拿到了部分资料，已经找到了几处房产的大概位置。”
我心里一沉：“他们想干什么？”
“如果让他们在你之前拿到那些房产的钥匙，你母亲那批古董，就很难拿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酒店房间里，看着窗外莫斯科的夜景。城市灯火通明，楼下的车辆络绎不绝。而我的脑子里，全是蒋玉珍那张脸。
第二天一早，我跟伊万去了莫斯科城北的苏兹达尔区。
那是一片老城区，街道很窄，两边是些老旧的公寓楼和独栋小别墅。伊万带着我拐进一条巷子，停在了一栋三层小楼前。
楼很旧，外墙的漆脱落了不少，木制的窗户框有些歪，铁门上锈迹斑斑。看起来像几十年没人住过。
“就是这里。”伊万说，“你母亲生前住的房子。”
他拿出钥匙，打开了铁门。门洞里一股霉味扑鼻而来，灰尘在阳光里飞舞。我跟着他走进去，眼睛慢慢适应了昏暗的光线。
客厅不大，摆着老式的沙发和茶几，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雪地里的教堂。
窗户被厚厚的窗帘挡着，透不进多少光。
茶几上放着一个相框，上面的女人，跟我照片里那个女人一模一样。
我拿起相框，手有些抖。
这就是我妈妈住过的房子。她在这里生活过，在这里吃过饭，在这里看过窗外的雪。也许她也曾坐在这张沙发上，抱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背。
我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
伊万在屋里搜查了一圈，从书房的书架后面拖出一个铁皮盒子。盒子不大，上面挂着一把锁。
“这个盒子需要您母亲留下的钥匙才能打开。”
我从包里摸出那把黄铜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拧，锁开了。
铁盒里，是一本房产证和一份古董清单。
07
房产证上写着三处地址。除了眼前这栋小楼，还有两处房产在莫斯科郊外，是两栋别墅。
古董清单则是一张很长的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中俄双语对照。
上面列着几十件东西，有珐琅彩蛋、银制餐具、老式首饰盒、镶宝石的十字架、一幅列宾的油画，还有一些我看不懂名字的老物件。
清单最下面有一行字：上述物品总估价约合人民币一千万元。
一千万。
我盯着那个数字，心跳猛地加快了。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还着账，连几百块都拿不出来。
现在，有人告诉我，我亲生母亲留给了我价值一千万的遗产。
我把铁盒子捧在手里，跟伊万一起走出老楼。
阳光刺眼，我眯着眼看街对面的景色。
什么都变了，好像又什么都没变。
五年前我是一个被人赶出家门、身无分文的孕妇。
五年后，我站在这栋老房子前，手里攥着一条通往财富的钥匙。
回到酒店，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姐姐打电话。
“姐，东西找到了。”我说，“房子和古董都在，值很多钱。”
“真的？”电话那头郑思雨尖叫起来，“多少？”
“一千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就听见郑思雨哭了。
她一边哭一边骂：“你那个妈真不是一般人！你那个婆婆蒋玉珍不是骂你没爹没娘吗？这下让她看看，谁才是没爹没娘！”
“姐，你先别激动。”我说，“这事还没完。王家那边也在查，我得先下手为强。”
“你想怎么做？”
“我要先回去，把古董运回国内。”我说，“东西一旦进了国门，他们想抢也抢不走了。”
“行，你小心点儿。孩子这边有我，你别担心。”
挂断电话，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莫斯科的夜再一次降临。
但我心里，亮了。
就在我准备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出了意外。
那天中午，我跟伊万在酒店餐厅吃饭，讨论过户的事。伊万突然看了一眼手机，脸色变了。
“怎么了？”
“有人在我们之前，去了您母亲那两栋别墅。”
我心里一紧：“谁？”
“不知道，邻居说有一男一女，中国人，昨天下午去的。他们拿着照片，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安娜的人住过。”伊万说，“应该就是你要找的人。”
“他们还问什么了？”
“问那栋房子的钥匙有没有在别人手里。”
我端着咖啡杯的手微微发颤。蒋玉珍和王风华，他们果然追到莫斯科来了。他们知道我在办手续，知道我在查遗产，所以他们也出手了。
“他们现在在哪？”
“不知道。但有可能还在这附近。”
我放下咖啡杯，看着窗外。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偶尔有几个亚洲面孔。我仔细看了一圈，没看到蒋玉珍的影子。
但我能感觉到，她离我不远。
那女人比我多算计五年。她知道我会来莫斯科，她一定在等着我。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蒋玉珍那张笑脸。她在红场边笑得多灿烂啊，好像一切都在她掌握之中。
可她不知道，我手上那把钥匙，已经打开了铁盒子。
而她手里，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一早，我跟伊万去了银行保险柜。那是安娜生前寄存她财产的私人银行。我拿着钥匙和身份证件，在柜员的引导下走进了保险室。
保险柜不大，像个铁抽屉。我把钥匙插进去，转了一圈，拉开了抽屉。
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沓文件，还有一个三层的老式首饰盒。
我打开首饰盒，第一层是几串珍珠项链和银质餐具，第二层是一对珐琅彩蛋，第三层是一些镀金的宗教器物。
每一件都包在绒布里，保存得很好。
我轻手轻脚地拿起一只珐琅彩蛋。蛋壳表面画着精细的教堂图案，在灯下闪闪发光。就算不懂古董的人，也能看出这东西做工不凡。
我小心翼翼地把东西收好，交给伊万打包。
“这批东西，我会通过合法手续运回国内。”伊万说，“您放心，不会有问题。”
“谢了。”
走出银行时，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莫斯科的秋天刚到，天很高，云很淡，偶尔有几只鸽子飞过。
我站在银行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五年了。我终于，从那道阴影里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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