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回来已经好些天了。高原反应带来的头痛和眩晕早已散去，但有些东西一直堵在胸口，沉甸甸的，怎么也散不掉。
我们这次的采访任务是去新疆和田地区和安县、和康县，这两个县是2024年12月才获批设立的，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几个县。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60年前，这里曾是战场；60年后，河南的援疆队伍来了——他们带着技术、带着规划、带着供氧设备，来到了中国海拔最高的县城。他们常挂在嘴边的就是：缺氧不缺精神。。。
但我想记录的不止这些。
一条路，颠覆了我所有的认知
出发前，和康县宣传部副部长蒿鹏飞联系我，说他从和康开车到和田来接我们。出于对拍摄环境的陌生，我提出先见个面聊聊拍摄安排。他婉拒了：张老师，咱们第二天见面再说吧，我到和田都晚上12点了。
我当时心想，12点在新疆也不算晚啊。就没再坚持。
那会儿我完全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600多公里山路，一个人开十个小时，到和田已是深夜。而我轻描淡写地觉得"12点也不算晚"。后来回想起来，这种无知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我们对那片高原的所有想象，都太轻了。
第二天见到鹏飞，他看起来年龄太小了，稚嫩的脸庞上带着两团明显的高原红，像是刚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学生。聊天时才知道，他也是河南老乡，新乡人，作为新疆内招生分到和康，已经两年了。
说话间我无意中瞥见他的手指——指甲是凹陷的，一个个往里扣着，像小勺子。他摆了摆手，笑着说："高原呆久了就会这样。"
语气很淡，像在说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我很难把眼前这个"小孩"和"一个人开十小时险路来接我们"这件事联系在一起。
"咱们出发吧，上山。"他说。
当地人管去和康叫"上山"。从和田到和康，606公里。我惊讶地问："不是才600公里，怎么要那么久"
他没回答，只是笑了笑。很快我就明白了。
双向车道，路窄到多一辆自行车都无法并排行驶。路上基本上都是工程车，双车交汇时，心头总会一紧。时不时有碎石从山壁上滚落，U型大弯连转弯镜都没有，封路一等就是二十分钟起步。
本想在车上眯一会儿，但路况让我全程保持清醒——不是不想睡，是不敢睡。
鹏飞似乎察觉到了我们的不安，一路上反复强调着同一句话："我是四个部门里开车最好的。"我开玩笑说："四个部门不会就你一个人吧？"他笑了笑，没有否认。
更严峻的考验随着海拔的攀升接踵而来。头开始发胀，眼睛像被人从后面按压，心跳不受控制地加速。打开手机一看——海拔已经过了3000米。摄像刘栋上车前还信心满满，笑着说"没问题，拿捏！"到了4000米，他已经开始不停地吸氧，脸上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海拔不是一个数字，是一种有重量的东西，一点一点压在你的胸口、你的太阳穴、你的每一次呼吸上。
“生命禁区”里那些我不知道的事
初到和康，崎岖不平的土路，尘土飞扬，一眼能看到头的小门头房——这是我对和康县的第一印象。
说实话，这条件和河南的乡镇都没法比。
鹏飞说，山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是山下的3倍，缺氧和运输是这个地方要面临的两大难题。连一棵树都很难活下来的地方，你想建一座城，每一块砖、每一袋水泥都得从山下拉上来，翻过那些碎石滚落的山路。
第二天一早，我见到了和康县的县委书记。聊天中得知他是从伊犁来的——伊犁是什么地方？水草丰美、瓜果飘香，是新疆最富庶的地方之一。从那样的地方来到这个高海拔、四处荒凉的县城，我很诧异，
直到我看见他带着全县的干部一起种树，一种就是几千棵。他跟我讲大棚蔬菜，讲亲自搭建的老式水车，满眼都是自豪和骄傲。他说他当过兵——"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敷衍和抱怨。只有提起建设和康时，那双异常坚毅的眼睛。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以为的"政治任务"，对人家来说是使命。他从伊犁来，不是因为被派来，是因为这里需要他。而他的精神也影响着在这的每一个干部。
在和康，"上班"要不停地吸氧。
我见到的每一个援疆干部，眼睛都是红肿的。失眠是常态，吸氧是标配。嘴唇干裂、皮肤粗糙，每个人都带着高原刻下的痕迹。他们的宿舍里有供氧设备，吸氧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问他们：后悔吗？考虑回去吗？
没有一丝犹豫。"不后悔。和那些战士比起来，咱们这算什么？"
他们口中的"战士"，我很快就见到了。
鹏飞带我们去了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康西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
说来惭愧，在去之前，我一直不知道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在新疆打的，也不知道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是在新疆。很多人和我一样，分不清北疆和南疆的区别，北疆是草原、是雪山、是喀纳斯湖的旅游大片；南疆是戈壁、是荒漠、是边境线上的硝烟。我们对新疆的想象，大多停留在北疆的风景里，却不知道南疆的边境线上，有多少人用生命守在那里。
到了康西瓦，一股强大的悲壮和孤独感扑面而来。常年8级左右的大风，刮得人站不稳脚。
115座墓碑，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全部朝着一个方向——胜利沟的方向。那是他们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他们永远守望的方向。
一块一块墓碑看过去，生辰年份集中在1942到1944年之间。如果他们还活着，现在应该是80多岁的老人了，有儿孙绕膝，有人间烟火。但他们永远停在了十八九岁，停在了昆仑山的风里。
康西瓦一共安葬着115位烈士，其中27人来自河南。
鹏飞说来这里没有不哭的。我哭得稀里哗啦，鹏飞在旁边小声说："姐，你可别哭了，缺氧会缺得更厉害。"
从1962到2020，两代河南兵，同一条边境线。而我，站在他们面前，除了眼泪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们跟着援疆干部去了其中一个边境村看望护边员。5200多米，而这还不是海拔最高的边境村。那天从村里回来，摄像刘栋和跟我们一起的援疆干部同时开始上吐下泻，发起高烧。
我第一次意识到——面对大自然，人类多么渺小。很多困难可以克服，但自然环境对人的打击，是无差别的、不讲道理的。你意志再坚定，身体扛不住就是扛不住。高原不跟你谈判，它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让你自己选择是留下还是撤退。
为了刘栋的安全，我让他留在和康休整。
第二天一早，我一个人带着Pocket，继续上路。
只剩我一个
目的地：和安县，平均海拔5400米。比珠峰大本营还高。
沿着219国道再走132公里，空气越来越稀薄，路越来越难走。紧张，害怕，感觉心要跳出来。每一次呼吸都在提醒我：这里离天空很近，离家很远。
在海拔4800米的苦水湖拍摄时，湖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倒映着昆仑山的雪峰。
援疆干部开玩笑说："这景太美了，你说会不会大家觉得我们来旅游了？"
我看着那片湖，心里想：再美的地方，如果失去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你还有心情欣赏这里的美景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在这里、建设这里，有多少人会愿意来？
当地人跟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这里叫生命禁区吗，这里的鸡一年半才长一斤，生的蛋跟鸽子蛋一样大。"
但这里是中国的领土，自古以来都有老百姓居住在这里。
忘记是哪个援疆干部跟我说："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我觉得这里就是。"
有人用生命守在这里，也有人从万里之外赶来，守在这里。
采访中，和安县红柳镇的党委书记苏义军跟我讲起了一个人。
他说，"我没去过河南，我们这地方是全疆海拔最高的县城，现在通过我们这几年的改建，还是人定胜天吧，焦裕禄精神也在鼓励着我们扎根在这地方，不然的话，到这地方四年，也是坚持不下的。"
那一刻我特别感慨。焦裕禄在兰考治沙，他们在昆仑山上扎根。一个在平原，一个在高原，相隔万里，但精神是相通的——都是在最艰苦的地方，干最不容易的事。和康这个地方从1877年左宗棠平定新疆后设下哨卡起，就担负着守护边疆的重任。一百多年过去了，守在这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那股子韧劲从来没变过。
咱们河南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劳的精神，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从1962年河南籍战士在这片土地上流血牺牲，到今天河南援疆干部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建设——60多年过去了，来的还是河南人。从牺牲到建设，从守护到发展，这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但通向的是同一个地方。
我们的视频发出后，一个新疆网友的留言让我深受触动：
"感谢你们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里，知道我们的艰苦，才有人愿意来帮助我们。"
很多人不知道北疆和南疆的区别，不知道边境冲突在新疆，不知道这片土地上有多少人在默默付出。了解历史，才能理解现在——这就是我们来的意义。
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媒体人肩上的责任——不只是记录，是让那些不被看见的坚守被看见，让那些不被听见的声音被听见。如果我们的报道能让多一个人知道和康、知道和安、知道康西瓦，知道在中国海拔最高的县城里有一群人在吸着氧种树、建大棚、修路——那这趟罪就没白受。
返程的路上，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戈壁滩上又刮起了大风，沙子无孔不入。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一直没问鹏飞——从和康开车到和田，10个小时，一个人，一条险路。他累不累，害怕吗？
但我觉得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他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开开心心地上山，健健康康地下山。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难。
致敬，所有在高原上坚守的人。
(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 张霞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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