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卢芹斋传》（法国作者Géraldine Lenain著，2013年4月出版）、百度百科《卢芹斋》词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卢芹斋："文物贩子"还是"艺术使者"》、维基百科《卢芹斋》词条、杨仁恺《国宝沉浮录》及相关历史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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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浙江湖州吴兴区有个叫卢家兜的小村子，全村两百多户，清一色务农为生，没有什么人出过头，也没有什么人走出过这片山水。
就是在这里，一个男孩降生了。
他本名卢焕文。他父亲是个烟鬼赌徒，成天躺在炕上抽大烟，把家里那点薄产败得精光。母亲撑着这个家，撑到油尽灯枯，含恨自尽。父亲没过多久也跟着去了，留下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孤零零站在卢家兜的泥地上，身后是一间破屋，身前是一片茫然。
同村的一位远房堂叔收留了他。
寄人篱下的日子，卢焕文从来没有忘记一件事——要出去。要离开这个地方，去更大的世界。
十五岁那年，他离开卢家兜，步行三十公里，去到南浔。南浔是蚕丝重镇，富商云集，其中有个张家，是当地"四象"之首，家财千万两白银以上。
卢焕文进了张家厨房帮工，洗碗烧火，伺候人。张家二公子张静江身体不好，走路跛足，需要一个贴身伺候的人，便把卢焕文要了过去。
谁也没想到，这个在厨房烧火的少年，多年后会让整个欧美古董圈知道他的名字。
1902年，张静江被派往法国巴黎，担任清廷驻法商务参赞，随行带上了二十二岁的卢焕文。
这是卢焕文第一次出国，也是他命运真正开始转弯的起点。
巴黎的一切让他目不暇接——宽阔的林荫大道，衣着考究的法国人，那些橱窗里陈列的器物，还有来来往往对中国古玩趋之若鹜的西方收藏家。
卢焕文在这座城市里，嗅到了一种他从未闻过的气息，那是机会的气息。
他在张静江的通运公司做学徒，白天学做生意，晚上学法语、英语，把所有空余的时间都压在那些瓷器、字画、青铜器上头，把眼力和知识一点一点磨出来。
1908年，二十八岁的他决定单干。他在巴黎泰布特街成立了自己的"来远公司"，同时改掉了那个带着泥土气的名字，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卢芹斋，洋人则叫他C.T.Loo。
就在这一年，他路过马德兰广场附近一条街，在一家帽子店门口停住了脚步。
店里坐着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名叫奥尔佳。她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意大利人，早年在一户有钱人家做佣人，被男主人诱奸，十九岁便生下了一个女儿——玛丽·罗斯。
那位男主人用这家帽子店把她养着，供她过活。
卢芹斋看着奥尔佳，心里动了。
两年后，1910年12月29日，三十岁的卢芹斋与十五岁的玛丽·罗斯在巴黎办了一场简短的婚礼。
婚礼上笑得最从容的，不是新郎，也不是新娘，而是站在一旁的奥尔佳。
多年后，当玛丽·罗斯已经生下四个女儿，岁月把这个家磨得满是裂缝，那些埋在水面以下的东西，终于一点一点浮了上来。
当真相落地的那一刻，玛丽·罗斯才彻底明白，自己这一生，从那场婚礼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是一个骗局。
【一】从卢家兜到巴黎：一个孤儿用二十年走完的路
卢家兜在1880年是个什么地方？
一个不在任何地图上有名字的村子，两百多户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祖祖辈辈种地，没有人出过省，没有人见过铁路，也没有人能想象黄浦江对岸是什么样的世界。
卢焕文出生在这里，父亲吸鸦片赌钱，把家业败光，母亲在重压之下自尽，父亲没过多久也撒手人寰。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就这样成了孤儿。
远房堂叔把他收了下来。
从那以后，卢焕文学会了两件事：把嘴闭严实，把眼睛放亮。
寄人篱下的孩子，脑子转得比别人快，是被逼出来的本事。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村子里没有出路，也没有留下去的理由，他要走，越早越好，越远越好。
十五岁那年，卢焕文离开了卢家兜，步行走到三十公里外的南浔。南浔是湖州最繁华的地方，因为蚕丝生意，这里聚集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大富豪。
光绪年间，民间有个说法，财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者称曰"象"，而南浔张家，就是"四象"之一。
卢焕文在张家厨房做帮工，洗碗、烧火、端盘子，从最低层做起。张家二公子张静江身体不好，患有骨痛症，走路跛足，右眼几乎失明，需要一个机灵的人贴身伺候。
卢焕文做事利索，脑子灵活，被张静江看中，拨过来当随身仆人。
从厨房到公子身边，这一步看起来只是换了个岗位，实际上却把卢焕文带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张静江这个人，骨子里有一股子反叛的劲，他不甘心做纨绔子弟，成天想着更大的事情。跟在他身边，耳濡目染，卢焕文开了眼界。
1902年，张静江被派往法国巴黎担任清廷驻法商务参赞，他唯一带上的家仆，就是二十二岁的卢焕文。
这是卢焕文这辈子头一次出国，一出去，就再也没有真正回来。
到了巴黎，张静江的父亲出资三十万元，开了一家通运公司，主营茶叶、丝绸、地毯，还有从国内搜罗来的古玩。卢焕文从学徒做起，先跟着张静江的叔叔张石铭和一些法国汉学家学古玩知识，又自己下功夫把法语和英语都学利索了。
张静江腿脚不便，很多生意都交给卢焕文去跑，时间长了，他干脆让卢焕文出任掌铺——放在今天，大约就是总经理的位置。
卢焕文也在这段岁月里把自己改造了一遍。辫子剪了，马褂换了，换上西装三件套，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油光，一扫从前的乡土气，走在巴黎街头，和那些法国生意人没有两样。
1905年，张静江在一艘轮船上结识了孙中山，此后成为终身挚友。从1906年起，张静江多次出资资助孙中山及同盟会，这些钱不少都来自通运公司的古玩业务，而古玩业务的实际操盘人，正是卢焕文。
通运公司的生意给了卢焕文一个巨大的馈赠——他不仅学会了怎么鉴别古玩，更摸清楚了欧洲市场对中国文物的胃口有多大。
一只从山西收来进价十块大洋的宋瓷小白碗，在巴黎能卖到一万美元。这个差价，让卢焕文看到了他这辈子追求的那个"出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面目，出现在眼前。
1908年，张静江决定回国辅佐孙中山，通运公司随之关张。卢焕文没有跟着回去，他要留在法国，继续干这一行。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临走前，张静江把手里的客户联系方式都交给了卢焕文，这份人情，让卢焕文的新生意少走了很多弯路。
单干之后，卢焕文在巴黎泰布特街开了自己的铺子，取名"来远公司"，货自远方来之意。他同时给自己改了名字，从"卢焕文"变成了"卢芹斋"，洋文写作Loo Ching Tsai，日后整个欧美古董圈都叫他C.T.Loo。
改名，开店，这是卢芹斋人生里第三个台阶。
【二】帽子店里的女人：一场让三个人都改变命运的相遇
1908年，卢芹斋在巴黎马德兰广场附近路过一家帽子店，被橱窗吸引，推门走了进去。
店里的女人叫奥尔佳，三十二岁，比卢芹斋大四岁。她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意大利人，是个混血儿。
她年轻时在巴黎一户有钱人家做佣人，被那家男主人诱奸，十九岁便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玛丽·罗斯。那位男主人为了掩人耳目，出钱给奥尔佳开了这家帽子店，让她和女儿有个营生，自己则以"旧情人"的身份继续与奥尔佳维持往来。
奥尔佳在巴黎底层过活，日子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太差。帽子店养得起母女两个人，旧情人偶尔上门，也不来管她们太多，生活就这样不好不坏地撑着。
卢芹斋进店那天，两个人相看，都动了心。
28岁的卢芹斋，这时候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在厨房烧火的少年了。
他穿着体面，谈吐流利，身上带着一股在欧洲混出来的精气神，看起来前途无量。对奥尔佳而言，眼前这个东方男人，和那个给她开帽子店的旧情人不一样，这个人身上有她从未见过的东西。
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卢芹斋与比他大四岁的奥尔佳迅速坠入爱河，如胶似漆。
但是麻烦来了。
奥尔佳那边，旧情人还没断。帽子店是那人给的，日常开销也离不了，奥尔佳不舍得把这条退路砍断。
卢芹斋那边，他在法国是个外来的中国人，身份上要找一个法国当地人正式成家，也是顺理成章的打算。两人你有你的顾虑，我有我的考量，都不愿意彻底撇开对方，又都不愿意把现有的处境打破。
就是在这个两难的关口，奥尔佳想出了一个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办法。
她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十三岁的玛丽·罗斯——推到卢芹斋面前。
奥尔佳的盘算是这样的：自己嫁不成卢芹斋，但女儿可以嫁。女儿嫁过去，她这个当母亲的自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入这个家，以亲属的身份和卢芹斋长久往来，谁也挑不出毛病。帽子店那边的旧情人，也不用舍弃。两头都留着，两头都不耽误。
就这样，奥尔佳撮合起了这桩婚事。
玛丽·罗斯当年十三岁，两年后的1910年12月29日才正式完婚，彼时她十五岁。
对于母亲这番安排背后的真实用意，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女究竟看透了几分，史料没有留下她的只言片语。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她走进了这段婚姻，从此开始了她的后半生。
婚礼当天在巴黎举办，仪式简短，没有大张旗鼓。三十岁的卢芹斋站在新娘旁边，新娘十五岁，岳母奥尔佳也在场，一旁笑着。
这就是这段婚姻的起点。
【三】古董帝国与三角关系：两条线并行的秘密岁月
1910年的婚礼之后，卢芹斋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双轨并行的阶段。
一条轨道是生意，另一条轨道是这个三口之家——卢芹斋、玛丽·罗斯，以及无处不在的奥尔佳。
先说生意这条轨道。
1911年，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数年，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中国政局一片动荡。
故宫的珍藏散落民间，各地大族败落，祖传的器物急着出手，价钱压得极低。北洋政府虽然在1913年和1914年先后颁布了禁止古物出口的法令，但执行力度极为有限，对卢芹斋的生意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卢芹斋紧紧抓住了这个窗口期。
1912至1915年间，他每年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长途跋涉回到中国进货，在北京和上海与人合股开设商号，自己出钱，合伙人在国内鉴定收购，再把货运到巴黎出售。
这其中最重要的合伙人，是上海古董商吴启周。两人联手创立了卢吴公司，总部设在巴黎泰布特街三十四号，在北京、上海、伦敦设有分号。这家公司后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私人古董出口机构。
1915年3月，卢芹斋把目光投向了美国。他判断，一战打乱了欧洲的收藏市场，但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崛起，那边的富人们开始有了花钱买东方艺术品的欲望和实力。他在纽约麦迪逊大道和第五十七街街角开了一家古董店，这里很快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中国古董商铺之一。
卢芹斋不只是卖东西，他更像一个设局的人。他举办展览，出版藏品图录，邀请知名学者为文物做研究背书——他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研究出版了古玉图录，请褚德彝和伯希和编写青铜器图录，这些学术包装让他手里的货物有了更高的来源可信度，也有了更贵的理由。
他还自己发明了"中国巴洛克""古典时期"等在西方听起来很顺耳的分类词汇，把中国文物用西方人能接受的语言框架重新讲述出来。
他的客户名单，几乎是一张20世纪上半叶欧美文化权贵的点名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学院、费城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欧洲的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吉美博物馆；私人藏家里则有洛克菲勒、JP摩根、范德堡家族等人。
自1915年起，卢吴公司向美国出口文物长达三十年，国宝级文物不计其数，仅公司的一个小股东每年可分得银元十几万元，而当年北京琉璃厂一间古玩铺的全年流水也未必有这个数字。
据后来学者的统计，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至少有一半经过卢芹斋的手流转出去。
其中最让国人痛心的，是昭陵六骏里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这两匹石刻战马是唐太宗李世民命人雕凿于昭陵祭坛的，每一块石刻上都有李世民亲题的诗文，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无从估量。
1912年，一位法国商人潜入昭陵意图盗取，被当地村民发现，情急之下将石刻推下山崖，残件被陕西地方政府没收。后来碎片落到了陕西军阀陆建章手中，辗转周折之后被卢芹斋买得，于1916年至1917年间秘密运往美国，以十二万五千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这个成交价在当时打破了文物交易的记录，唐太宗昭陵六骏从此天各一方，中国政府多次讨索，至今未能归还。
除了昭陵二骏，经他手流出的文物还包括：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秦公簋，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山西广胜寺《药师经变图》，现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博物馆的响堂山石佛，现藏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的《帝后礼佛图》，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的河北易县罗汉像，以及宋代《睢阳五老图》，数量之巨，难以逐一列举。
1926年，生意如日中天的卢芹斋在巴黎奥什大街动工建造了一座中式建筑，耗时两年完工，通体朱红，被称为"巴黎红楼"或"彤阁"。这座建筑共五层，内部陈列大量中国文物，一层正厅遍布从中国石窟凿割运来的壁画。
卢芹斋把这里当作文物陈列与商业接待并用的空间，令前来参观的欧洲客人一进门便置身于中国文化的氛围之中，进而勾起购买的欲望。2003年，红楼一层、二层、五层和地下一层被巴黎市政府列为文化遗产，不能随意改建。
这是生意那条轨道，越走越宽，越走越高。
另一条轨道，是这个家里从来没有被外人看清楚的部分。
婚后，玛丽·罗斯成了卢芹斋的妻子，一心操持家务，一年又一年给他生儿女。大女儿莫妮克出生，二女儿丹尼斯出生，三女儿奥尔佳出生——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正是以外祖母的名字命名——四女儿珍妮出生。四个女儿，没有儿子。
卢芹斋对于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在私下场合多次表示自己没有"孩子"。这句话对于那四个在他膝下长大的女儿来说，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没有记录。
而奥尔佳，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家。
她不是偶尔来访的亲戚，不是逢年过节才露面的岳母，她长居在卢芹斋的家里，参与这个家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她以罗斯"监护人"的名义，替女儿在各类文件上代为签字。
她掌握着卢芹斋店铺保险柜的密码，对他商业往来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卢芹斋生意上许多对外往来的文件和合约，甚至都是以奥尔佳的名义签署的。
在留存下来的家庭合照里，奥尔佳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画面里，而卢芹斋总是"恰巧"和奥尔佳站在一起，两人之间的距离，和一对寻常的翁媳并不相同。
那些照片，后来成了最无声的证据。
婚礼结束，岁月开始流淌，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生活在表面上维持着一种家庭该有的模样。但水面之下，从来没有平静过。
卢芹斋一心扑在生意上，玛丽·罗斯打理家务，奥尔佳守着那个谁也没有明说、却谁都心知肚明的位置。一开始，卢芹斋和奥尔佳对玛丽还有所收敛，但到了后来，尤其是玛丽怀孕期间，这种收敛也渐渐放开了。
生活就这样过着，三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各自揣着各自的心事，没有人打破这个沉默的平衡。
玛丽·罗斯看在眼里，一点一点把那些细节往心里搁，从来没有人告诉她真相，她也从来没有人可以问。
就这样年复一年，等她终于看清楚了这一切，等她鼓起勇气开口去问——她发现，这个秘密从来不是秘密，只有她一个人被蒙在鼓里，而在蒙着她的那些人眼里，这件事从头到尾都理所当然……
多年以后，当玛丽·罗斯终于把那句话说出口，换来的答案，让她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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