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上稍微有一点成绩，名就上来了。在90年代初，我发现，所领导可能在有意培养我。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呢?这与当时特殊的背景和一件事有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社会秩序较乱，历史所也如此，领导班子几乎处于半瘫痪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已经退休的林甘泉先生受命于危难之际，重新出来主持历史所工作。那时，甘泉同志已经从领导岗位卸任，然而突发事件的骤然冲击，致使历史所领导班子处于半瘫痪状态。院党组负责同志几次找甘泉同志商量，希望他能再度出山，收拾困难局面。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甘泉同志将个人得失置诸脑后，毅然重新挑起治所重担，历史所又重新走入正轨。在度过这一特殊时期后，历史所重新组建了领导班子，林甘泉先生才正式退出，由李学勤先生出任所长。
这其中的过程曲折，是林甘泉先生事后告诉我的。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我被吸收到国家古籍规划小组参加工作会议。当时国家经济状况远不如现在好，与会人员往往是两人共用一间宾馆客房。一次在香山饭店开会，我恰好与甘泉同志共住一室。两天的朝夕相处，甘泉同志不但给我讲了历史所建所以来艰苦奋斗的历史，讲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道理，讲了从郭老到侯外老一代接一代的优良学风，而且还特别回顾了80年代末，历史所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局面。
90年代初，风波以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感觉所里在有意培养我。一个事情就是我突然承担了一个任务，就是对80年代的“文化热”如何评价的问题。当时所党委就交给我这个任务,说,你把80年代我们国家“文化热”的兴起、发展过程梳理一下,总结一下里边的经验教训,作为一个课题,党委委托你来做。事后我就想,所里可能要培养我了。因为我是做清史的,与这样现实的课题关系不是很密切,加之又不是党员,怎么把这样重要的课题交给我呢。
我为什么讲我和冯天瑜先生是好朋友呢?就是因为这事。提纲写出来后,我还把它寄到武汉大学,请天瑜兄看呢。他也认可。写出提纲后,所党委几位负责人找我,林甘泉先生也在。一位党委书记、一位副所长,还有林先生,他们三位就找我来谈这个提纲。总体是肯定这个提纲,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同时指出还要加深对“文化热”背景的分析。因为那时我的眼光毕竟不高,看不到“文化热”背后还有更大更广阔的背景,包括国际背景,所以还要放开眼界,深入剖析国内国际的背景。本来我都想继续做下去的,也收集补充了更多的材料,但不知何故,过了一段时间,就无声无息了,再不催我了,课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通过这个事,我感觉大概领导可能要培养我了。到了1993年,所党委一位领导同志就来找我谈心,交流思想,让我加入党组织。加入党组织后不久就把我提为副所长了。当时李学勤先生是所长,我就当他的副手。当然,副手不止我一个,还有另外两位。我具体分管科研。所以,我是大概从1993年年底,就开始走上行政岗位。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整段的时间,能像以前那样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工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历史所问题也不少。我说的“问题”不是指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是指各种各样的具体事务。
各种问题都会暴露和出现。我也不会处理，我是真不会做事。所以需要分很多心来学习，学习如何做行政，学习如何进行科研管理和服务。真叫“费力不讨好”啊。
虽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专心从事专业研究，但是我知道不能放弃，也始终没有放弃专业研究。有一次，社科院的一位副院长汝信同志对我说，祖武同志啊，你千万不能忘记你是一个学者，一定要做出第一流的学问来，只有如此，社科院和你们所，才会认可你，你千万不能把学问丢了。这是汝信同志给我讲的，当时他找我谈工作，就趁机给我这样说。我答应说“好”。林甘泉同志也再三给我嘱咐，意思与汝信同志一样。林甘泉先生说，你是专家，是以专家身份进入班子的，你永远都要做专家，否则就失去进入班子的意义了。
1993年我担任副所长，1998年开始任所长。如果说，我任副所长前，稍微有所察觉的话，那么,出任所长则完全是意外。任所长前，没有任何人找过我谈话。按道理，这种任命是要报中组部备案的，至少分管院领导要找我谈话，院里组织部门应该找我谈话，但是都没有。当时我正带领一个由3个人组成的代表团在日本访问。访问回来第三天就接到院党组办公室的通知，说，明天院领导要来所里开全所职工大会，有任命决定，请您务必参加会议。在会上，院领导当众宣布，院党组决定，由陈某某同志任历史所所长。这让我始料未及也大吃一惊。
郭老、陈援老、侯外老都曾担任历史所所长，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的前任李学勤先生是我的师辈，也是著名学者，名气很大，我不能也不敢与他们比。我估计是当时院里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又做了民意调查，才让我担任的。如果没有民意测验，可能就不会让我担任。还有，绝对要有老一辈或者院领导、所领导推荐，而且是有分量的人推荐，院党组才会考虑。
没想到从此一干就是十年，直到2008年，我才卸任所长一职。
无奈的行政兼职
从1993年开始做副所长，到1998年任所长，再到2008年卸任，这15年时间，可能是我最辛苦的时间。从体力消耗，到脑力消耗，整个身体完全透支，学术研究也放缓了，所以我说是“无奈的行政兼职”。
从此以后就相当艰苦，白天在所里处理行政工作。当时所长是李学勤先生。李先生是我的师辈，又是著名学者，事务特别忙，作为他的副手和学生，我要承担很多工作，我也很乐意承担。这些工作费了我很大力气，还做不好，因为我不会做管理工作，以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晚上和周末、节假日就在家读书，做科研工作。哪里都没去，也没有陪老伴看电影、逛公园、进商店，也没有做家务。长期如此，严重超负荷，久而久之，就把身体搞垮了。身体健康年轻时候无所谓，60岁以前还无所谓，60岁以后，各种疾病都来了。1998年以后，我担任所长，全面主持历史所的工作。如果说我以前任副所长时，上面还有书记和所长，可以稍微轻松一下的话，那现在则是独当一面，就更加忙碌。所以，再也没有像90年代中期以前，出那么多的好成果、好论文。
我的很多好的论文都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来的。《学案史》也是1993年完稿的，1994年台湾出版；《学术思辨录》是1990年完稿。当了副所长后，就出不了大书了。《清儒学术拾零》只是我的学术论文分类汇编的，是论文集，不能叫专著。在台湾出的《衰世风雷》,虽然在2000年出版，那也是90年代初的作品，那是我早年写的。
包括后来《乾嘉学派研究》,也是我与年轻学者的文章的汇编，其中收进我的文章也是我早期相关研究成果。真正对学术界有贡献，花了我很多心血，可以传之后世的是《乾嘉学术编年》。兼了行政工作之后，我有分量的文章几乎都在台湾。因为从1992年到2003年，我每年都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既然要参加会议，就要提供学术文章，每次去，你总要有一篇文章。所以，好多文章都是在台湾发表的。
一直到2008年卸任以后，我才又能潜下心来，开始整理自己这一辈子读书的札记，所以才有2011年完稿的《清代学术源流》。这是把我自己几十年来关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和需要关注、解决的一些大问题，系统地提出来了。其实，从《清代学术源流》到《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都是我这几十年读清史的札记。
所以，我的学术研究如果做一个划分的话，那么可以我的行政兼职为一个分水岭。在此以前，是我的学理研究阶段；在此以后，则是我的读书札记整理阶段。
如果按照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路子，也许我的学术研究会走得很远、很深，但因为行政兼职，无可奈何，就只能放缓。结果不但是身体透支，行政工作也没做好。自己没有(行政工作)那个能力啊，也不是做行政管理的料子。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向两任院长，即李铁映同志和陈奎元同志，当面汇报过。我的头脑还清醒，自己是个学人，不是官员。一直到2008年我卸任，才终于可以完全回归学术研究。
当时陈奎元同志任社科院院长。他找我谈话说，祖武同志，我必须让你休息了，你是全院在岗的最后一位65岁的所长啊。如果你再不休息，我就无法跟其他所交代了。因为其他同志可能就会说，为什么他可以做(所长),我们就不能做(所长)了呢?你就放放心心地好好做学问吧。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历史所会继续做好的。所以，2008年我就卸任了。陈奎元同志很抱歉地表示我不能再继续担任所长，但实际上我很感谢他。
问心无愧的行政兼职
行政兼职是上级给我的担子，这个担子虽然把我几乎压垮了，我不胜其任啊。也确实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我的学术研究不得不放缓，但实事求是地讲，是压力、是挑战，也是锻炼、也是成长。这条路，很艰苦地往前走，总算把这条路铺出来了。我个人也受益。受益什么呢?相对于以前，我的眼界开阔了、视野更高了、心胸大了。这个岗位使我得以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所以看得更高、更宽、更远，把握学术问题就能真正贯彻郑老当年教诲我的要注意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的联系，对之有更深切的体会。另外，要解决重大问题的学术勇气也更坚强了。
院党组当初任命我为所长时，我毫无准备，并且要我当场就表态。我就讲了两句话。现在还健在的与我同时代的老人一定还记得很清楚我这两句话。一句话是，谢谢院党组和全所同仁的信任。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读书人，只会读书，不会做事。第二句话就是，既然党组相信我，全体同仁相信我，我往后只能为大家做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把郭老、侯外老他们开创的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传下去。第二件事就是绝不以权谋私。我就讲了这两句话，全场鼓掌。那时历史所的人很多，两百多人，全场鼓掌。我以前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全所同志全体鼓掌这种待遇。我想，这是因为，我心目中想做的这两件事恰好是顺应了大家的期望。因为，那时学风已经开始浮躁了，社会风气也不好了。很多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以权谋私问题已经成了党和国家需要迫切解决的社会问题了。
我是1993年开始任副所长的，当时有下海经商的风潮，很多科研院所都深受冲击。历史所那时不说多，也有好几位很能干、很有前途的科研人员也暗中下了海，去兼营商业去了。我体谅他们的苦，所以也睁只眼闭只眼。后来他们回到所里来继续做科研。人是回来了，心却回不来了，追求回不来了，所以就再也做不出像当年我认识他们时那样的学问了。其中有些已经过世了，有几位还在世。当时社会客观环境、风气对我们的学风建设、队伍建设的冲击太大了。所以，如何把历史所的优良作风坚守住，就成了当务之急。后来有些人说，我们历史所是一块净土，总体来看，历史所还是比较规矩的。除了少数人不能安心外，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坚守学术的。
当时我们坚持不随波逐流。我明确提出，不搞创收，反对创收。我说，我们是学术研究机构，国家是希望我们出第一流的学术成果，国家不希望我们去赚钱。所里的党委书记无可奈何，只有采取把所里多余的房子租了出去的办法，以缓解办公和科研经费的困难。或许这也算创收。但这是不以牺牲学术为代价的创收，学术和学者没有受到影响。我做得最坚决的一是反对创收，二是反对将历史所的图书馆分散，纳入社科院的图书馆。当时社科院要求把各个所的图书都集中到院馆去。我当时明确地给院领导讲，如果你们要收历史所的书，你们就先让我辞职。我说我对不住老一辈这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学科、专业用书啊，这些是成体系的书啊。在我卸任以前，院里总算没有收。现在已经收了。
我不以权谋私，所以这15年，我也问心无愧。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是做副所长之前分给我的。那时，胡绳同志任社科院院长，他得知我比较困难，居住环境会影响我做学问，才特意安排我住进这个房子的。当了行政职务唯一得到的好处是装了一部住宅电话，这也是出于工作需要，其他任何好处都没有。我也不向国家要任何东西。说实在的，我不光对不住我的老伴，也对不住我的孩子。按照一些干部中的坏风气，他们的工作问题，也许我讲一声，在社科院哪个所，或许都会得到妥善安排，但是我没有，没有为他们的工作问题去找人，所以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是失业的。1985年，我们全家才得以在北京团聚。那时我们刚到北京，非常困难，大孩子成长时期，因为我们连三百块钱都拿不出来，所以他的教育受到影响，不能就读高中。孩子也体谅家庭的苦难，说，不要增加父母的苦了，就读了技校。
在此方面，我也要感谢历史所前辈领导和老师，特别是林甘泉先生。林甘泉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前辈、老领导。他数十年如一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因个人利益而向组织伸手。晚年多病，每次到医院，往返数十公里，从不向研究所要车，悄然而来，悄然而去。早在跟从杨向老求学时，我就从杨向老口中得知林甘泉先生。“甘泉同志”,这是杨向老对他的称呼，这四个字，是榜样，是楷模。见贤思齐，作为后辈学生，我理应如此。
我当初说的两件事，应该说，是做到了。但是客观讲，也有很多不足和遗憾。相对来说，我的个性是比较内向、比较保守。性格上的缺陷也影响工作，我也没有去拉关系、找门路这些本事，不仅我自己没有这样去做，我也没有为所里对外的联络去想办法，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所里对外交流，通过加强与各个省市的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以共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等方面，我做得很不够。严格地讲，这是我做的自我批评、解剖。也许我耽误了历史所的发展。
可以告慰的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历史所优良的学风都得以保存，这是第一位的。也没有出大的政治问题，也没有出大的学风败坏的问题。我是很响亮地把“求真务实”作为我们全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提出来。历史所建所五十周年，我主持编的《求真务实五十载》,题目就是我取的。后来建所六十年，他们依然用的是这个题目，《求真务实六十年》,说明这得到大家的认可了。这也是我实践郑老在过世前那次对我的教诲。
行政兼职15年的公务工作，交给历史和后人去评说，我只能说的是我力求问心无愧，就像当初我接受任命时表态的那样，坚决做到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和不以权谋私。
来源：《陈祖武先生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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