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刺杀事件发生后，德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有组织的集会。正如图中下巴伐利亚的迈恩堡（Mainburg）一样，人们纷纷公开表达对这位独裁者的忠诚。
注：本文译自《Zeit Geschichte 2024 Nr 4》P86-P89，由马库斯·罗特（Markus Roth）所著的《»Der Führer lebt, Gott sei es gedankt«》和弗兰克·维尔纳（Frank Werner）编选的《»Nie mehr ein 1918«》。马库斯·罗特现为法兰克福美因河畔弗里茨·鲍尔研究所（Fritz Bauer Institut）科研人员。弗兰克·维尔纳现任《时代·历史（ZEIT Geschichte）》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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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林根再次走在了前列。早在1930年，纳粹党人便已在当地参与执政。1944年7月21日中午，当地民众便聚集起来，举行向“元首”宣誓效忠的集会。许多人想必认为，希特勒能在刺杀中幸存，简直是一个奇迹。
次日，德国劳工阵线负责人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在柏林一家大型工厂发表讲话。尽管战争带来的疲惫感日益加深，他那番慷慨激昂的言辞，恐怕仍道出了大多数德国人的心声：
“无论命运让我们承受什么，我们都会坚持下去。无论未来多么艰难，我们都能战胜一切。我们只向命运祈求一件事，那就是让元首继续与我们同在！”
据说，工厂职工为此热烈鼓掌了数分钟。
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社会情绪。早在7月21日，他便要求各大区长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效忠集会浪潮”。
这些所谓民众“自发的意志表达”，实际上完全由纳粹党组织安排，党员和国防军人员也被要求参加。即便如此，许多地方的参与人数仍超出了预期。各地党务机构陆续收到民众捐款，一些自封的宣传家也纷纷在报纸上献计献策，争相讨论应当如何惩罚这些“叛徒”。
戈培尔后来在日记中总结道，7月20日仿佛成了“我们重新振作的起点”。
这些“民族同胞”究竟如何看待这场刺杀，希特勒的幸存又在他们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波澜，如今已难以确切考证。尽管党卫队保安处多年来一直密切监视德国社会的舆情，但其提交给纳粹领导层的报告并不能等同于可靠的民意调查。不过，仍有迹象表明，这些报告所描绘的社会情绪与现实相去不远。毕竟到了独裁统治的第十二个年头，已经极少有人敢于公开表达怀疑与批评的声音。
刺杀事件发生一周多后，保安处在报告中称，民众普遍如释重负，“与元首的纽带”进一步加深，“对领导层的信任也得到增强”，坚持到底的意志较以往更为强烈。
慕尼黑18岁少女沃尔夫希尔德·冯·克尼希（Wolfhilde von König）的日记表明，保安处的线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准确捕捉到了当时的社会情绪。1944年7月20日，她写道：“元首还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没有他，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必须长久地留在我们身边。元首还活着，感谢上帝！”次日，她又坚定地写道：“我们坚信最终的胜利，坚定地站在他身后。”
并非只有保安处认为，许多民众因希特勒幸存而如释重负。就连黑森州劳巴赫（Laubach）的司法监察员、反对纳粹政权的弗里德里希·克尔纳（Friedrich Kellner）也不得不承认，所谓“天意”拯救了“元首”的说法确实颇有市场。据他所述，一名铁路职员曾声称，希特勒是将带来“最终胜利”的“上帝使者”。人们只需坚定信仰，因为信仰会使人在“内心和外在都变得强大”。
这样的声音并不少见。上西里西亚瓦多维采（Wadowitz）的一名年轻党卫队预备成员埃贡·厄尔魏因（Egon Oelwein）在日记中写道，既然“命运”保全了“元首”，而“布尔什维主义”又已兵临城下，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自己现在必须“奋勇向前”。
这种因希特勒幸存而产生的庆幸之情，绝不仅仅局限于纳粹党的忠实支持者。早在1933年便被解除公职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赫尔曼·施特雷绍（Hermann Stresau）也注意到，就连那些“对纳粹本身并无多少好感”的人，如今也将希特勒视作一位“险些殉难的圣徒”加以崇拜。
不过，若仅以多年宣传的影响和深入人心的“希特勒神话”来解释这种拥护，仍显得过于简单。当时的德国正深陷战争泥潭。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的战败已只是时间问题，但当时的许多人既不愿意，也无法正视这一现实。尽管德国此时正同时在三条战线上苦战，本土城市也夜夜遭受轰炸，但对“最终胜利”的信念依然广泛存在。
在这种背景下，大多数人都将刺杀希特勒的行径视为一种背叛。战俘营的监听记录显示，即使在被俘之后，一些将领依然固守着这种错位的爱国主义。许多平民也抱有同样的看法。
纳粹的宣传机构早已开始利用这种心理，并不断从德国的民族神话中汲取素材。宣传机器一方面鼓吹对“元首”的“尼伯龙根式忠诚”，另一方面又大肆煽动民众对来自东方的“亚洲蛮族”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将这场战争粉饰为一场保卫欧洲的防御战，以此让民众更加紧密地依附于纳粹政权。
与此同时，这种鼓吹“坚持到底”的宣传还带有强烈的反犹主义色彩，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被描绘成受犹太人操控的产物。于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希特勒都被塑造成了拯救德国、使其免受所谓强大的“世界犹太势力”威胁的救星。
此外，社会心理层面的一道障碍，也使得民众难以对刺杀行动予以肯定。乐见独裁者身亡并赞同德国政权更迭，往往意味着必须从根本上否定自己多年来的行为与立场，进而承认自己此前一直站在错误的一边。除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希特勒的反对者，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
弗里德里希·克尔纳正是这极少数多年来一直在心底抵制纳粹政权的人之一。在听到来自“狼穴”的最初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怀疑。早在1939年11月，格奥尔格·埃尔泽（Georg Elser）在慕尼黑刺杀希特勒功败垂成时，克尔纳就曾心生疑虑。如今在他看来，此次刺杀发生的时机及其结果，同样与纳粹宣传机构的算计过于吻合。毕竟，德国的战局早已逆转，而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后，国防军如今在西线更是节节败退。
另一些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则没有这般疑虑。在那几个局势未明、流言四起的数小时内，他们或是兴奋不已，或是竭力压抑着对刺杀成功的期盼。反纳粹人士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如此描述刺杀次日柏林那种极度亢奋的气氛：
“时刻终于到了！眼下还没有人知道确切消息。希特勒受伤了……希特勒死了！有人刺杀了元首……政变、暴力……革命……革命！我们正身处其中。一些人欣喜若狂，另一些人则吓得面无人色。”
不过，无论是纳粹支持者、随波逐流者还是政权反对者，在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这仅仅是少数出身旧式精英且早已声名狼藉之人的举动。这些贵族军官在社会上的支持基础过于薄弱，根本不足以借此引发一场更为广泛的反抗。
在一些人眼中，施陶芬贝格身边的军官不过是一群伪君子。他们长期迎合纳粹政权，并从中获利。弗里德里希·克尔纳将他们的抵抗行动称为一场“胎死腹中的失败”。极端保守的政权批评者弗里德里希·佩尔齐瓦尔·雷克-马莱切文（Friedrich Percyval Reck-Malleczewen）甚至在日记中辱骂他们，称其不过是那个大屠杀凶手手下“一群可怜的马穆鲁克”。
赫尔曼·施特雷绍等另一些人则认为，发动此次行动的只是一群笨拙的外行。他们竟轻率地将希望寄托在一枚并不可靠的炸弹上，而不是直接拔枪击毙这名独裁者。
基于对周围人群的长期细致观察，以及对过去多年来纳粹宣传影响的深刻认知，施特雷绍与弗里德里希·克尔纳反而带着几分无奈，对希特勒在刺杀中幸存感到庆幸。1918年之后，右翼反共和势力一再鼓吹“背后捅刀”的神话，最终使其成为年轻的魏玛共和国所背负的沉重包袱。两人对这一神话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依然记忆犹新。
这两位记录者均认为，在纳粹政权覆灭之后，绝不能让类似的神话重演。施特雷绍写道，希特勒理应“亲自喝完自己熬制的这锅汤”；克尔纳则在日记中写道，必须让“后世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
身在德累斯顿的维克托·克莱姆佩勒（Victor Klemperer）作为一名终日为性命担忧的受迫害犹太人，依然无法彻底放弃希望。他和妻子不禁回想起1939年11月埃尔泽刺杀希特勒的事件。如今他们暗自猜测，这次新的刺杀行动是否也会很快被人遗忘，抑或它真的将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决不能再有一个1918年” - 从愤恨、震怒到失望： 德军士兵如何在战地家书中评述1944年7月20日事件
1944年7月20日，库尔特·马洛（Kurt Marlow）中士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道：
“刚刚传来有人刺杀元首的消息，你对此怎么看？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没过多久，部队便拉响了警报，这意味着任何士兵均不得离开营区。所有人员必须立刻离开电影院、餐馆和街道，返回驻地。我现在紧张得犹如一张拉满的弓，不知道此事是否会引发更大的动荡。”
1944年7月21日，上等豁免兵W. H.写道：
“我们刚刚听说，元首将在几分钟后发表讲话。你怎么看待这场针对元首的卑劣阴谋？若是刺杀得逞，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感谢上帝，这一次总算是有惊无险。真没想到，竟会有人做出如此卑鄙的行径。”
1944年7月21日，上等豁免兵阿道夫·K.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道：
“昨天，我们从广播中得知，有人对我们无比敬爱的元首实施了罪恶的刺杀。所幸天意庇佑，我们的元首安然无恙。”
1944年7月21日，B.中尉写道：
“一想到竟有德国军官甘愿参与此等行径，便令人不寒而栗。1918年，是海军士兵发动了革命；而这一次，企图故伎重演的却是后备军军官。但无论如何，决不能再出现一个1918年。野战军上下，从最高将领到列兵，依然一如既往地效忠元首…… 我很庆幸自己此刻身处前线。倘若留在国内，今天恐怕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1944年7月23日，彼得·G.中尉写道：
“前天，我们怀着无比震惊的心情，得知有人对元首实施了卑劣的刺杀。夜间，当我们亲耳听到元首宣布，犯下此等无耻恶行的竟然是一些将领时，我们的 上校双眼含泪。我从未见过他那副模样！你说，谁能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当然，干出这等行径的，正是那些因怯懦或其他不负责任的劣根性而被元首解职的畜生。如今，将这伙人彻底铲除，想必绝非难事。”
1944年7月23日，士兵霍斯特·伯姆（Horst Boehm）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
“我们也是偶然间才得知元首遇刺的消息。一名从 野战医院归来的人向我们讲述了此事。感谢上帝，凶手的行刺未能得逞。”
1944年7月24日，京特·沃尔夫（Günter Wolf）下士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元首遇刺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时，自然犹如一颗炸弹般引发了巨大震动。无论一个人对国社主义抱持何种看法，那终归是个人内心信念的问题。然而，当整个民族正在汇聚最后的力量，力图争取决定性胜利之际，竟有人偏偏选择这个对全体国民而言最为危急的时刻，妄图除掉国家元首。 这无疑是对整个民族犯下的罪行，是真正从背后捅来的一刀！”
1944年7月26日，豁免兵H. R.写道：
“参与刺杀元首的将领们十分清楚，主动更迭政府已是势在必行，因为这场战争对我们德国人而言已毫无希望。因此，倘若希特勒、 戈林与戈培尔这三位先生下台，对整个欧洲而言都将是一种解脱。”
1944年8月4日，士兵O. M.写道：
“你在信中提及了刺杀元首之事。……只可惜那些先生运气不佳。否则，今日恐怕早已实现停战，我们也早就摆脱这个烂摊子了。”
1944年8月6日，H. S.准中士写道：
“这里的庄园属于一名 普鲁士容克。像他这样的人，早该与那些刺杀元首的人一同受到严惩。那是一群毫无品格、腐化堕落的权贵。倘若我是元首，早就将他们统统送往另一个世界了。除了极少数例外，所谓高贵的贵族阶层也不过如此。 不过我想，这一次针对这些先生的清算必定会进行得十分彻底。倘若刺杀得逞，局势会混乱到何种地步，简直难以想象。东线发生的背叛已让我们初见其恶果，我们为此付出了许多战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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